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女王萍姐zt

前几天，美国总统的新想法打乱了一部分人的赴美计划，在美国有着150年历史的“落地国籍”政策可能被取消。这意味着，他国公民即便是在美国生的娃，孩子也不再是美国公民了。此消息一出，火热的中国移民生意又被泼了一次冷水。

这其实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意识到偷渡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个来自中国的中年妇女凭一己之力，几乎成功地将半个福建盛美村挪到了美国纽约。她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偷渡贸易操纵者，唐人街上名副其实的“偷渡女皇”。

变故发生在25年前的一个夜晚。当时，她的偷渡货轮直接冲上了纽约的海滩，上面的人，穿着破烂的西装和内衣，或者把衣服脱了装进塑料袋。

随船而来的，是276位来自中国的偷渡者，和10具皮肤发紫的尸体。

 

1993年6月6日早上，一个叫翁玉辉的福建男人，匆匆走进纽约东百老汇47号的“新香港百货商店”。他要见商店里正在看电视的中年女人。

在唐人街，人们叫这个女人“萍姐”，她是华人世界的“偷渡女皇”。

这一天的凌晨2点，一艘名叫“金色冒险号”的货船冲上了24公里外的洛克威海滩。

此时，萍姐的电视屏幕里，搁浅的货船正随着上涨的潮水缓缓摇晃着。萍姐告诉翁玉辉：“你应该出去躲一段时间。”

“金色冒险号”是一艘45米长的货轮，当它冲上海滩后，在狭小的货舱里待了半年多的286名偷渡客，都挤上了甲板。他们面黄肌瘦，惊慌失措，不断有人从离水面6米高的甲板边缘跃下，没入漆黑的海水中。

夜晚的海水只有11度，有人在跳水时受了伤，但还是拼命朝岸上游着。

这个夜晚，有10人死在了前往纽约唐人街的最后一段旅途上。

 

作为80年代全世界最大的偷渡贸易操纵者，“金色冒险号”只是萍姐众多生意中不起眼的一个。此时的她，已经整合并控制了绝大多数的中美偷渡网络，收取高额费用将中国人运到美国。

萍姐几乎将她的老家福建省盛美村一半的人，送到了美国纽约。

萍姐看完新闻，抱怨起自己近来运气不佳。

船上有30个偷渡客属于翁玉辉，2人属于萍姐。

但她还不知道，这艘船上她仅有的2名乘客，有一名已经死了。

而这场她参与组织并提供资金的偷渡，成为了美国近代史上最大的非法移民事件。

萍姐本名郑翠萍，她成为“偷渡女皇”的起点，是位于喜士打街145B的廉价百货商店。与美国其他地方不同，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看起来更像香港街头，这家百货商店的白底黑字招牌，就隐藏在随处可见的中文招牌中。

“德信百货”是萍姐在美国打拼出来的的第一家店。这家店门面不大，透过橱窗里摆着的各种服装和杂物，那些说着闽南方言的行人就能看见萍姐。

她不高，眼睛宽长，脸庞圆润，留着齐肩短发，穿着一身廉价且实用的服装，看起来和街上的其他福建女人没什么区别。和这附近的很多人一样，她来自福建福州的盛美村。

萍姐没上过几年学，也不怎会说英语。这家店开了很久，她在里头卖衣服和廉价日用品。当有车子来送货的时候，她会出门将货物拖进店。

萍姐不仅是这家不起眼的商店的主人，她还是这条街上最受尊重的人。某种意义上，她和“德信百货”，是整个唐人街的心脏。

 

德信百货店

闲暇时，很多在唐人街打工的福建人会聚集在这里，除了购物，他们会聊天叙旧和讨论一些简单的社区决策。

萍姐负责主持，平日里她穿着围裙坐在柜台后，像个贴心的母亲一样建议福建来的乡亲们要好好学英语，努力挣钱。她经常对年轻人絮叨：“到了美国，结婚生子，好好过日子。”

对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来说，美国生活并不像之前想象的美好，而是充满困难和挑战。

