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曾经带头签名、规劝袁世凯称帝”，这是蔡锷制造的一个假象，在签名前，早就准备举事讨伐袁世凯。

       （以下摘自《蔡锷与袁世凯》一文）

       在“帝制运动”中，袁世凯弄不清蔡锷的内心，蔡锷也弄不清袁世凯的内心。如果是好朋友，蔡锷就应该对袁世凯有所劝诫。可是，蔡锷没有劝。因为他不知道袁世凯的真实想法，却知道做皇帝对一般人的吸引力。所以，他只是看，什么也不说，而且表面上沉迷于女色，似乎玩得什么都顾不上了。

　　他们此时进行的是一种特殊对话。蔡传递的意思袁能读懂：你称帝也罢，不称帝也罢，我不关心。可是，蔡锷真不关心吗？袁世凯不敢轻信。

　　恢复帝制的列车加速，蔡锷做出了一个判断：复辟帝制势在必行。既然如此，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反对，而是行之有效的阻击。谁来承担这个重任？蔡锷有理由产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英雄之所以是英雄，就在于置身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自己有准确的估计和足够的自信。这时的蔡锷，已责无旁贷地把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命运放在了自己肩上。既然如此，他就需要有所准备，不能暴露自己，在袁世凯面前，就更不能说真话了。

　　8月14日，杨度等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第二天蔡锷就到了天津，与梁启超讨论了一夜。蔡锷说：“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三十九》)此后，蔡锷每隔几天就要到天津找一次梁启超。护国战争胜利之后，蔡锷曾经回忆说：“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咨受大计……”(曾业英编《蔡锷集》)

　　他们议定，由梁启超写文章公开反对帝制，然后蔡锷离京回云南，袁世凯什么时候称帝，云南就什么时候独立。8月20日，蔡锷开始与西南各省联络，告诉他们帝制势在必行，北京叫干什么就干什么。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正式成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电全国，要各地官员和社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问题。此时的蔡锷需要伪装，且被动不如主动。所以，在8月25日的军界要人会议上，蔡锷在一张纸上挥笔写下“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然后带头签了“昭威将军蔡锷”，跟着他签名的是12位将军。蔡锷一边制造假象，一边准备离京，最终去云南竖起了讨袁护国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