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北京第三女中校长沙坪之死

来源: 满儿于 2018-03-07 17:30:54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1428 bytes)

沙坪是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负责人。这个学校有一位副校长董光苔。她在 5 月刚生了孩子，还没有满月就被拉到学校“批判”，然后又在“劳改队”中受到残酷的暴力虐待。董光苔的父亲叫董振堂，1931 年从国民党的军队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的军团长，是共产党军队的重要人物。1937 年 1 月董振堂在甘肃高台战死。董振堂死后被尊为“革命烈士”，他的妻子即董光苔的母亲一直受到优待。董母听说校长沙坪已经被打死，女儿被关在学校“劳改队”中不能回家，她深恐下一个被打死的就会是她的女儿。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女儿的处境，请求救助。她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这封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毛泽东收到了此信，并对此信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因为得到这个批示，董光苔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在当时算是极大的幸运。她安全活了下来。但是，三十年后，她和笔者谈到毛泽东“如无大罪恶”的话，她还是感到很不舒服。她说，她跟“大罪恶”有什么关系呢？

　　董光苔出了“劳改队”，可是女三中别的老师还在其中。其它学校的大批老师也仍然在“劳改队”中。在“劳改队”中的人，随时可能遭到打骂侮辱甚至杀害。他们又有什么“大罪恶”呢？就是有“罪恶”，也应该由司法部门来审理，而不是由学生红卫兵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处置。可是，没有人来给他们任何帮助，没有人为他们说一句话。

　　 1966 年 9 月 13 日，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又把“劳改队”分成“劳改一队”和“劳改二队”。这标志着这种校园“劳改队”变得更为体系化和权威化。“劳改二队”中的教职员在“劳改队”中长达四个多月，受了无数折磨。“劳改一队”中的人则受到更长时间、更严重的摧残。

　　董光苔由于毛泽东批示而离开“劳改队”的故事显示，文革的最高领导人知晓当时发生的种种残酷，而且始终控制着这种残酷的程度和范围。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情”或者“群众运动失控”来为他们辩护。当时有不止一个情报部门，每日向上报告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文革领导人一再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行动，这说明，种种残酷的暴行，正是他们所要的。

　　应该说明，1966 年 8 月，当红卫兵在北京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以至杀戮的时候，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是“保”了一些人的。从现有资料看，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中，董光苔是唯一被“保”出“劳改队”的一个人。另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 8 月 30 日写了一份他要给予保护的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是孙中山夫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这一名单发表于

　　 1984 年出版的《周恩来文集》第 450 页。全文照录如下：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部长、副部长

　　（3）政副

　　（4）国副

　　（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两高

　　（李宗仁）

　　这份周恩来的名单，在文革后被一些文章津津乐道，作为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具体证明加以称颂。这种称颂实际上及其荒唐可笑。很容易看出，这张名单上的人，13 个有具体名字的都是最高层的共产党的所谓“统战对象”，其它六类人，地位都远远高于象沙坪这样的中学校长。名单上的这些人得到了保护，他们没有被打或者被打死。至于北京普通教育工作者们，除了董光苔一人，都不被保护。

　　北京有巨大的人口，当 8 月下旬抄家、殴打和杀戮大规模展开，由周恩来开出名单保护数字很少的一些人，显然也意味着宣告这些人之外的其它人不被保护，任凭红卫兵处置。

　　最高权力当局一方面对红卫兵大力赞扬和鼓励，一方面对只有数百人宣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沙坪这样一个中学校长必然难以逃脱被打死的悲惨命运。沙坪等一批人被如此残酷地打死，而且，只被当成“28 块钱的事儿”，也就是说，只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小事。

　　实际上，在红卫兵暴力的高峰期间，仅仅北京一个城市，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超负荷作业，尸体依然积压。尸体从各处运来，衣衫破烂，血肉模糊。火葬场在尸体堆上加上大量冰块，场景和气味极其可怕。

　　发生这样残酷的事情，文革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需要承担罪责。

　　毛泽东对董光台批示“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实际上，在北京这样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都，发动组织大中小学的红卫兵学生杀害教师和居民的文革领导人们，才真正有“大罪恶”。

　　然而，三十年来，“罪恶”一词还从未被用在 1966 年夏天的这一场杀戮上。

　　 1966 年的暴力迫害只是文革的一部分。1968 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新的一轮大规模的迫害。在沙坪的学校中，两位教师，方婷芝和孙历生，被“隔离审查” 在学校中时自杀了。当时所谓“隔离审查”，是指把被“审查”的人，关押在工作单位自设的牢房里，不准自由行动，不准会见亲人朋友，不断遭到审问甚至刑讯，“隔离”的时间可以长达数月甚至几年。与 1966 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暴力虐待更多地在关起来的门背后进行，也更加有组织有系统，1966 年时则常常在群众集会上大张旗鼓地打人和打死人。就这样，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文革的前三年，有一位校长被打死，三位教师受到暴力迫害后自杀。

　　方婷芝老师教化学。她被关押的时候，一天中午被准许出学校上街买药，她撞死在疾驰的汽车上。孙历生老师在 1957 年被划成所谓“右派份子”，后来“摘”了“帽子”，在文革中又受到攻击和折磨。她上吊自杀。一个在五十年代在女三中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 1957 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然后和当大干部的丈夫离了婚，最后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岩梅、孙历生、方婷芝和其它老师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象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着对生命的轻蔑还是对权力的迷狂？文革后，1979 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经调查沙坪之死。由于胡耀邦关于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的指示，这个调查进行到中途就不能继续了。打死沙坪的主要参与者住在北京的军队“大院”里，调查的老师在“大院”的大门外被挡住了。不准他们进门。

　　（选自王友琴《文革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