“德信百货”对他们来说，就像另一个家，或是聚集亲人的祠堂。每当遇上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找萍姐，而她也总是乐于提供帮助。

有的夫妻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料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萍姐便借着每年去香港进货的时间，顺手把这些拥有绿卡的孩子捎回中国，交给留守在福建村子里的长辈照顾。到后期，有的村庄里只有老人，和全是美国国籍的小孩子。

在金钱方面她也从不计较，有个人曾因为受伤被开除，雇主没赔偿。收到求助后，平日里节俭的萍姐直接借了他2000美元，说等有条件了再还。

虽然这笔钱最终并没有还清，但并不影响萍姐继续帮助其他人。

“我是免费帮忙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少有熟人，这是很困难的。”她说。

萍姐很能理解为生活奋斗的艰辛，她的早年经历和周围很多人一样——出生在福建，然后离开，来到美国。

她出生在1949年的1月9日。作为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她的童年除了干活就是挨饿。几年后，一场意外中止了她的高中学业，让她成了一个“老三届”。

在浩荡的文革运动中，她很快穿上了戴着红袖章的绿色军装，领导着一批同龄人，卷入滚滚洪流。

和村里很多人一样，萍姐从小就对“去美国”有着非凡的渴望。

萍姐的父亲便是一个实践的典型。他作为一名远洋货轮海员，随船来到了纽约的港口，趁着靠岸卸货时的混乱，从甲板上跃下，融入了说着中文的唐人街。

13年的时间里，他定时往家里寄去写着“我过得很好”的书信和一笔笔巨款。这在童年的萍姐心中形成了对美国的美好幻想。

后来的日子，她嫁给了隔壁村的张亦德，和这个木讷的小伙子生了一个女儿并移居香港。

在那里，她开了一家服装厂，对岸就是深圳海关。她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但依旧没有改变对美国的渴望。

1981年，一对美国老夫妇旅游时进入了萍姐的店，他们同意将萍姐以保姆的身份带到美国，帮她实现“美国梦”。

6月，萍姐走进了美国驻港领事馆，申请签证。

她用贫瘠的英语词汇向面试官解释，自己为何放弃在香港的美好生活，她说：“我还年轻时，我就知道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人也可以很好地生活下去。”

“我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保姆。”随后她补充道，希望有一天能带孩子去美国，“为了孩子们的未来，我愿意做一个保姆”。

1981年11月17日，拿着工作签证的郑翠萍从香港飞往美国。她没去当保姆，而是和父亲一样，来到了纽约唐人街。

 

俯瞰唐人街

这里的日子不如想象中美好，最初，郑翠萍和很多同乡一起摆地摊，卖杂货，打零工。

他们住着香港鸽子笼般的房子。唐人街华人黑帮横行，动不动就拿着枪上门收保护费。

就像她说的那样：“小时候过的是苦日子，穷日子，来美国后，过的是提心吊胆的日子。”

1982年，她以每月1000美元的租金在喜士打街145B租下了一个狭小的门面，也就是后来的“德信百货”。

萍姐的同乡们，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有着非一般的敏感。80年代，大洋彼岸政策放宽的消息，总会在第一时间传回福建。

