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组织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8月4日,教育部把座谈会有关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送至国务院。报告随附的,还有《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据权威史料记载,关于“招生办法”,这份《意见》维持了“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即“高招十六字方针”这一“文革”时期的产物。
1977年7月中共10届3中全会决定邓小平复出。复出后的邓主管科学文教。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主持的全国科教座谈会开幕。根据中国科学院保存的会议记录(当时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研的主管部门,履行国家科委职能):8月5日,武汉大学代表查全性提出: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教育部长刘西尧表示,1977年招生计划已经定了,“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这说明当时的计划1977年还是推荐制。但是,科学院副院长李昌以及其他科教界人士认为,应该早改,否则又收一届质量不好的学生。邓在会议当场决定,推迟当年招生,改推荐为高考。
科学院从事历史研究的王扬宗先生对此事的评论比较公允:
1. 那时恢复高考是大势所趋,即使没有科教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及时拍板,高考制度也将于1978年恢复。小平同志拍板使高考提前半年恢复。有的人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上大学机会,未免过分夸大了个人的作用。
2. 高考恢复的决策毫无疑问还需要中央更高领导人同意批准,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等领导同志的作用不应忽视。但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及时拍板,科学教育界的拨乱反正可能不会那么及时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