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则是金庸。初中补课看金庸，补英语看金庸，高一物理化学也在看金庸，跑到书店坐一下午，不只是武侠，还有金庸的文化随笔，评论。当然，被父母抓到，被禁书，那是常有之事了。后来学新闻，又看了金庸传，便不得不拜倒。所以就有了这个文章。
港大的缩微胶卷室里，保有基本全套的明报，我看了1959年的一些胶卷，1962年5月到9月的所有胶卷，1964以及1966年的数月胶卷，很不清晰，但幸得我识正体字没有障碍，每一篇文字竟最后能看完。每看完一篇，便觉得颇为喜悦。
傅斯年治历史学讲——“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这篇文章自然参考了近十本金庸和明报的传记，但还是可以比较自信的说，绝大部分都是看胶片看出来的。那么还是一点进步吧。
后来的奇迹，都始于金庸这个“被逼”之下的决定。在1962年，创刊不到三年的明报，突然成为香港报刊的一时之选。
在此之前，金庸创办的明报只是一份小报，从1959年创刊以来，明报一直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及独有的精彩马经，狗经，明星的轶闻艳史来招徕读者。
彼时，明报日销量已上升到22000份，比之于许多小报，成绩堪称优秀。然而，这远不是金庸的理想。
一年之前，明报已经决定转型。1961年7月16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但1961年的明报，并未正式涉足严肃政治和新闻。
直到1962年5月，一江之隔的大陆正遭遇共产主义实验的惨败，数千万平民用生命吞食炼钢和人民公社的跃进苦果。为了求得生存，广东的饥民开始逃往香港。
逃往香港，在香港又叫偷渡潮。它特指一种现象——在1950年代至香港主权移交前，大量中国大陆人，冒九死一生的风险，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偷渡。
大陆不幸，祸亦波及香港。然而这样关乎香港稳定繁荣的大事，香港的大多数媒体并未做好准备。
在普遍左倾的世界思潮冲击下，香港的很多报纸全线左转，对于大陆的负面消息一概沉默，这些报纸“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而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而许多右派大报也对此反应姗姗。
当然，明报除外。
“金庸出身大公报，自然知道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
金庸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报道五月逃港潮的。
按照明报之前的中立立场，如果报道五月难民潮，会有两层忧虑。作为老板，金庸首先考虑的是非法入境者问题并不好报道。而更让他顾虑的，则是可能会引起左派报刊的不满。
彼时，左倾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共产主义吸引着全世界的知识分子，相反，资本主义正陷入政治和道德的危机。
香港亦是如此。中共建国之后，大公报从张季鸾时代的“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客观立场急遽左转，成为香港最大的左派报纸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文汇报、新晚报、晶报、香港商报等四家左派报刊。
金庸本出身于大公报和新晚报，也在此写作武侠成名，在大公报左转之后，忍受不了而离开。他深知左派报纸打击异己的方式。金庸后来写道，“金庸出身于大公报，自然深知你们对付异己的态度。我们决定刊登五月人潮的消息，金庸内心难道不怕么？难道不想到自己安危和妻子儿女么？”
然而，从1962年4月起，明报的记者都开始抱怨，因为他们所写的难民消息一律都没有见报。记者们去边境采访之后，个个回来都异常沉重。记者们对报社的不作为不满，纷纷质疑自己的老板，“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港闻版编辑韩中旋、王陵在此时也站在了记者的一边，一直向金庸争取发稿，“采访归来的记者蓬头垢面，满脸泪水”，向他们哭诉，抱怨。而出于对左派的顾虑，金庸仍然没有答应。
直到手下大将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以辞职相逼，他们力争，即便明报不刊登，左派报纸不刊登，香港其他非左派报纸，成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也会刊登。况且，整个香港都被难民潮所牵动——港府对于如何安置聚集在梧桐山的难民一筹莫展，香港居民也忧心忡忡……这个老板终于被说服。
在后来与《大公报》的论战中，金庸解释，“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地表情和心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
终于，明报开始大量刊登独家新闻。这个被逼无奈的决定，将成为左派报纸围攻明报的把柄。在未来，明报不得不面临一场战争，而金庸甚至会遭遇死亡的威胁。
但现在，明报忽得大名，纸贵洛阳。
“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从5月8日开始，明报开始零星的试探着报道难民潮。而5月11日起，下定决心的金庸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沙头角、粉嶺、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一线采访。
5月11日的明报头条并非难民新闻，而是本港新闻，“昨晚九龙荔枝角道停电带来一场大火”，“少女跳海”，“少妇割颈自杀，下体亦有血流”……看上去，一切都和那份格调不高的小报无甚差别，但潜藏的暗流，在翌日彻底涌现。
