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小忆（一）离开北平 先去南京（上）（含图）

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年，我们一家五口，分三批离开住了十几年的北平的家，去了南方。

 

（1）缘起：父亲先去南京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我们家和当年北平许多人家一样，在沦陷的北平，苦苦熬了八年之后，终于盼到抗战胜利，北平光复。那年我9岁，弟弟7岁，姐姐17岁，母亲和父亲是三十七、八岁。

 

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年九月，我们梁家园小学的全体学生在骡马市大街列队，双手挥舞中、美、英、苏四面小国旗，和全北平市各界民众一起，夹道欢迎满载美军和国军的卡车从宣武门开进北平城，人们高兴啊，欢呼啊，庆祝胜利！

 

后来，各所大学陆续从南方复员回迁北平，可是从1942年起已经失业好几年的父亲还是没能找到工作。

 

母亲还得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宣武门外东城墙根下摆地摊，卖家中物品，也卖从准备返国的日本女人摊上（按当时规定，日本人的摊子摆在宣武门外东边，护城河北沿，和中国人摆摊场地之间隔一条铁路）买来的东西，换些钱来买粮，维持一家生计。几年下来，家里东西已几近卖光，连睡觉盖的被子也只剩下破棉絮，没有被里被面了。

 

姐姐初中毕业后，去商店里做了店员，也挣点钱补贴家用。姐姐长得好看，据说不少人去商店，是专门去看那个漂亮女孩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不能回到大学教书。

 

第二年，1946年，家里发生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姐姐嫁人了，姐夫姓黄，湖南长沙人。我和弟弟都没参加婚礼仪式。婚宴在某饭店举行，来了很多客人，大都是他们的、更多是姐夫一方的同事、朋友和同学，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吃牛排。婚后，他们住在城里旧时王府式样的一处房子里，大概是暂时的住处。姐夫的工作需要经常往返于北平和南京之间。他是独子，父亲早逝，寡母和他们同住，我和母亲到他们新家去过一次，记不清了。

 

这位姐夫，早先和我们的十一叔（父亲的另一个堂弟，三公的第二个儿子）是南京国立中央政治学校的同学，后来在西南联大毕业。他读的是心理学系（查，应该是“哲学心理学系”），是陈雪屏教授的学生、弟子。后来也随陈从了政，是一个年轻的、好像是比较坚定的国民党人。北平光复后，陈雪屏受委派来北平接收北京大学校产和日伪各校的学生，他亦随之来平工作。由当时在湖南长沙的十一叔来信介绍撮合，得以和父母、姐姐相识，并有后来的嫁娶。他们结婚时，姐姐18岁，他30岁。

 

第二件事，也是在1946年，经由胡适先生写信推荐，父亲在刚由重庆复员回南京的国立编译馆谋得一份“日文编审”的工作，这是他失业多年后得到的第一份正式的专业工作，自然是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便先行离开北平（他从上大学起，已在北平居住十七、八年），离开家人，独自前往南京。

 

胡适先生和我父亲有师生前缘。1929——1935年，父亲在北京大学读书，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属外国语文系，4个语种之一），兼修中国文学、历史学等课程。据查，当时正值（1931年起）蒋梦麟正式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对胡适非常倚重，胡适不仅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1934年还代外国语文系主任。那时各系学生都不多，外文系学生很少，学习日文的每年不过二、三人，可能还是有印象的吧。当然，也一定是他体谅我父亲之前几年和当下的困难，才用他自己的人脉关系帮了父亲一把，他是好人。

 

后来我觉得，这一份文字工作其实最适合于父亲，因为他讲话带有湖南湘西口音，不是很适合讲课。可惜这份工作他只做了两年，1948年下半年领了一笔遣散费后就离开了。

 

父亲离开北平去南京工作以后，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仍留住北平，还住在永光寺中街一号——永靖会馆的大杂院里。

 

从网上找了两张原南京国立编译馆的照片（我不确知是否旧时建筑的遗存）。

 

 

图一      原国立编译馆旧址

 

 

图二    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原国立编译馆旧址

 

（未完待续）

 

请参看：“北平往事”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