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雲貴保省委 回京反文革
3-10 “敢死縱隊”大戰雲貴
1966年9月初，我們工物系9位幹部子女，打著“清華大學紅衛兵南下敢死縱隊”的旗號，赴雲貴保衛其省委，因為哥們徐沙的父親（原二野幹部）建國初曾在那裡擔任省領導。
我們到達雲南後，立即與省委書記閻紅彥上將、昆明軍區司令秦基偉中將取得聯繫。雲南支持省委的群眾擬成立全省的紅衛兵總司令部，反擊北京和當地造反派的反動行徑,閻和秦請我們協助籌備。9月中旬，在昆明人民廣場召開數萬紅衛兵參加的“紅總司”成立暨保衛省委誓師大會，黨政軍要員講話支持。宣讀紅總司宣言的是省公安廳长之女王海燕。我在大會上介紹了“八一八”在天安门上毛主席接见我們清華紅衛兵50人的盛況，以及《人民日報》支持我們“八二四”壯舉等清華紅衛兵過五關斬六將的戰績。會後保守勢力大振，省委和軍區在保守派紅衛兵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形勢。我們“敢死隊”大戰告捷，隨即轉戰省委告急的貴州。
1967年1月8日，閻紅彥與陳伯達在電話裡爭吵後被逼自殺，被定為叛徒。閻留下紙條：“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周總理聞訊後說：“閻紅彥是個好同志，他不該死呀！”我聞訊後，對剛剛全力保衛過的閻“叛徒”之死無比悲痛，對曾經無比崇敬過的陳江“首长”之舉格外不滿。離開昆明，其他幾人直抵貴州，我與四川籍同學先去成都，與周總理派的“首都一司西南挺進縱隊”聯繫。我們分工：“一司”在成都保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敢死隊”在貴陽保貴州省委，一方失利、對方支持。
貴州有兩個特殊情況。一是，省委書記賈啟允1965年上任剛一年多。陶鑄指示：“貴州省委是‘四清’後的新省委，大方向是正確的。”中央信任，我們當然要保！二是，省軍區副政委李再含9月起連發數信，反對省委、支持造反派，被中央文革重視。李是1955年的上校，1960年升大校。我認為，級高低低標誌著對革命貢獻的大小。區區一個校級軍官竟敢反對中央四號人物陶鑄肯定的省級黨委，我們跟你死磕啦！
66年9月下旬，在貴州省委大樓的兩側，出現北京南下紅衛兵的兩個據點——北京“三司”幾百人炮轟省委的指揮部，我們“敢死隊”九人保衛省委的辦公室。當地百姓詫異：北京到各地的紅衛兵都是造反的，怎麼你們是“老保”？起初我們人少勢大，在各高校聯絡，並使廣大工農群眾和基層幹部團結在敢死隊周圍，使貴陽成為保守派的天下。但是隨著中央文革明確支持李再含，我們很快失去優勢，貴州兩派呈膠著形勢。9月底我向成都的“一司”求救。
10月1日，貴陽國慶大會。省委給外地來黔造反和保守兩派紅衛兵各30張上主席台的票，宣稱“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省委知道“敢死隊”加上北京來的中學“老紅衛兵”一共才20多人，全都上了主席台。而“造反派”幾乎要百里挑一，才能上台。我們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聽轉播北京天安大会會實況，傳來林彪的講話“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就是宣判保守派的死刑，我如五雷轟頂渾身“拔涼”，痛苦知曉大勢已去，我們不待散會就溜回住處。下午造反派召開慶祝大會，殷勤地邀請我們講話，我只能高懸免戰牌。
當晚，廣播《紅旗》雜誌13期社論，更詳細具體地批判了“保守派”和“走資派”，明確支持“少數派”，我預感廣大幹部和幹部子弟要倒大霉了。我規定的禁止抽煙喝酒的紀律頃刻瓦解，幾個中學生喝得爛醉，大哭大鬧、大叫大罵：“他媽的，中央把我們出賣了！”第二天，“一司”大隊人马抵達，我對他們說：“你們是總理官派的隊伍，還可以抵擋一陣子；我們民間的不行了，要撤了。” 用“一司”的名義，我們訂了火车票，打著“一司”的旗號，灰溜溜地逃回北京。
一篇社論就這麼厲害嗎？請看總理聯絡員劉西堯的回憶。周總理當天憂心忡忡地對他說：“陳伯達不經中央討論就發表這樣一篇社論，幹部思想毫無準備，又要有一大批幹部下台。”他對這篇社論一直耿耿於懷，到了1967年2月，周恩來總理再次提出這件舊事，質問康生、陳伯達：“這麼大的事情，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周恩來傳》下冊，1915页）由此說明：這篇社論的重要，總理和我這個草民一樣“憂心忡忡和耿耿於懷”。新華社記者肖健卿在《貴州文史》2010年第二期《貴州文革初期瑣記》中寫道：“據說，大約在9月間，一位副省长的兒长，從北京大學組成一個小分隊，在貴陽各高校串連，大肆宣揚省委的業績，特別說明貴州山地居多，少數民族比例較大，能取得目前的成就十分不易。為了活動方便，省委領導還向小分隊，優厚地提供了活動經費和場所，提供了宣傳车輛。北京小分隊不負父輩的希望，活動也很有成績。不久，‘省委會，沒問題！大方向，正確的！’口號，就呼喊出來，在全市大街小巷貼出了醒人的標語。隨後，貴陽的造反組織奮起反抗，用大字報揭露這個北京小分隊的內幕，並針鋒相對地呼喊出‘省委會，有問題！大方向，錯誤的！’口號。”此文基本屬實，只是肖記者暗指的副省长陳璞如（文革後任鐵道部长）之子，中國科大的陳金城與“敢死隊”活動無關，陳只在我們回京後，表示感謝；在我們倒霉時，表示慰問而已。
1967年初，中央文革和公安部鎮壓了中學老紅衛兵組織“聯動”後，在北京八一學校舉辦了《聯動罪?展覽》。貴陽敢死縱隊被列為“高校聯動”，圖文並茂地被展覽示眾，並注明“革命幹部的傑出代表”李再含向中央匯報時，點了敢死隊的名。清華造反派說，“你們被永遠地、無情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上！”文革後整黨時，自認為此舉應上光榮榜；1986年我抨擊時弊鼓吹政治改革時，認識到保省委也是無意義的鬧劇。
我們反對的李再含卻留下一段佳話：他任貴州革委會主任後，讓群眾在“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和“敬祝林副統帥永遠健康！”的口號之後，加上 “敬祝貴州的小月亮李再含比較健康！”周總理曾讓紀登奎副總理從貴州調來錄音審查，証明此事屬實。姚監復是《趙陽最後的歲月》和《陳希同親述》的作者，他在網絡上說，此事是紀登奎親口對他所言。