大批移民从中国福建出发，横跨大洋涌入纽约唐人街，这里甚至因此有了新的称呼，“小福州”。

这时的萍姐已经在唐人街立足，她将家人都顺利接来了美国。这之后，开始有亲戚朋友托人打听，想让她帮忙把人带过去。

萍姐都答应了。

但她有两个条件：一是每次的偷渡人数不超过10个。每到一个地点就交由当地人负责，萍姐只在最后一站接应，将人带到她的德信百货店；

二是偷渡客必须预付2000美元的定金，如果活着到达美国，再交1万6千美元余款。

金色冒险号搁浅后，向萍姐求助的翁玉辉，就是以这样的条件，通过萍姐偷渡到了美国。

翁玉辉家境贫寒，而当时村子里留守的女人们，不少都手握大量美元现金，被村里人用羡慕的语气称为“万八嫂”。

据说那时美国一个月的工资就等于福建农民一年的收入。

在29岁那年，翁玉辉决定离开福建，去美国赚钱。但首先他要找到一个能将他偷渡出去的人，也就是“蛇头”。

那时候在福建做蛇头的人不多，他通过萍姐的老师，成为了萍姐的早期客户。

按照萍姐的指示，翁玉辉拿着一封信走进了福州市公安局，写信的人自称是他的远亲，让翁玉辉去危地马拉探亲。

他的出境申请被批准，成功拿到了护照。

几周后，在深圳，一个矮个子福建女人来到他面前，是萍姐的妹妹。

萍姐妹妹领着翁玉辉和其他福建老乡一起穿越边境线，来到了对岸的香港。

她给他们进行了一次从头到脚的大改造，翁玉辉穿上了干净整洁的西装，头发被精心修剪，还戴上了一只手表，他看着像是个准备出国洽谈生意的商人。

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当降落在危地马拉后，刚刚还西装革履的翁玉辉，转身就被塞进汽车后备箱，穿越墨西哥，行驶3千多公里，前往美国。

翁玉辉抵达美国后，郑翠萍已经变成人们口口相传的“萍姐”了。越来越多的福建人，将她视为帮助自己改变命运的“活菩萨”。

 

随着生意的扩大，偷渡路线和策略发生了调整，人们大多被安排从云南的昆明出境，穿过由坤沙统治的金三角，进入泰国。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步，蛇头买通泰国负责检查护照的官员，让这些持着假护照的人可以轻松登上飞机。

当他们降落在纽约，会先躲进厕所撕毁护照和签证，然后声称自己要寻求庇护。移民局在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很难把他们送回中国。

“世界各地都有华人。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来自中国？”当年负责庇护事务的官员说。

到20世纪中叶，中美之间的偷渡产业，规模高达30多亿美元。

美国政府统计，60年代的美国还只有23万中国人，但到90年代，这一数字已到达160万。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来自福建。

对于这些偷渡客而言，德信百货店象征着一段跨国旅程的结束，也是一段艰难新生活的开始。

扑面而来的生存压力淹没了刚到纽约的激动，为了来到美国，他们掏光了家里的存款，身负巨额债务，很多人完全不会英文，且没有一技之长，非法身份又无法找到正式工作。

因此，蛇头的售后服务显得格外关键。

萍姐会在德信百货店里给刚到的人提供贷款服务，虽然有高达30%的利息，但萍姐不像其他黑社会一样用武力逼债，加上良好的口碑，大家情愿找她借钱。

她会给人推荐工作，刚到唐人街的翁玉辉，去了萍姐叔叔的外卖餐厅打工，他几乎从早做到晚，以偿还欠下的偷渡费用。

除了还债，翁玉辉还能攒下一笔钱寄给家人。然而他和大多数偷渡客一样，没有合法身份和银行账号。就算有，当时官方汇款渠道的汇率和速度也令人心烦。

德信百货店因此开展了另一项受欢迎的业务。当有人要将工资寄回福建时，他可以将钱带到店里，交给萍姐，换取一串密码。

一天之内，会有人骑着摩托出现在位于福建的收款人门口，核对完密码，从箱子里拿出一摞美元现金。

当然，钱并没有真正流动，萍姐在中美两地都有存款。这些钱来自她发放的高达30%利息的高利贷、3%汇款佣金、1万8千美元的偷渡收费，萍姐每年要从美国汇钱回中国的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

1990年到1995年，福建的外汇从3.7亿涨到了41亿美元，至于实际进入福建的外汇数额，没有人能完全统计出来。

失去大量客户的中国银行，不得不在福建乡下的土墙粉刷上显眼的大字，提示村里人不要相信非法汇款。

但成效不大，萍姐几乎垄断了福州一带的中美汇款业务。

1990年，萍姐花费300万美元买下了东百老汇47号一栋五层高的砖房，一层被装修成名为“榕信酒楼”的餐厅，二层则是加大版的德信百货店——新香港百货。

在这条街道的对面，是中国银行纽约华埠分部。

偷渡及衍生产业带来的高利润吸引了越来愈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之中。

1989年1月，美国尼亚加拉的法医正忙着解冻一块巨大的冰。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冰融化，露出里头的女尸。直到内脏彻底解冻，法医才能进行尸检。