5月12日，明报以《大陆人民波浪式涌入香港，边境军警搜捕亦疲于奔命》的大横幅头版报道逃港潮。在头条下方，又有记者撰写的《偷渡者皆具无比决心》来描述难民们不顾一切的逃港，报道称，“许多人已偷渡六七次，他们获中共批准出境米证即取消。后退无路，唯一办法就是闯入香港”。“人浪向香港冲来，廿四小时内不停，当局已感到棘手……他们不心灰，又做第二次偷渡，或第三次，四次……直到成功为止”。
到5月13日，明报发表头条《官方公布偷渡者万人被捕，港督昨赴边境巡视难民营》，《港政府首次发表声明，人潮袭香港数字庞大》，称“非法入境者包括农民工人及学生……大陆人民非法偷渡入境者越来越多，官方宣布逮捕者达万人之众。”而在《自晨至午捕获千人，偷渡者如水银泻地》中，记者详细描写了偷渡者分别由沙头角落马洲打鼓岭渗入，“今日凌晨陆续有大量难民非法逃入边境已为警察截获……他们是由中英边界之梧桐山进入”。
除了大量地细致报道难民情况之外，明报也发表了表明态度的社评。在1962年之前，金庸还是靠武侠为人熟知，但至此之后，他的社评将比小说更加知名。金庸的社评在大逃港的报道中，让明报迅速的区别于其他报纸，独树一帜。
社论浩叹，“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然而，人道主义的关怀和现实处境的艰难仍然摆在明报的面前——“由于连续三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他们便背井离乡，来到香港。这些人百分之九十以上，获得中共当局的出境许可，但未被香港批准入境。据说，中共当局批准其出境后，还给米票取消，因此他们如果一次入境不得，势必至于要第二，三次的前来。但香港地方这样小，如何容纳得下源源而来的大量人民？”
面对饥民的惨状，和香港容纳不下的现状，社论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我们困惑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办法……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然而，连篇累牍的报道仍在继续。5月14日，明报发布了头条《边境采访记》，介绍“大陆人民非法抵港路途增加，偷渡者继续源源进入香港境内，自晨至午又有数百人被逮捕”之后，便是一篇《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明报记者龙国云等人看到，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难民，导致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老弱妇幼在山上摔倒跌伤，水尽粮绝，不得已而吃树皮，木菌，别无他法，只有坐以待毙。
翌日，15日的明报便刊登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尽管，这并非现代意义上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稿。龙国云写道，“此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把已经观察的事实，重现在各位面前。”
报道分为四部分，“人性与同情”、“吃树皮木菌”、“创伤了小心灵”和“遥远的期待”，细致的描述了梧桐山上的难民惨状——“许多偷渡的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谁无父母？谁无骨肉？这些不幸的人，急待援救。”
特写的右侧，是难民获得医治的最新新闻，《非法入境之患病受伤者获许在港留医》，副标题则是“传说有万人在华界边境等候机会再偷渡入本港”。下方是一片人物稿，《慈母背雏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但无人愿加援手”。
而最为震撼读者的，又是明报的社评，在报纸最右，几乎竖排通栏的大标题《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救援队上梧桐山》。
社论写道，“一个偷渡的中年妇女因体力不济而在梧桐山上死了，她携带的孩子坐在母亲身旁啼哭，每个人经过孩子身旁，没有一个人敢抱了他走，因为谁都感到自身难保。我们热切希望，这个孩子现在还没有死，能有人抱他下山。……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有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多数也都是从大陆来的，只不过早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亟盼中共当局派人来救援，也亟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面对每天增加的难民，明报并无两全的对策，但在大量地实地采访之后，一向中立的明报表达了先救人的态度，这篇社论在文末，几乎是大声疾呼，“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而此刻，香港官方正忙于堵截和遣返偷渡者，并不关注难民的生存状态。香港左派报纸则始终缄默不语，只字不提。而一直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关心大陆事务的星岛日报等右派报纸也是在5月15日之后才以显著篇幅，报道难民消息，明报比它们早了五天以上。
详实的特写、全面的逃港潮呈现以及以社论之重的大声疾呼，引起了读者的巨大反响。众多读者致电询问报道所写难民的最新情况，并表达要施以援助的意愿。
之后，明报会有更大的动作，在财力人力都不及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的情况下，这份报纸将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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