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清華已是蒯大富的天下，我們紅衛兵名存實亡。在雲貴和北京慘遭滑鐵盧後，我對中央文革極度不滿，對文化革命徹底失望。原來認為運動是對著少數有問題的幹部，現在感覺不對了。當時聽到消息，毛澤東說：“要打倒一切。”林彪說：“文革就是革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啊，文革是要整垮全部幹部隊伍，我們是螳臂擋车無力回天！
脫離城市無聊的造反與保守，深入農村了解農民，才能真正理解中國。此想法在清華無人響應，我找了三位天真的北京101中的同學。我們計劃從南向北、從富向窮走遍中國農村。11月初，坐火车到廣州後，背著一二十斤生活用品、步行七八十里，來到番禺縣鄉村。我們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學習了一個月，兩個黨員、兩個轉業軍官（65年哈軍工劃歸地方），四個幹部子弟吃了大苦、耐了大勞、受了大罪、长了大進。當我們回到廣州，準備轉戰湖南時，聽說清華紅衛兵在北京炮打中央文革。消沉的革命意識頓時被激發，我不能缺席，應該立即返回北京、投入新的戰斗！
3-11 與陳元和宋克荒反中央文革
12月中旬我回到清華，反對中央文革的浪潮，史稱的“十二月黑风”已被壓制。留在學校的老兵頭頭，大多捲入後被整肅，清華紅衛兵遭遇滅頂之災。前文提到的我當年的《檢查》中，寫道：“12月下旬，我和沒有捲入‘黑风’的紅衛兵總部委員及我系低班的幹部子弟接觸，想重新把清華紅衛兵拉起來，與蒯大富繼續斗，好好幹一場。”我用主席詩詞安慰“黑风”後被江青點名的賀鵬飞、李黎风、喬宗淮等朋友：“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
清華造反派頭頭如今這樣認識：“所謂‘十二月黑风’是青年學生對中央文革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自發的抵制與抗爭。也是經歷了半年急风暴雨式的階級斗爭之後，對文化革命的第一次反思。”（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47页。）我要補充，清華紅衛兵刮起的“十二月黑风”，“這是最後的斗爭”，“英特那雄耐爾”沒有實現，幹部子弟主導的“老兵”卻從此退出政治舞台和歷史舞台。
12月26日晚，應中學老兵朋友的邀請，我到北京展覽館劇場參加“首都中學
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成立大會。在“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和“擁護中央軍委的正確領導！”等口號聲中，壓在我心裡三個月的陰霾一掃而空。其後他們的標語“忠於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见”，我極為認同。
1967年，我們蓄芳的來年到了！“1月6日下午，我和沒趕上‘黑风’的朋友，陳元、宋克荒到了徐沙家，商量何去何從，四人談起形勢，感情相投又有許多看法，不吐不快，就商量寫張大字報。晚飯後四個人分別起草，寫完後討論，認為陳元和我的較好。宋和徐睡覺，我和陳把兩人的草稿合併理順。清晨徐沙睡醒了，說他清醒了，不能寫這張大字報。要闖禍的要倒霉的。我們三人堅持寫，並決定署名‘布爾什維克’（俄語，多數之義、又指共產黨。）有三重含義：一、我們三人是多數，徐是少數；二、當時我們保守派統稱多數派，造反派是少數派；三、我和宋是黨員，並以此為榮。我們拿底稿到學校，請人抄好，陳、宋和我三人當眾貼到大禮堂前。當時可能是7日中午。”（引自1967年3月我的《檢查》）當時在《檢查》中被隱瞞沒敢講的事實還有：1、在我們四人議論中，批判指責最多的是江青，在原稿中也婉轉地小批評了她一下。最後定稿時冷靜了，刪掉江青，加重對關鋒和戚本禹的批判。2、是宋克荒提議署名“布爾什維克”，我們一致同意；認為江青反對我們保守的多數派，我們就是要打出多數派的旗號，和她對著幹。3、我們三人騎车回清華，我們的毛筆大字都寫得不好，宋克荒找他們班某同學抄成大字報；怕連累他，只有我們三人去張貼。在大字報中，我們從運動形勢冷冷清清、公安部不該抓聯動、中央不應壓制多數派、整十二月黑风錯了、全面批判中央文革等五個方面，論述了對當時運動全面否定的看法。最“反動”的是：“中央文革有許多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言行，應該批評。中央文革只是中央文革，毛主席才是毛主席！”我們還點名批判了鋒頭正旺的中央文革重要成員關鋒和戚本禹的幾個講話。
清華井岡山紅衛兵的小報，以階級斗爭新動向，報導陳宋閻三人於7日貼出反動大字報。說“階級斗爭就在我們身邊:‘布爾什維克’貼大字報，攻擊中央文革，為十二月黑风翻案。”（《清華文革親歷》98页）我們的大字報貼出後，有幾篇支持的，但更多的是反擊和批判的大字報。當時造反派內内斗激烈，沒有精力過多地關注我們，幾天後“布爾什維克”引起的波瀾，风平浪靜了。
1967年1月中旬，我們在清華沒戲演、沒戲看了，於是搞了去昆明的火车票，開始了兩個月的滇浙蘇三省、逍遙派的不革命的遊山玩水“大串聯”。在昆明附近玩夠後，因得不到東進的车票，曾滯留在春城。通過關係我們進駐“停業”的九三學社“省黨部”賦閑。友黨歡迎我們——有北京的老紅衛兵看门護院，當地的小紅衛兵不便騷擾。其間我對三個朋友更加了解。陳元整天在圖書室閱讀马恩和列寧選集，閑暇時向我們宣講心得。宋克荒用自己的相機鑽研攝影技術和藝術，並拿我們開練。徐沙充分利用資產階級的唱機和唱片盡情欣賞古典音樂，還教導我們如何聽懂交響樂。既無藝術細胞、動手能力又差，宋和徐無法讓我開竅，我就只能陪太子讀書、和陳元寒窗苦讀马列了。陳對我啟蒙，讓我學習原來一竅不通的、马克思主義的第一來源——德國古典哲學，這是我當時最大的收穫。我們研讀了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其《開講辭》說：“時代的艱辛使人對於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瑣屑興趣予以太大的重視，現實上很高的利益和為了這些利益而作的斗爭，曾經大大地佔據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們沒有自由的心情去理會那較高的內心生活和較純潔的精神活動，以致許多較優秀的人才都為這種艱苦環境所束縛，並且部分地被犧牲在裡面。”老黑—逗（號）到底的长句令人震撼，滌蕩我的靈魂。我和陳元不斷背誦給宋和徐聽，儘管經常遭到嘲笑。半個世紀後重溫最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的长句，仍倍感親切。聊以自慰的是：我未“犧牲在現實上很高的利益裡”。下半年，我和陳又研讀了黑格爾的《小邏輯》，使我的精神再次升華。