这是一个丰满的亚洲女人，长着胖乎乎的脸颊，和厚厚的嘴唇，一头黑发缠着她的头。她穿了件粗糙的灰色冬衣和羊毛裤。肚子因为解冻而有些胀，右臂弯曲，食指伸展，仿佛临死前一直在指着什么东西。

尸体是在尼亚加拉河被发现的，警官们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廉价的充气木筏，他们还从行李中找到一袋小女孩的衣服，显然，女人不是木筏上唯一的乘客。

他们很快想起件事，两天前的元旦，尼亚加拉瀑布的边境巡逻队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问他们是否扣留了一名6岁的女孩。他们说没有。不久后一名律师又打来电话，说客户有一个6岁的侄女试图乘船穿过尼亚加拉河，船上应该还有三个大人陪伴。

经过证据的比对后，警方确认，这具尸体的确是护送三个大人中的一个。但是至今，消失的另外三具尸体却没有下落。

1月3日，FBI就此发起了一项调查。几天后，一名线人透露了一个可能和这事情有关的人的名字，张亦德——萍姐的丈夫，那个木讷的男人。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比美国更宽松，因为香港居民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去加拿大，这成了萍姐除危地马拉——墨西哥——美国之外的，另一个条渡路线。

一名负责在岸边接驳乘客的司机被找到。他每周在河边接送2次乘客，入秋以来，已经送了14次。人数太多，他为此租了一辆货车。

他把人从河边送到600多公里外的唐人街，而张亦德负责接这些乘客进入德信百货。

张亦德把偷渡客称为“客户”，会礼貌地询问他们对偷渡旅途的感受。到达德信百货店门口，他会帮忙拿行李，像个侍从一样把手提箱从车子里推到人行道上。

1984年和1986年，张亦德因两次试图携带大量没有申报的美元现金入境。1989年他因此被捕。

调查人员很难给他取指纹，因为他的指尖布满伤疤。而且在探员看来，张亦德总是有点迟钝，绝对不可能是行动背后的大脑。

“他可能入赘了一个走私家庭，”FBI探员说。

显然指的是萍姐。

第二年开春，警方发现一名运送偷渡客的司机，移民局没有打草惊蛇，只是跟踪。

他们在机场的一排公用电话旁等着，不一会儿，一位中国妇女走到司机跟前。

是萍姐。

她看上去有些不耐烦，身边站着四个中国人：一个男人，一个男孩，一个孕妇和一个穿着棕色皮夹克的十几岁的女孩。

“这四个人都要走吗？”司机问。

“不。”萍姐留下身旁的女孩，那个是她的女儿。

接着，萍姐把340美元现金夹进一张报纸，递给司机，之后就和女儿离开了。

几个月后，FBI带着逮捕令，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萍姐。

这个只有高中文化的中国女人，第一次与美国的司法机关交锋。

被捕后，萍姐迅速交齐2.5万美元保释金，并请了当地收费最高的律师来做辩护。

FBI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几乎不会说英语的中国人，能如此迅速地联系上一位知名律师。在FBI眼里，萍姐是否是“偷渡女王”可能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萍姐与纽约华人黑帮之间的关系，才是他们最想利用的。

