79年北京机场备受争议的裸体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诞生zt

香港商人霍英东生前每次到北京，都先要去首都机场看看一幅壁画，那幅壁画上画着3位裸女，如果画还在，他才放心，说明可以投资内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没有变。

这幅带给霍英东踏实感的壁画叫《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作者是袁运生。当年他从云南写生回来，受到傣族开放自由的状态启发，在壁画上创作了三个裸女沐浴的形象。

改革开放，不只是经济领域，在文学、思想、艺术等领域，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世界的艺术交流，也愈加频繁。

越来越多的西方画展引进中国，而中国画家也走出国门，袁运生自己也赴美交流讲学，受邀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创作大型丝织壁挂《人类的预言》，为香港城市大学创作壁画《夫子琴思》、《万户飞天》，促进了艺术中西方的交流，形成一种对艺术自由创作探讨的新的思潮。

袁运生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航站楼三层的一家餐厅里，旅人裹着大衣匆匆走过，没有人驻足，注意到墙上那幅壁画。壁画的五分之一已被吊顶遮挡，东南一角有些许脱落，呈点状斑驳。在烟熏中，东面的主体部分色彩已经日益暗淡，反而衬托着东南面的三个沐浴裸体形象色彩鲜明亮丽。

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今看起来是如此稀疏平常的人体艺术，当年却备受争议，甚至惊动了国家领导人。这幅高3.4米，长27米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邓小平亲自给过意见，李先念点评过。

归来

1978年，袁运生终于回来了。他兴奋地背着一米宽的画板，画板里夹着很多画，还拎着两个大包，里面全是白描稿，那是他在云南写生的成果，也是后来机场壁画的灵感来源。

此前，他饱受政治运动的困扰，1962年，他被分配到长春工人文化宫画宣传画。1976年，袁运生摘掉了右派帽子，拿着朋友费正给自己的300块钱到云南写生。

这时候，中国的艺术氛围正在发生变化。1979年3月，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十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美术家协会正式恢复工作，并呼吁为著名画家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江丰等人恢复名誉，在会议上倡导艺术民主，人们开始看到希望，美术创作一点点解禁。

袁运生在云南的写生白描画引起了美术界的注意。1978年，他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受邀参加机场壁画创作。这是1949年后，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有关部门对此非常重视，连画画的丙烯颜料都是法国进口的，颜料画完后，还特意派专机带两个学生到上海购买。画家们集体住在首都机场四层宾馆，和飞行员吃一样的伙食，每天早上6点一辆大巴就会把他们拉到机场创作，从早到晚。

袁运生邀请了费正、连维云两位画家一起参与创作，还有三个刚考上大学壁画系的学生作为实习生，每天有用不完的创作欲望，夏天晚上，蚊子特别多，他们就用橡皮筋把衣服袖子和裤脚扎起来接着画。

“都是踢里秃噜的，邋里邋遢的，也不讲究。那会也没什么好衣服，因为国外的一些时装还没进来，老师学生都没钱，也没有精力去享受这些东西，是个物质非常匮乏，但是精神都特别亢奋的时代。精神上都解放了，人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袁野说。他是袁运生的儿子，当年才12岁，据他回忆，每天父亲带着一身颜料回家，也不休息，铺开画纸接着画。

“袁先生画兴奋了，经常半夜三点咚咚地敲门，喊我们一起去看画。”当年的学生韩眉伦说。另一位学生耿旭则记得，袁总是抓紧一切时间画画，“他认为嗑瓜子就是浪费生命”。

就这样，这幅壁画从春天画到了秋天，韩眉伦负责画裙子的部分，几乎所有部分都已完工，她发现壁画东南面两个女孩的裙子还没有画上，于是追问袁运生打算画什么样的裙子，她去找图案，袁运生笑而不语。

韩眉伦回忆道，当时就觉得，“袁先生在酝酿一件大事”。

解禁

1978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机场大楼清场，所有人都去开竣工大会，开会开到一半，韩眉伦发现袁运生正在扯她的衣角，小声说“走，走”，学生耿旭和曾小俊见此也悄悄跟上。

“我问袁先生怎么没叫费老师和连老师，袁先生说，就别叫他们俩，我一个人来承担这件事。我就知道他可能要画裸体了。”韩眉伦说。

“因为人多，传言就多，事就多。我就想大家都走了，我一个人跑去把那个画了，因为这个事情在当时比较敏感。”袁运生回忆道。当时机场大楼门都锁着，袁运生带着学生绕过机场大楼找到一个两米高的窗户，沿着脚手架跳了进去。

整个机场候机大厅就只有他们三个人，韩眉伦至今觉得那是最精彩的一次观摩，”袁先生现场画，一笔没改，飞快地画完了，就半小时，我们都屏住呼吸。”

为了这半个小时，袁运生想了很久。“（画之前）我没有和谁商量，”袁运生说，他觉得中国艺术，必须要过人体这一关，尤其是公共建筑，“不然中国永远觉得好像画人体就是件不得了的事情，老迈不出去这一步。”

虽然中国已改革开放，但那仍是一个“谈性色变”的年代，别说裸体壁画，即使画人体模特都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