2月底，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聯，學生必須回校鬧革命。我們3人初從蘇州回到清華，噩運等待著我。
右起：陳元，徐沙，作者閻淮，宋克荒。1967年初攝於杭州西湖（照片）
3-12 被造反派專政和抄家
“3月16日，清華井岡山總部發表政策聲明，說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教育八九派，打擊反革命逆流。號召造反派殺回各班去，展開樓道戰、宿舍戰，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八九反動思潮。造反派在許多班級組織了對鐵杆八九同學的批判和斗爭，強迫他們做檢查。”（沈如槐：清華大學文革紀事》，86页。）在清華的“三月鎮反”中，我這個工物系“八九紅衛兵”的一把手，又寫過“炮打中央文革”的大字報，理所當然地成了系裡第一號反革命，被專政了。具體待遇是：
一、行動受限制，不得擅自離校，校內不許與“八九派”接觸。
二、全校批斗反毛主席的反革命的萬人大會，我被押解到台上陪斗。
三、系裡開了若干次我的批斗會。校系批斗會和單獨逼供信，我只被按頭、並未挨打，即只觸及靈魂、不觸及皮肉。否則身體受不了，靈魂就出竅——我肯定胡說八道亂供亂咬，早節不保。真心感謝文明的造反派同學！
四、兩個同學到我家抄了我的房間，搜走我的日記和筆記等物品。當時父母還未倒霉，子弟先於幹部被抄家，這是為幹部子弟中的特例。
五、被迫書寫數份、共二萬餘字的檢查大小字報，張貼於系裡。這是我文革中僅存的寶貴資料，上文曾引述，也要更誠摯地感謝造反派。
六、禁止參加批斗王光美的大會。
4月10日，清華召開30萬人的批斗王光美大會，大黑幫彭真、陸定一、羅瑞卿、薄一波陪斗。我這個小反革命不夠陪斗的資格，但又怕我這個保皇派破壞，當然不能讓我去現場，可是誰也不願意留在宿舍看守我，失去千載難逢看熱鬧的大好機會。於是，4月9日，兩人押送我到校门遞解出境，勒令我11日晨8時不早不晚準時回校報到。
俗話說“請神容易送神難”，殊不知“放鬼容易、收鬼更難”。我才不回校呢！裴多菲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我是：“生命沒危險，愛情未來到，只為自由故，二者無可拋！”失去自由了一個月，我要在家裡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主義的生活。當時的三里河、現在的中央行政區，十幾個部委所在地，老紅衛兵的天下，看誰敢來物資部大院抓我？
4月14日，巨大喜訊傳來，不是偉大領袖又發表“最新最高指示”，而是清華“四一四”成立，井岡山分裂為“蒯大富的團派”和“四派”。當權造反派的分裂，無疑是被壓保守派的福音。“鎮反”無疾而終，反革命的我、自我平反自動解放了！如果說，對文明“專我政”的造反派的感謝是事後認識的“马後炮”；那麼，對“四一四”的感恩戴德則是彼時的“當頭炮”，當時真想放炮竹慶祝。
左起：陳元，本書作者閻淮，徐沙，宋克荒。1967年初攝於杭州虎跑。（照片）
第四節 社會底層調查與博覽內部群書
3-13 四省會調查結交劉澤彭
1967年5月6日，四川成都造反派和保守派大規模武斗，死數十人、傷數千人，全國震驚。隨後，兩派眾多人马來到中央公關，關於此次武斗的經過和責任眾說紛紜。陳元、宋克荒和我決定去實地調查武斗真相。多才多藝的孫巨（無線電系、李井泉三子過繼給三機部长孫志遠）為我們用圓蘿蔔刻製了井岡山紅衛兵的“印章”（我稱是公刻私章）、用长條肥皂印製了井岡山的介紹信。大串聯已結束，無“紅衛兵接待站”提供免費食宿，我們通過來京的保守派得到火车票，與自控系雷同學去成都，住在他家。
在成都詳細調查“五六事件”的來龙去脈後，我認識到：在偉大領袖寵信的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對文革不滿的軍隊支持保守派的地區，戰斗（不只武斗）和死傷不可避免，保守派必將慘敗。我們憂心忡忡，又無力回天，只能攀峨眉以散心。在山中各寺廟留下的食宿借條，宋克荒分別署名清華“蒯大富”或“蒯少富”。遊覽之事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上我們遇到自動控制系的老友劉菊芬和劉澤彭。下山後，劉澤彭加人我們的隊伍，他文筆上乘，中幹子弟，父親早亡。於是布爾什維克的“三家村”變成“四人幫”，我們四人的友誼持續數十年至今（並未因我反對“风波”出走而中止）。在校期間幾乎天天见面，畢業後年年春節回京探親都要聚會。文革後，劉先任克荒之父、中央組織部长宋任窮秘書，後官至中組部副部长，外界戲稱是主管黨務的陳雲義子。我被陳元勸到中組部後，是宋父的部屬，劉的同事。我們四人的生活軌跡就這樣交錯纏繞。
1967年6月，本書作者（右三）與同學陳元（右二）、宋克荒（右五），在四川峨嵋山上邂逅劉澤彭（右一）。（照片）
6月，在成都郊縣調查完畢。我認為再次免費外出機會渺茫，應該充分利用現在的地理勢能優勢，沿回京鐵路線繼續調查。我們四人皆為长子，他們三人擔心“走資派”父母和“狗崽子”弟妹的處境，要直接回京。於是我孤身一人在西安、鄭州、保定（河北省會1966年5月由天津遷到保定，1968年2月遷至石家莊）三個省會考察文革、了解社會。陝豫冀三省激進造反派和溫和造反派的對立都很嚴重，零星武斗不斷，但是還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激烈戰斗。憑藉信用度較大的清華學生証（孤家寡人不敢再用“井岡山”印信），我在兩派的駐地和陣地穿梭。為了取得信任便於了解情況，我不時違心地分別表示同情和支持雙方對立的觀點。實地調查後，我為他們的真诚而悲哀，更為他們的安危而擔憂！文革半年後，因為廣大幹部和我們保守派的境遇而懷疑文革；一年後，因為我們同代青年、他們造反派的傷亡而否定文革。