法官判了萍姐6个月的刑期，萍姐认罪，并自愿给FBI提供信息，以换取宽大处理。

她将自己两套公寓的地址告知了警方，当移民局闯入屋子时，他们在里头发现了60名没有任何证件的中国偷渡客。

6个月后，萍姐出狱。FBI派出一名叫李皮特的年轻广东裔探员和萍姐保持联系，以及时获取信息。

李皮特是个年轻的菜鸟，在香港出生，10岁移民美国。

他会带着印有唐人街各个黑帮成员照片的相册，走进东百老汇47号的二楼。李皮特会摊开相册，让萍姐细细翻阅，并告诉他关于这些人的细节。

萍姐非常合作，向FBI提供了不少线索，都是自己竞争对手的信息。

他俩很能聊得开，萍姐也很喜欢李皮特。当萍姐的大女儿结婚时，还曾邀请李皮特参加婚礼。

这段亲密关系一直保持，直到李皮特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停止再和郑翠萍接触。

“去美国”的风潮持续不断地卷席着整个福建。曾有报道说：“这一地区正处于疯狂之中。农民放下工具，学生丢掉书本，工人们辞掉工作，所有人都在谈论着去美国。”

然而，蛇头的好日子到头了。

美国政府在泰国机场安排了大量专家，专门检查不合法或伪造的签证。几乎一夜之间，去美国最顺畅的路就堵死了。

偷渡生意很快陷入停滞，蛇头不得不把这些人安置在机场附近的安全屋内，等待适合的时机再送上飞机。但来到泰国的人数并没有因此减少，机场附近的安全屋几乎被挤爆。

偷渡客们暴躁不安。机场的严查仍然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身在纽约唐人街的萍姐通过电话得知了现状，她开始思考一种的新的运输方式。

萍姐派人来到距离德信百货不远的一间小公寓，住在里头的，是“福青帮”首领“阿琪”。

福青帮曾经两次抢劫萍姐。帮会成员直接冲进她的家，威胁所有人，甚至直接用枪指着萍姐的头，第二次抢劫，他们从萍姐家的冰箱里拿走了2万美元现金。

“请不要吓唬我的孩子”，萍姐当时对福青帮说，“拿枪指着我就行了。”

萍姐决定不计前嫌，和福青帮一起来做偷渡生意。

阿琪24岁就成为了福青帮的领袖，他知道，抢劫和绑架能赚的钱始终有限，而同一区域的贩毒又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若不小心被逮住，刑事处罚能让人吃不了兜着走。偷渡生意却是一个好机会。

“这是比贩毒更好的生意，利润更多，风险更小。如果你被抓了，就马上认罪，只要坐6个月牢。”一位福青帮的小头目回忆，“而且，你的商品可以自己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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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严查之后，船运理所当然地成了蛇头的一个新选择。

相比高风险的海运，陆运的安全系数更高，人数少队伍也更加好控制。但海运一次成本更加低，跨海大船的承载设计也能带来更多的利润。

但如何让船接近美国海岸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阿琪提供了一个风险大，却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先让船在离美国海岸几百英里的公海停下，然后派出小渔船靠近。等到起浪的时候，小船和大船的高度接近了，让大船上的乘客跳上小渔船。

在漆黑的夜晚里，偶尔有人失足，跌入大海。

萍姐说有一艘大船正要靠近美国，想让他帮忙“卸货”。

自那次入室抢劫之后，两人一直没什么交集。但这次面谈结束，萍姐主动给阿琪打了个电话。

阿琪赶紧在电话里道歉，说：“对不起，萍姐。每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

电话里，萍姐语气缓和，她似乎并不生气，“都过去了，我们现在谈生意。”

萍姐想知道阿琪的“卸货”方法是否安全，她马上有一艘船将要靠近美国。

阿琪说是，在这通电话的结尾，萍姐同意支付福青帮75万美元作为“卸货”的工钱。

几个星期后，阿琪打了个电话给萍姐，说“卸货”成功。萍姐赶紧让自己丈夫张亦德去仓库里把乘客接回来。她另外准备了一个红包给阿琪，里头装着3.8万美元现金。

这次成功合作让两人建立了伙伴关系，萍姐似乎已经原谅了阿琪。没过多久，在寄钱回家这方面，她给了福青帮的成员一个折扣佣金，在所有人看来，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只是阿琪没想到。萍姐一直在暗中，向FBI提供着他的所有情报和信息。