陝豫冀，既無中學同學在讀革校，又無大學同學在此居家，父母戰友也都自身難保。我無處投靠，只能住店。前面已交代：大學期間家长每月發我20元“學資”，交飯費15元，還剩零花5元，算是“富農”。文革後經常在家蹭吃蹭喝，小有積蓄，升級“小地主”。但是正如葛優所言：“地主家也沒餘糧啊！”我小地主進大城也不能住酒店呀。在三省會，我住過大车店、睡過大通鋪，在候车室半坐半躺熬過幾宿。在那裡結識了三教九流，接觸了社會底層，儘管沒有看過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怎樣水深火熱，但我见識了中國三分之二的百姓“水火”如何。我第一次聽說因家境貧寒，小學畢業當學徒、初中畢業上技校的情況比比皆是（我原以為那是些學習差的笨孩子）。老舍的《四世同堂》在這裡是四世同“室”，我走進貧民窟、懂得了“平方米”的概念。幹群官民天壤之別，我們兄妹四人住校，平時家中只有父母和保姆，住四室一廳一百多平的局长單元；更別提北京哥們家的部长四合院，雲貴朋友家的省长小洋樓！
在鄭州火车站附近浴室的“一夜情”至今難忘。請勿翩翩聯想，當時沒有平民的“性服務”，只有“平民性”的服務——浴室晚上結束洗浴業務後，花兩毛錢可在溫熱混濁的浴池中舒舒服服泡個澡，再在2尺乘5尺的小床上香香美美睡個覺。在车站半坐半躺幾晚後，浴室就是天堂。那天正在天堂的瓊漿中盡情享受，身旁的兩青年搭訕。赤裸著赤誠地親切交談後，首都大學生和河南遊民有了點情——感情和交情。次日，白天我隨新朋友整天行乞、偶爾行竊。他們高超的順手牽羊，我毫無察覺。事後他們向我炫耀戰利品，我勸誡：勿因小失大，砸飯碗進局子。他們答：警察忙於大革命，無暇小治安。晚上，按約定我管飯（打滷麵），他們管睡。“晚宴”後，我把隨身的輜重（換洗衣物及雨衣）和細軟（十幾元巨款及手錶）花5分錢放在车站“物品寄存處”，跟他們登高而睡。是年五一，蒯大富請來全國第一個林副主席的“四個偉大”題詞，在被我們推倒的二校门處，敬立了全國第一座領袖看门塑像。鄭州也學清華、趕時髦，在火车站前搭了十幾米高的腳手架，白天忙活、黑夜安靜。攀上約20米长乘10米寬的平台，我把塑料涼鞋枕在頭下，平躺在比浴室的小床寬闊無比的高大木床上，空氣也格外清新。在初夏習習涼风中，“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晚风吹來一陣陣快樂的笑聲，我們躺在高高的統帥旁邊，聽朋友講那過去的事情。”丐友們的經歷讓我大開眼界。當晚經引薦，我結識了幾位“老大”，第三日我隨不同的老大到不同的地盤實習。晚飯，老大們非要宴請清華“狀元”，我受之有愧地吃了。宴後，同樣夜宿高台，別樣的是，他們堅持要“聽我講現在的事情”。無奈，吃人家嘴“长”！我神侃京城內外文革有意思和沒意思的故事。——不好意思：這夥乞丐，比列位看官早半個世紀先聽到上文諸事！
兩天三夜情之後，浴室邂逅的二位，執意贈送我5分錢的站台票，依依不捨送我上北去的列车。當互道再见時，我們都知曉：再见——不到了！清華大學只教了我兩年有限的理論基礎課，社會大學卻教了我無限的人生專業課，在眾多的導師中，這些丐友在時間序列上無疑位列前茅。這些課程使我增強了平民意識，在幹部子弟中更顯異類。
3-14 博覽眾書，文體並舉
1967年6月，中央緊急指示：所有人員立即回本單位參加文革。而當時清華的文革就是造反派的內斗，我不感興趣、也不敢興趣。7月至12月，我在清華園裡度過半年逍遙自在的逍遙派生活。
文革初，四川某氣礦炸爆，一片火海。32111鑽井隊殊死搏d，6人犧牲21人燒傷，撲滅大火保住了氣井，名噪一時，被譽為“英雄的32111”。回答外地朋友詢問，我說正享受清華“32111”的幸福生活：三飽二倒一書一泳一棋牌，即是：三餐吃飽吃好，午覺夜覺不少；晨讀書暮游泳，晚上圍棋橋牌學會了！
吃——無產階級的中堅力量即許多產業工人只抓革命不促生產、甚至抓革命促武斗破壞生產時，清華的大師傅一天，不！是一頓也沒停飯，讓我們這些既不革命又不學習的“小資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頓頓有飯吃。不敢說吃飽——糧票限制；不能講吃好——鈔票限制。我真想說、但不敢說大師傅們“偉光正”，然而他們確實敬業！
1967年初，本書作者閻淮（右一）與同窗宋克荒、陳元、徐沙（自左至右）在蘇州寒山寺。
（照片）
睡——幼兒園和中小學基本住校堅持午睡，清華也提倡午睡。當時“毛選”沒人天天讀，午睡倒是“雷打不動”，“工管”後則大翻個顛倒乾坤，只讀“毛選”不許午睡了。前些年冬季回國，北京規定供暖16度即達標，凍得夠嗆。遙想當年清華溫暖的冬夜，真感謝只拿三四十元的鍋炉工。
玩——夏秋季，“布爾什維克”的“四人幫”陳元、宋克荒、劉澤彭和我，偶爾捎上“孟什維克”的徐沙，每天午睡後到不要錢、沒人管的頤和園去游泳。而後，在风景宜人的萬壽山下昆明湖畔，交換讀書心得、探討時局形勢，肆意褒貶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以及所有文革升遷者。我還篡改了毛詩《和柳亞子先生》：牢騷太盛“利健康”，风物“不”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湖水“深”，觀鱼勝過“大會堂”！——见識高過南書房！
文革前喝過一勺心靈雞湯：“吃和睡是豬的生活，難道加上玩就是人的生活嗎？”清華學子當然不甘於“吃睡玩”的低級人生活，於是我們還讀書。班上同學說：“我現在不要‘四大自由’（毛文革恩賜、後被鄧沒收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只要四大名著。”他鑽研的還真有成效，列出《紅樓夢》主要人物錯綜複雜的關係圖表，讓初讀者一目了然。又有後繼者為《三國》諸將領和《水滸》108人列出小傳，作為輔導資料油印分發。
1967年7月16日中央文革接见學生領袖，蒯大富說：“清華有90％是逍遙派，沒事幹、大字報也不貼，從空想主義跌到悲觀主義。”（《清華文革親歷》224页）文革僅一年，我們“吃睡玩讀派”是絕大多數，緊跟老人家“繼續革命”的蒯式造反派才是“一小撮”。
我文革中真正的讀書生涯始於清華圖書館。管理員們不像半個世紀前，那位在北大只幹了四個月的潤之同行，那樣具有雄心壯志遠大理想，他們和清華所有的職工（不包括教師）一樣兢兢業業地堅持在“最平凡”（其實是“最低下”的別稱）的崗位上，為“吃喝玩讀們”服務。
1967年夏，我首先通讀了建國以後全部的《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以及《人民手冊》年鑒中政治方面的文章，約數千萬字，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和歷次政治運動有了全面了解。
秋天，我閱讀了內部書籍中全部政治類的“灰皮書”和文獻類的“白皮書”。書籍來源除了父親收存的，主要是上文提到的高幹子弟好友，還開闢了胡喬木侄子和胡繩之子等清華同學的新書源。對我影響較深的有：
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評傳》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使我對殘暴的斯大林和專制的蘇聯有了感性的認識，並與毛及中國對照。
南斯拉夫副總統德熱拉斯（現譯吉拉斯）的《新階級》，指出“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它將留下人類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讓我對社會主義開始理性的批判。
《第三帝國的興亡》簡直就是文革前傳，共和國人民與帝國臣民何其相似乃爾，黨衛軍就像紅衛兵的前輩！《興亡》是徐沙帶我去北大歷史系，向他四中學长胡德平借的。胡講：“父親胡耀邦囑咐，什麼書沒了，《興亡》也不能丟！”我答：“會像對和氏璧一樣愛護。”閱後當然完璧歸胡。
公開發行的《九三年》理所當然地讓人對比“六六年”，此二書使我從歷史和世界的全新視?角審視文革。“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階級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否正確，我不知曉；人道主義“絕對正確”我認同！雨果老先生的教誨銘記在心，並成為我的絕對價值觀。
1968年1月4日凌晨，清華發生武斗，雙方傷百人，三十多位入院治療。33年前，清華地下黨支部書記蔣南翔首創名句：“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現在，失去蔣校长的清華也“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不願幹武斗的部分造反派和不願被武斗的全部保守派紛紛捲鋪蓋離校，北京學生回家、北漂則投靠文斗學校的老鄉。
1967年秋，本書作者在家攻讀胡耀邦、胡德平父子都非常珍愛的《第三帝國的興亡》。
2月4日除夕半夜，宋克荒突闖我家。他說：回瀋陽探親，父母被關，我被追捕，逃回北京。到七機部投奔大姐，姐被管制，無處可去，只好找哥們你了！宋在我家住月餘，後投奔沒倒霉的某將軍。因文革中來家避難的朋友較多，此事我已忘卻。40年後宋故事重提，戲說當年救他一命。我答：“舉手之勞，言重啦！林彪之亡和小平之歿，你都冒險在第一時間通知外地和外國的我，才是義氣千秋！”
1968年春，我讀完所有能淘到的“內部書籍”中以蘇聯文學為主的“黄皮書”，主要來自系友之父袁水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書庫。印象較深的有：《苦果》是“蘇聯右派”作品集，好似中國右派反官僚和特權的俄文版；愛倫堡的《解凍》，“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渴望中國的解凍；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勞改營讓我震撼！我認為它是後來獲諾獎的《古拉格群島》的縮本。
1968年初，顧準夫人自殺。我和徐沙陪顧的兒子們到京郊散心。右一為顧次子，右二為作者，右三為顧长子；左一為徐沙，左二為顧幼子。（照片）
而後，我精讀了翻譯家周煦良受教育部委託主編的高校文科教材《外國文學作品選》，上下兩卷精選了從古希臘到當代的幾十部精品的精彩章節。閱後按圖索驥，我千方百計找尋國內出版的完整譯作，在知識和精神上接受雙重洗禮，完成工科生的人文涅槃。
1968年初，我摯友顧逸東之母（顧凖之妻）自殺，我和徐沙住進顧家數天，幫助料理後事。然後我們陪顧家兄弟與文革初父親自殺的李海文姐妹等，騎车遊遍北京遠近郊區的名勝古跡、风餐露宿尋古探幽。這也算是這個春天我生活的又一亮色吧。
3-15 河北農村深入考察
1968年4月23日，清華武斗升級為戰斗，由冷兵器進化為熱兵器，由零星械斗發展成持續戰爭，史稱“百日武斗”。文革前，清華實行“真刀真槍的畢業設計”，水利系參加密雲水庫的施工，我們工物系參與核反應堆和粒子加速器的運行。我無奈地調侃：“列寧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背叛。造反派好樣的，不忘記清華傳統，武斗都真刀真槍地幹！”文革初期的紅衛兵戰歌，唱道：“拿起筆來作?刀槍，批判反黨大黑幫！”我說造反派是：“拿起刀槍來作筆，砍向同學好兄弟！”近期返校已無可能，夏天我和徐沙、顧逸東三人到河北安新縣同年級黨員何建坤（文革後任清華副校长）家鄉，繼續我1966年的農村考察計劃。這裡恰巧既是八路軍的冀中抗日根據地，又是大躍進的模範縣。
儘管有充分的思想準備，農民的貧困還是讓我震驚，我們穿的最破舊衣服還像是農村的華服。第二天我們藏起手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小收音機沒敢露頭該知之事有大喇叭整天喊）。與當年去廣東大相逕庭。那次公社幹部對社員說：“這是毛主席派來的首都紅衛兵，到農村勞動鍛煉和傳經送寶。”我考察了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現狀，參加過“憶苦思甜會”，但對17年歷史的陰影一無所知。
在紅太陽照耀的紅海洋中，向陽花般的公社社員哪敢向紅太陽的紅衛兵講“困難時期”的負面故事。這次，我們不是紅衛兵洋學生，而是鄰家二小子的同學哥們，隨著同學叫二爺爺、三大娘、四哥、五嫂。“人家城裡大官的娃娃，跟咱土農民擠一個土炕、啃一屜菜窩頭、喝一鍋稀糊糊，白給隊上和咱自留地幹活，還要給錢和糧票。這仨娃子不賴！”有這樣的讚美，你什麼心裡話聽不见、什麼真實情況了解不到？
1968年夏，作者（右）與同學顧逸東（中）和徐沙在河北農村。（照片）