1991年的一天，翁玉辉走进德信百货店，像往常一样，萍姐正站在柜台后面。

他拿出了3万美元的现金，递到萍姐面前，说要把这些钱寄到曼谷。

在过去，翁玉辉一直都只寄出少量的钱回家，突然拿出的巨款，这很反常。

萍姐突然想起，翁玉辉似乎一直对蛇头的生意很好奇。

每当他看到萍姐时，他会追着问一些相关的事情，比如谁是大蛇头，偷渡这门生意又是怎样运作的。

而曼谷，又是偷渡产业中的关键位置。

“哦。”她顿了顿，打量着翁玉辉，开玩笑一般地笑着说：

“现在你是我的竞争对手了。”

翁玉辉的偷渡生意，碰巧在发展最快的时候，赶上了美国政府派人到泰国机场加强证件检查。

萍姐也在为此事发愁，1993年初，她有20名客人在泰国等待着登机前往美国。

最终，翁玉辉发起了一场蛇头会议，讨论如何解决泰国危机，萍姐受邀参加。

这场会议决定用船将滞留泰国的偷渡客送到美国，他们找到了一艘名为Najd II的船只，翁玉辉占了其中的30个位置，而萍姐占20个位置，剩下的空间，将租给其他蛇头。

可以说，这是一艘将各家蛇头客源打包的联合偷渡行动。

在穿越非洲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口时，Najd II抛锚了。当局不允许偷渡客从船只上下来，没有燃油，也没有食物补给，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够抵达美国，焦躁不安的情绪开始在狭小的船舱内蔓延。

不断有妇女被蛇头带走强奸，争执和打架成了家常便饭。偷渡客们撕下船舱墙壁上的铁皮，打磨锋利之后，作为防身的匕首。

萍姐等人找到新船来接偷渡客。那是一艘铁锈斑斑的货船，看上去早就应该报废了。

这艘船出厂于1969年，船长45米。本来是一艘货轮，有人担心这么小的船根本不能穿越大西洋，更别提还要搭载数百名乘客。

萍姐接到了翁玉辉的电话，得知自己的20位客人都安排好了。

几天后，萍姐再次接到电话，“20个人，只有2个人上了船，其他人都拒绝上船”。

没上船的客人认为船太小了，不可能到达美国。萍姐很愤怒，认为翁玉辉的无能，坏了自己“偷渡女皇”的名声。

但此时，这艘载有286名偷渡客的船支已经准备启程。

这艘船在航行途中，改了一次名字。船员用白色油漆在船身写上了“金色冒险号”。

如果向萍姐和福青帮首领阿琪谈好的那样，福青帮的小渔船应该开始准备迎接“金色冒险号”了。

但福青帮发生了叛乱。

原本负责人口走私的成员自立门户，阿琪派人追杀未果，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阿琪当即表示“要金盆洗手，不干了”。他离开纽约，回到福建英屿村避风头，把福青帮交给了他25岁的弟弟管理。

离开前，他再三嘱咐弟弟记得去接金色冒险号，萍姐和其他蛇头还指望着福青帮来进行卸货。

就在金色冒险号靠近美国领海的五月份，叛变的帮会成员闯入阿琪弟弟家中，对这位即位不久的首领开枪，阿琪的弟弟身中9枪，当晚去世。

失去了首领，福青帮变得一片混乱，没人有心思去顾及已经接近美国东海岸的的金色冒险号。

在唐人街，翁玉辉不顾一切地想找一个能派船接驳的人。但很快他发现，福青帮成功地垄断了东海岸所有的接驳生意，以至于没有人能够顶替。

他冲进了萍姐的商店里，请求支援。

见到翁玉辉，萍姐淡淡地回了句：“我只有两个人在船上，帮不上忙。”

一周后，经过五天航行的金色冒险号从东海岸出发，抵达了北大西洋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航海坐标。他们本来应该在这里与福青帮的渔船会合。但船长无法通过无线电联系到接应的人。