文革中我沒有朝聖井岡山和延安，但聽說“老根據地”的貧困，現在親眼看到“中根據地”和“大躍進模範縣”現實的窮苦。“昨日入城去，歸來淚滿襟。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似乎是中國農村的詠歎調和主旋律。農民講述在並無大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自己親人餓死的悲慘情景，令人觸目驚心慘不忍聽。我這才知道：遍野餓死者，皆是種糧?！之前在城裡，我們曾討論過共產黨最對不起誰：“鎮反”的地富反壞？“反右”的“右派”？“思想改造”的知識分子？“文革”衝擊的幹部？貧窮的工人？現在在鄉下，我終於有了答案：農民！是根據地節食縮衣養活了紅軍八路的老區農民！我們的父母已成“食有鱼、出有车”、錦衣玉食的高級幹部，他們還是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土農民；是分到土地踴躍參軍犧牲、“解放”全中國的新區農民！百萬戰死內戰沙場的農民是烈士的主體，紀念館和烈士公墓可有其名？是忍受巨大“剪刀差”盤剝、為工業化作出巨大犧牲的全國公有化農民！是至今沒有解決溫飽、仍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二等公民——農民！
第五節 工宣隊的統治與我的反抗
3-16 與工宣隊的摩擦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遣61個工廠3萬工人，在8341部隊（中央警備團）配合下，突然開進清華園。工人被不明真相的蒯大富派攻擊，死5人傷731人。8月，工人宣傳隊宣布长期進駐清華，要求師生立即返校。9月我們從河北農村回清華，經歷了一年半暗無天日的被管制生涯。
毛澤東親自培養的典型是“六廠二校”，即六家工廠和清華北大，印刷“毛選”和“?毛像”的新華印刷廠是最革命的第一廠。工物系的?工宣隊就來自該廠，“工軍宣隊”的系領導是8341領袖衛隊的一位連长。在極左“激情燃燒的歲月”，最左的尖刀插入清華最機要的系，是順理成章之勢。我與他們左派的做派格格不入、摩擦不斷的原因有三：一、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已初步形成“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愚昧很強大，能禁錮人一世；又很脆弱，一旦掙脫，任何力量絕不會使你再度愚昧。聰慧整天被蠢笨教誨，無比難受！二、我們反動大字報點名批判的關鋒和戚本禹已被毛拋棄，而口頭譏嘲江青無紙無字，從不承認，我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飞。三、工宣隊對傷害工人的“團派”恨之，對武斗的“四派”惡之，對我們“逍遙派”好之。摩擦具體事例如下：
“新抗大”事件。8341那位連长異想天開，讓實驗室工人用有機玻璃做兩米见方的“新抗大”三個字，放在系館樓頂。我說：“剩餘的下腳料不要扔，我要做‘活雷鋒’三個字別在胸前。”“新抗大”在樓頂立足未穩，被遲群發現，勒令取下。我說：“多虧我的‘活雷鋒’還沒做，否則和你們一樣瞎忙活了！”連长想整我，還沒來得及，我們就化敵為友了，因為次日，陳元來找我，連长與陳握手問候，原來他曾是陳雲的警衛員。陳元指著我對連长說：“你要早聽他的，就不會被遲群訓了。”農民出身的連长對首长及其子弟有極樸素和極濃厚的階級感情，因此對我也不計前嫌，格外照顧。“翻身學生得解放，幸福日子幾天长。”很快軍人撤出，系裡只留下工人師傅。我又“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了。
1968年秋考察歸來。右起：徐沙、顧逸東和本書作者閻淮（照片）
工人把社會上流行的、學生們生疏的對“毛像”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毛選”的儀式強加給我們。對此我是心中有怨，但既不敢怒更不敢言。1968年冬“清理階級隊伍”，派出“可靠學生”外出調查“不可靠教師”的歷史。我系幹部子弟關某“外調”回來作報告說：“旅館房間只一面牆有毛像，便自費買三幅貼上，使任何方向都能看到偉大形象。我們堅持天天讀，回來已後半夜，旅館沒有桌子，還躺在床上讀毛選後才睡覺。”我對這種宗教儀式的不滿頓時有了發泄點。討論中我說：“既然躺著學習，就應該再貼一張主席像在房頂。後半夜已是第二天，你們當天還是沒讀毛選，還不如我們在學校、在工宣隊的直接領導下，真正天天讀了。”同學們跟著挑毛病，學習榜樣成了批判對象。
學習解放軍，我們學生編為一個連。連长是新華廠的青工，高考落榜當了工人，文革造反成了左派，在廠裡技術不行還挺“刺兒頭”，有了工宣隊這差事，領導順水推舟卸了包袱。新華廠輕鬆了，工物系倒霉了。你從长沙的中專生掌權後如何整大知識分子，就能推測出中學生怎麼整大學生。例如他規定，宿舍不許插门（怕看四舊書籍），聽收音機不許带耳機（怕聽外國廣播）等。飯前在食堂前排隊唱紅歌，無論數九寒天還是三伏烈日，他認為歌聲不嘹亮或音律不整齐就不讓吃飯，直到他滿意為止。我不由得想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我們當面叫他王連—长（弱讀），背後稱他“王連舉”（《紅燈記》中的叛徒）。過去我對領導提意见，是人民內部的幹群矛盾；現在對工宣隊有看法，就是反對主席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可能是敵我矛盾。我私下牢騷：“我沒當過亡國奴，不知道一個民族被另一個民族壓迫之
苦；但我親身體驗到一個階層被另一個階層管制之難（四聲）。我不是基督徒，沒有原罪；考上大學的知識分子在落榜的工人面前，也無原罪！”
1969年春進行“整黨”，由黨員“講用學習毛選體會”，群眾評議通過，方可恢復組織生活。第一批安排“講用”的是工宣隊和學生都滿意的，順利通過；第二批是工宣隊滿意而學生不滿的“積極分子”，如上述的關某，當然沒有我。工宣隊按照毛澤東“抓三分之一”的工作方法，在關等“講用”後召集部分同學開會，布置讓這批“積極分子”通過。隨後的全體群眾大會上，我的哥們提出我比關某好，許多“三分之二”呼應，最後我和“積極分子”們一攬子被通過，我是唯一沒有“講用”就恢復組織生活的黨員。
我1965年入黨，遵照當時中共八大黨章規定，需要一年的預備期。現在歷時四年，中共九大新黨章為了使造反派突擊入黨後，立马擔任黨內要職，取消了預備期。我恢復組織生活即為正式黨員，原本就不軟的腰杆挺得更直更硬。“王連舉”開口閉口“你們知識分子要接受我們工人階級再教育”。在學習毛的“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成……”的“50字建黨方針”最新指示時，我虛心地向不是黨員的王連长請教我的困惑：“根據毛主席一分為二的觀點，無產階級由黨員的先進分子和黨外的落後分子兩部分組成。知識分子黨員的先進分子如何接受黨外落後群眾的再教育？”他當然無言以對，只能在畢業分配時懲罰我。
我上述的“階層管制論”和“落後再教育論”在朋友圈中流傳。北大國政系的李海文多年後還記憶猶新，在《“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發表經過及影響》提到此事。（《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老人家75歲生日那天突然想起了我們，發出“即使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最新指示。工宣隊召開全校“可教子女”的千人大會，自然也忘不了我，還想讓我典型發言。我說：“家父雖然已被定為走資派，但至今還未死亡、仍然健在，尚不屬於死不改悔。二根據二分法，參會者是可教子女，不與會者就是不可教子女嗎？”胳膊擰不過大腿，我與會了，但不發言。是日發言者，有我熟悉的肖華之子和劉瑞龙之女。我對人對己的要求是“兩個不損害”，即：不損害自己之尊嚴，不損害他人之利益。因之，我不恥於發言者。出社會，方知世事之艱辛，對別人不再苛求“不損自己之尊嚴”。對人及事，皆取“了解、理解、諒解”的“三LJ”態度，文革後與劉等仍為好友。
3-17 “家破人未亡，子散妻未離”
這小標題，是我安慰父母的話，它概括了我們六人家庭在1968年以後的狀況。1967年，我被清華同學抄家時，父親還平安無事。他能平安地躲過1966年至67年文革初期的衝擊波。我認為原因有二：其一、當時行政10級的父親是物資部機電局副局长。而11級的正局长徐良圖（文革後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資歷比父親淺，被認為是物資部长袁寶華的紅人，文革伊始第一個衝擊波就隨著袁部长一起被打倒。第一副局长的父親就負責了全局的業務，擔負起全國機電產品調配的重任。工作需要，他不能垮台。其二、父親還兼任機電局的黨委書記，他又是熱心腸，在政治和生活上都關心下屬。例如，使勁發展青年黨員，逢年過節帶外地單身大學生來家裡一起吃飯。人緣好也使他佔了便宜。
1968年，全國生產癱瘓，父親不重要了。“保閻反徐”年輕人為主體的群眾組織失勢了。運動更深入了！一個局級幹部不打倒，留著幹嘛？父親成了“走資派”，並逐步升級：先是停職反省、然後勞動改造、最後關進“牛棚”停發工資。三個中學?生的妹妹弟弟，運動初期積極投入革命熱潮，分別屬於北京中學生的“老兵”、“四三”和“四四”三個派別。熱潮降溫，偉大領袖在城裡“運動”完了他們之後，又運動他們到廣闊的農村去刨食。他們三個小孩或自覺響應號召、或被迫遷出户口，分別到黑龙江、內蒙和山西務農。北京只剩下三個較年长的：父親在機關被造反派隔離關押；母親是北京市衛生局幹部，集中到昌平縣的勞動大學；我在工宣隊管制的清華大學；只有周末我和母親才能回家相聚，並給父親送點衣物。
物資部成立於1964年，同年物資部大院在甘家口東南角修建完成。它西邊隔著三里河路與釣鱼台國賓館相鄰，東面是解放軍報社；南面是月壇北街，北面臨阜外大街。大院南邊是高層的部機關辦公大樓，北面是宿舍區。宿舍區層級分明：最西面、與釣鱼台相望的是一排五棟、部长和局长的“一梯兩户”的三層小樓，中間的是兩排十餘棟、處长的四層中樓，東面是三排幾十棟、一般幹部的“一梯三户”的五層高樓。院內幼兒園和小學、副食店和大礼堂、醫務室和大浴池、經常演電影的大禮堂，應有盡有一應俱全。宿舍區與辦公樓無隔離牆，平時我們騎车穿行方便，文革時辦公區幹部的大字報就自然而然地對家屬們公開了。
從《閻韞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的大字報中，我才知道父親被隔離的重要原因。父親在物資部的檔案副本（正本在中央組織部）被公開了：解放初期老家土改爺爺被斗，父親給河南省委寫信申訴，“痛說家史”：爺爺在紅軍時期曾支援徐海東（開國大將）十萬大洋，抗日時支持幾個孩子參加中共抗日，應屬開明士紳。孰料河南省委黨性極強，將此信轉回黑龙江省委。又哪知黑龙江省委書記對省委工業部长的父親不好處置，乾脆把信放进父親檔案了事，於是乎便埋下隱患。长春第一汽车廠廠长饒斌（原黑龙江副省长）勸父親去任副廠长，把任命材料報到中央分管工業交通戰線的薄一波副總理處。薄調來父親檔案，發現那關鍵要命的書信；提筆批下八個大字：“嚴格控制、不得重用”。從此父亲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在仕途上開始走下坡路。饒斌只得改任父親為安裝公司經理，推說安裝工作更重要，需要他獨當一面云云。1956年父親調到北京，一機部說東北的高崗（當時已自殺）為籠絡幹部，級別定得太高，父親應由九級降為十級，任副局长（後聽說大部分東北進京的司局长都降一級）。父親不計較得失，仍勤勤懇懇工作。此後他到計委機械局給十級的马儀（後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當副手，現在又作了11級的副職。父親和我如今才明白十幾年前的一段公案。
1968年，京郊合影。右一為作者，右二為徐沙，右四是顧準次子，左一為李海文，左三為顧準长子。（照片）
父親平時教導我“興無滅資”學習雷鋒，作好革命接班人。什麼“走資派”？哪個“孝子賢孫”？我才不信這一套！我才不劃清界線呢！每周日學校放假，我去機關，在看守監視下，給方親送去經過檢查的換洗衣服和香煙、餅乾（父親腸胃不好）。他平時只抽較高級的“大前门”，現在造反派只許送最差的，我用母親沒有被扣的工資買最貴的“大中華”香煙，放在最差的煙盒中矇混過關。父親與我相約，在本樓層最近的廁所、左邊第二個蹲坑的紙簍裡，我們交換條“情報”。如此這般，近一年從未敗露。
1969年春節，最難忘、最痛苦的春節！弟妹們剛下鄉幾個月，不批准回京探親。除夕傍晚，母親親手做了父親愛吃的豐盛菜餚，一分為二，一半用毛巾被包裹嚴實。我頂著刺骨寒风，送到機關大樓，在關押父親樓層的樓梯上，我竟被攔下。看守說：“你爸爸最近態度不好、不老實交代問題，專案組決定不許家屬再送食物。”我故意大喊大叫，讓父親聽见，知道我來看過他，媽媽在想念他。氣憤的我只好到大院中的清華同學家，把菜餚送給她。我不能拿回去，讓媽媽更傷心。流著眼淚我無力蹣跚緩慢地向家走去，進门前我擦乾淚水，進门後強裝笑顏。我對母親說：“爸爸嘗了飯菜很高興，他身體也不錯，還讓媽媽多保重！”我們娘倆吃了豐盛菜餚的另一半，我毫無胃口，但強迫自己盡量多吃。飯後我說有點累，就回到自己房間，蒙頭低聲痛哭。
1969年春天，中共九大前，不知誰發了個什麼鸟指示，物資部的“走資派”全部要被押解到河南幹校。行前倒是讓父親回家收拾行裝，我和母親都劃不清界線，以我倆對方有病為由請假回家，與方親團聚幾天，然後就是生離死別各奔東西。