他们找到了翁玉辉，得知福青帮已经陷入混乱，不会有人来接船了。翁玉辉建议金色冒险号掉头，先补给，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从2月到6月，金色冒险号已经在海上漂泊了4个月。船上的乘客们焦躁不安，食物和燃料变得越来越少。

船上的一个小蛇头从乘客中召集了盟友，他悄悄地分发了六把刀、三根木棍和一把枪。趁着吃午饭的时间，叛乱者冲进了驾驶舱，把船长和船员锁进了甲板下面的小屋。

小蛇头接管了整艘船，他说：“我们必须上岸。”

晚上11点左右，金色冒险号到达了洛克威海域附近。小蛇头最后一次尝试和翁玉辉联系，但是没有人接电话。

夜深了，风已经刮起来了，海上波涛起伏。

小蛇头拉响了船上的铃铛，向机舱发出命令：全速前进。

“让我们给纽约一个惊喜吧，”他近乎疯狂地喊道。

6月6日凌晨2点，载有286名中国偷渡客的金色冒险号，闯入了美国。

 

第二天的新闻头条

翁玉辉找萍姐商量时，这起偷渡事件已经传遍了美国。

哪怕萍姐是“偷渡皇后”，甚至私下里还和FBI保持着秘密合作，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萍姐准备逃跑，她庞大的偷渡网络即将崩溃，虽然这是迟早的事情，但她一定没想到，起因是这次仅有两个偷渡客的小生意。

6月6号的晨间新闻，头条报道了金色冒险号抢滩事件，这件事情引起了全美国极大的震惊。几个小时后，纽约当局宣布，福青帮的阿琪是主要嫌疑人。

之后，19名福青成员被逮捕，一个大陪审团对他们和阿琪提出了45项起诉。当局一片片地将与金色冒险号和偷渡贸易有关的主要人物全部抓捕归案。

华盛顿方面发出信息：不遗余力地追踪策划“金色冒险号”航行的人，把他们拿下。

8月27日傍晚，阿琪正在香港的街头漫步，准备去街上吃饭。一群便衣包围了他，阿琪平静地举手投降。警察在他身上只找到了几美元，几条挂在脖子上的大金链子和一个雕成龙头的金戒指。

在福青帮成员被围捕几周后，FBI突袭了东百老汇47号，属于萍姐的大楼。那里空空荡荡，萍姐早已逃走。在商店里，特工们发现了用于制造假证件的覆膜机和来不及交给客户的身份证件。

1994年春节，隐匿已久的萍姐从香港回到了福建盛美村，她终于能休息一段时间了，但依旧没有停止自己的事业。

她在盛美村，继续遥控着自己的偷渡网络。

1998年，她策划的一起偷渡中，偷渡者乘坐的船只在危地马拉海岸附近倾覆，14人命丧大海。她还在村子里开设了一个英语学习班，去那上课的，大多都是中年人。

即使已经离开了唐人街，她依旧扮演着类似母亲的角色，面对村民的求助，她总是有求必应。

她或许是大伙心中的大好人，但萍姐很清楚，自己并不是一个好母亲。她曾经将11岁的小儿子到香港，多年来疏于照顾。

现在小儿子在乡下呆了两天就要走，萍姐拉住他，希望他能多陪自己几天。但小儿子甩开了她的手：“小时候你都不管我。”

萍姐想弥补。春节之后，她搬到香港和小儿子一起生活，每天给他煲汤，照顾生活起居。

但正当她努力弥补之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2000年初，驻香港的美国领事官员正在处理一堆绿卡遗失的申请，官员发现了萍姐的小儿子也是申请人。

警方给萍姐的小儿子发了一封信，要求他去机场办理绿卡丢失的手续，他们希望能寻找到有关萍姐的线索。

4月11日，一队由数十名香港警察组成的队伍来到香港国际机场的候机楼。萍姐的小儿子并没有出现，上午11点刚过，萍姐竟然来到了机场，她是来为小儿子办理手续的。

萍姐被当场逮捕。警察她身上搜到一本非她本人的护照，一叠属于偷渡客的护照照片，以及用报纸包好的3.1万美元。

在弥补小儿子的路上，她依然放不下自己的偷渡帝国。

2005年5月16日，纽约市联邦法院的法庭上，一场全美国瞩目的庭审正在进行。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和十几名来自唐人街的华人。