這一年北京就只有我和母親，孤兒寡母兩個親人相依為命。一個24歲的不學習的學生，先後到北京特殊鋼廠和北京重型電機廠幹重體力勞動，美其名曰“按領袖指示：學工”。同學發牢騷：“現在是猛吃、猛睡、猛幹，三猛！”工宣隊說首先應該是學習毛澤東思想，讓我們批判“三猛”。我說：“三猛非常錯誤，根本不可能！猛吃沒糧票（學生定量30斤）、沒鈔票（20多歲了白幹活還沒工資），猛睡沒時間，猛幹沒力氣（吃不飽、睡不好）。”工宣隊哭笑不得。
母親，一個患冠心病的老幹部，集中在遠郊區，住集體宿舍。每周末擠公交车回家，隨身帶著紙條，上寫：“我是某某，患心臟病、若休克，請通知在清華工物系的孩子閻淮。”我們兩個“住校生”都盼望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母子團聚的一天，也期盼回家能看到天南海北在鄉下務農的其他四位親人的來信。我經常安慰母親：“文革中多少個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我們家是：子散妻未離、家破人未亡。知足吧！”星期天晚上，是可惡工宣隊規定我們回校的時間。我從家裡迎著昏暗的月亮、頂著呼嘯的北风，騎车北上清華的20里路，是我心理情緒的變壓器；在這30分鐘裡，我要深埋溫柔脆弱的親情，穿上精神的盔甲、帶上堅強的面具，面對以知識分子為敵的工宣隊，迎接新一周生理和心理上新的磨難。
1968年冬，工宣隊進校。首次戴上毛澤東像章，心情憂鬱。
3-18 畢業離校遠赴西北
1969年9月3日，廣播傳出《烈士魂》哀樂，越南領袖胡志明逝世。陳元、宋克荒、劉澤彭和我討論形勢，一致認為：中國的《烈士魂》播出前，文革混亂的局面不會結束，我們應養精蓄銳充實自我，靜待天子歸西，屆時再展身手。他們也勸誡我鋒芒“避”露，少惹是非。回顧工宣隊在清華的歷史，工宣隊的最大功能就是管制和整治知識分子。使我們從整體意義上成為“再教育”、“給出路”、“可改造”的革命對象。一个宣隊頭头說：“什麼時候知識分子的心情舒暢了，就說明我們的工作有了問題。”赤裸裸地道出了工宣隊以知識分子為敵的心態。（唐少傑：《一葉知秋》，285页，中文大學出版社，香港，2003年。）不是我喜歡招惹是非，只是我不情願被別人“心情舒暢”地管制和整治而已！
1970年初，在工廠無償勞動十個月後，突然被召回學校畢業分配。原因是清華和北大準備招收工農兵學員，要為他們騰出校舍。工宣隊實行毛澤東的法家路線：論功行賞、有仇必報、獎懲分明。具體方案是：“連級幹部雲集大連，落後學生發配新（疆）西（藏）（州）。”我則連蘭州都不如，是火车過蘭州再開一天的甘肅武威縣，古稱“涼州”，其荒涼可想而知。“布爾什維克”們也都沒好果子吃：陳元分在湖南新邵縣，劉澤彭分在吉林梨樹縣；宋克荒聽造反派讚美林彪江青，氣不順說了不恭之話，被定為反動學生留校審查。我們離校後書信不斷、互通情況。
1971年春節，北京探親再聚會，四人交流了通信不便談的思想。最重要的是陳元通報了九屆二中全會的內幕，特別是毛在廬山會議結束時說的“事情沒有完”。我們分析了毛澤東與林彪的性格特質和處事方略，都預感還有大事將發生。
1971年9月下旬，我在甘肅接到宋克荒北京來信，告知“老虎和爹娘摔死在內蒙外”，在正式傳達前得知“九一三事件”。
1972年春節，我們四人在北京重點研習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認為公布它是毛亂了方寸，有利於民眾的覺醒和文革的破產。這是我們70年代初的交往，友誼持續著，政治上的再次交往是80年代初，而80年代末的一場“风波”使我與他們在政治上分道揚鑣，只保留著私人情誼。
1970年春大學畢業。
1970年3月，登上西行列车，經過兩天兩夜只坐不臥的艱苦旅程，奔赴遙遠的西北陌生小城。24歲的我，確實想到57年前，一個同樣24歲的青年，在同樣的春天，同樣背井離鄉遠赴西北。我們同樣“一事無成、一文不名、一無所有，但是擁有不可抑止的自信心和深刻熾熱的使命感”。（引自《第三帝國的興亡》）他就是我深惡痛絕的阿道夫。第二感覺有點革命性了：我像衝出牢籠、將在廣闊天地自由翱翔的海燕，“在烏雲和大海之間，高傲地飞翔，充滿著對暴风雨的渴望、憤怒的力量、熱情的火焰和勝利的信心。”（俄國高爾基《海燕》）
此後五年，通過艱苦卓絕的“我的奮斗”，在工人、技術員、车間主任、廠长的路線圖上，爬到縣團級的武威煤礦機械廠的頂層。在全面整頓和回潮的1975年，對口調到北京煤礦機械廠。對著清華園大喊：“我胡漢三又回來了！”
清華文革的四年，我犯過嚴重錯誤，也有豐碩收穫。文革前，我是一個狂熱的極左*****；文革初，看到基層的諸多問題，以為是歪嘴小和尚把马列毛的正經念歪；中期，對高層殘酷和底層貧困的了解，知道大和尚嘴也歪了；後期，認為马列當年可能是真經，斯大林和毛澤東“跑偏了 ”，好經也要與時俱進。我們的使命就是撥歪返真、修正舊經，淨化黨的領導、完善社會主義，作補天救黨派。
文革中，通過深入城鄉社會底層和研讀先賢哲人經典，樹立了平民意識，我成為幹部子弟中的異類。維克多•雨果的“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有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成為我的絕對價值觀。1986年，中組部的我，到許多省委組織部和黨校抨擊時弊鼓吹政改。有人指責：“你天天吃黨的，日日罵共產黨！”我笑答：“你們天天誇黨，是日日害黨，我是在救黨！” 1989年，“動亂—暴亂—风波”後，人道主義的我不認同鎮“暴”，出走了。9月20日我在《歐洲日報》上寫出我的理想社會是：民主政治、自由經濟、獨立司法、保障人權。——好像與某黨現在的要求雷同，是嗎？
這一章的主要內容曾以《一個老紅衛兵的回憶與反思》為題，收錄在《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孫怒濤主編，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香港，2015年2月。）和以《一個老紅衛兵在清華的四年》為題，發表在美國《新史記》雜誌，2015年8月的總第26期。兩篇皆無稿費，故不算一稿多投，網上瘋傳則與我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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