郑翠萍站在被告席中央，她穿着精致的黑色套装。金色冒险号事件已经过去12年了，萍姐也已经老了。

 

自从2000年4月被捕后，美国试图引渡她，以便在纽约接受审判。她曾尝试用诉讼时效已过和抑郁症住院等理由，拖延诉讼程序，但她最终还是被引渡到了美国。

她可能没想到，这三年只是给了FBI足够的时间来收集证据，以完善对她的指控。

在唐人街，人们对萍姐表现出了强烈的同情，不少人联名向法官提交请愿书，请求宽大处理。

探员们试图在这条街上找到指控萍姐的证人，但都被拒绝了，人们都在说“我不想指证萍姐”。

在她的家乡，甚至有村民提出要替萍姐坐牢。

2006年3月的一个的早晨。萍姐穿着一件灰色T恤和蓝色裤子坐在法庭中间，这身衣服对她来说太大了，盖住了她的膝盖。她转过身，和后排的亲人们招手，然后戴上耳机，准备听取同声翻译。

第一个出现的污点证人是翁玉辉。他对着所有人描述了1984年，萍姐是怎么样通过飞机和汽车，将他偷渡到了美国。在金色冒险号出事的那天，她又是如何劝他离开的。

萍姐静静地坐着，偶尔还会做笔记。

接着出场的是福青帮首领阿琪，他穿着橙色的监狱连体服，相比当年，他苍老了不少，发际线上移。和记忆中的那个年轻人不同，他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智，性情温和不少。

“我告诉她，她还欠我30万美元，”阿琪回忆起金色冒险号，他说萍姐曾许诺出钱，和他一起投资海上偷渡生意。

在法庭上，阿琪详细地列举了各种对萍姐不利的证据，他成了一个完美的污点证人。

毕竟FBI承诺过，若他能作证，便能酌情减刑。他为这一刻已做了10年的准备。

对于阿琪的指控，萍姐罕见地失控了。她反对阿琪的说法，并表示她根本不知道阿琪说的事情。

萍姐提到了FBI曾经派到她身边的李皮特，她表示，FBI的李皮特可以作证。但法庭上，谁都不知道这个李皮特是谁。

当法官宣读判决的时候，坐在后排的丈夫张亦德瞪大了眼，他的嘴唇半张着，发着颤。随后，他拿起笔，在自己膝盖上的一张小纸上计算着刑期。

最后陪审团认定的三项罪名：第一，合谋偷渡人口、洗钱、收取绑架赎金被判5年；第二，洗钱被判20年；第三，收取绑架赎金被判10年。三项量刑都是最高刑期。

时间叠加，她总共被判35年监禁，并被处以25万美元罚款。

随后萍姐被护送着离开法庭，站在门边时，她突然回头，看着她的家人，动作僵硬地挥了挥手。接着她脸上带着木讷的笑容，转身离开了法庭。

她呆滞地自言自语：“我出狱都82了。”

2014年4月24日，郑翠萍因胰腺癌死在狱中，她没熬到82岁。

萍姐是个聪明的女人，早年在政治风波里游刃有余，后来从福建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她一路办工厂，开商店，做蛇头，凭借高明的手腕，成为偷渡女皇。

人们为了让社会更好地运转而创造规则，但她总能找到其中的漏洞。可以说，萍姐这么多年一直钻研的，就是绕过规则。

萍姐来美国的初衷是为了“好日子”，她很快发现，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帮别人过上“好日子”。

但随后她将这视为一个新的商机，利用自己的聪明，将这项生意越做越大，人生渐渐脱轨了。

等到法庭下达判决的时候，她仿佛第一次知道要付出代价，“我出狱都82了。”

世间聪明人很多，顺遂总让人误一切尽在掌握，翻盘时，才发现手心空空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