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树前鞠躬
景德2017-11-6
今年五月，我乘坐高铁从苏州到了江西南昌， 之后搭乘“顺风车”，来到了坐落在共青城富华山的“耀邦陵墓”。面对胡耀邦先生的墓碑，
我恭恭敬敬鞠躬，再鞠躬，再鞠躬， 为了我自己，为了家人，也为了众多嘱托我的同学和朋友。
我们这一代人， 身受胡耀邦先生的福泽，可谓深广矣。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的折腾之后，胡耀邦在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被推上了执政党的上层。在短短的主政期间， 胡耀邦扎根于基层民众，力挽狂澜，开创了八十年代清明的政治氛围。别的都不必说，就只他在文革之后，为几十万右派分子平反， 为“地富反坏”摘帽，为文革冤假错案翻案，这一件业绩就足以青史垂名，巍巍不朽。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新人（八零后， 九零后， 零零后等等）， 对文革前的中国政治生态可能陌生。 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来之不易，难以有较深的体会。他们会觉得，改革开放后提倡的“和谐社会”， 不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吗？ 然而，只要把历史从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往前再多翻几页，读读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和文革的七十年代， 就会发现，那时的中国， 曾是个十分不同的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在五十年代后期就进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社会矛盾斗争绝对化的时期。当时的中国社会，有 “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对 “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人们被天天提醒， 社会是有明确的“阶级”的， “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随着运动的深入，“敌人”的概念也在不断扩大， 五五年添了“胡风分子”，五七年添了“右派”， 文革又添了“走资派”，“叛徒”， “内奸”， “工贼”，“黑线人物”，“五一六分子”，罪名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大大小小运动的叠加， 再加上地富反坏的亲属和社会关系， 被踩在脚下的“地富反坏”的总和，加在一起，实际远多于“一小撮”。被打倒、被专政的人们， 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群体。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专政”在中国大陆是最响亮的词语，是反右和文革的指导理论，在实际上， 也是一切暴行，冤案，酷吏罪恶的渊蔽。专政，客观上形成了“多数人的专制”，归根结底，是“个人的专制”。当年，谁敢说一声“和谐”？ 谁敢吱一声“矛盾的统一性”？ 亲身经历了“整人”的反右、文革的老人以及他们的亲戚子女，多少人含冤离世，多少人伤痕累累，不堪回首往事。
当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学学生时，就亲眼目睹了同班同学，因为父母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就注定不能被重点中学录取。那时我的同班同学，还只是十岁出头的娃娃，57年反右之后， 他们立即沦为同龄人中 “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人”。他们有的随着右派父母被迁到了苦寒的青海， 有的留在上海常年背着沉重的“右派子女”的家庭包袱。时间久了，人们将此类“不公”当作“司空见惯”，日久淡漠了同情之心。
从初中到高中毕业， 凡填写表格， 必有一栏是“家庭出身”。 由“家庭出身”派生的阶级路线， 是制度化的歧视。在中学期间，“阶级斗争为纲”在客观上演化成了在学生中划分“阶级”的荒诞戏剧。就像土改划定“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那样，青年学生被按照家庭出身与政治背景分类归档，成份决定一切，家庭出身不“红”的学生，即所谓的“黑五类子弟”，注定不能升大学，不能入团，不能当兵。这种公然的不平等，在文革初期被发挥到了“对联”的极致。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竟然还会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命题，被一部分狂热的学生传抄、“捍卫”，祭为学生斗学生的工具。出身不“红”的青年若参加对联辩论， 至多也不过得到个“不是混蛋”，或“可教好”的侮辱而已。遇罗克出来讲了几句真话，甚至献出了生命。
文革期间，我所在的中学有一度学生在进校门时要被查问家庭出身：如出身“红五类”， 那就可以进校闹革命； 如果是“职员”出身， 那就得“斗私批修”； 如果是“黑五类”则被勒令不准进入校门，“滚回家去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如此侮辱性的“勒令”，挨上你就算挨上了， 不会有来自任何方面的道歉。破四旧的时候， 学生被自己的同窗贴大字报，“敦促”和家庭划清界限。这样带着火药味的大字报，贴到你门口就算贴到了，也不会有来自任何方面的愧意。学生抄查同班同学的家，这样的事例已记载在星星点点同学的回忆文章中， 不需一一举证了。
更有甚者，临近分配，我所在的班级有两位同学档案里被塞进了黑材料，从此被戴上了“反动学生”的帽子。 写下那致人于死地的“反动学生”结论的，其实同是一个班级的分配小组的青年学生。执笔的分配小组干部难道不明白，档案上的白纸黑字，是要跟人一辈子的啊！对自己的同窗下这样的狠手， 恰恰是多年来“阶级斗争”思维结出的恶果。当时的中学学生， 也不过就是二十岁不到的青少年， 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化之下，已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撕裂和内斗。
不仅仅是学生间的“人斗人”， 我所在的中学也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学生斗老师，学生打老师”， 场面甚至血腥。我所在的中学老校长被红卫兵装进了麻袋， 吊在树上殴打；学生造反派在半夜闯进校长的家， 拖起已经上床的老人扇耳光； 还有红卫兵将老师揪到男生宿舍， 用鞋底掴脸，打得老师面流鲜血，老师挨打之后，被勒令沿着宿舍前的花岗岩路爬行回家……文革中，部分激进的青年学生以“革命接班人”自诩，打骂老师，惩治同学， 将此作为其乐无穷的“与人奋斗”。
以上列举的， 还只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小学生， 中学生所能听闻的“学生斗学生”，“学生斗老师”。这种“人斗人”的政治生态， 是当时人人目睹的现实。这些黑暗面，随着时间的流驰，无人提及， 大多数人都“知趣”地遗忘了。也许我们都应该学会宽恕和容忍， 但是宽恕， 应该是在了解历史，明辨是非之后的理性选择， 而不是浑浑噩噩地拒绝讨论， 好像那些丑陋的行径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当时的成年人世界，专政的铁扫帚挥舞了几十年，斗争哲学已不再是书本文件上的铅字， 而是真刀实枪的手铐，奴役、凌辱，甚至虐杀。夹皮沟的右派集中营的大面积死亡， 以及被押赴刑场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在枪下喋血， 就是最直接的例证。经历过文革的人们， 都听惯了杀气腾腾的“把XXX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 让他（她）永世不得翻身”，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 不许乱说乱动”…… 这种多数对少数的专政天然有理的思维逻辑，成了多少年来整个社会的思考惯性。被专政的， 已不是“人”， 而是“鬼”，社会可以不把他们当作“人”，可以把他们当成没有尊严的贱民， 对他们可以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反右和文革期间， 多少人失去了以良知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左为荣，好像谁越是冷酷暴戾， 谁就越革命。 说到底， 这是一种“酷吏”思维。
文革期间，我的家在华东师大教工宿舍师大二邨， 邨子里大约有大大小小十几幢小公寓楼。 从我家所在的公寓楼进门有三层， 每层有四户， 也就是说， 一个大门进去有12户人家。 就我能记得的，几乎每一户都受到了冲击。我家的邻居张老师的父亲，被划为地主分子， 被遣送回乡；住在二楼左侧的历史系李季谷教授患有糖尿病，早上出门接受批斗， 因不堪凌辱，大白天在师大投河自尽，尸体被打捞上来，用席子卷着，我正好从丽娃河边路过，亲眼目睹了那裹着尸身的草席，而李季谷教授的家人还在家苦苦等候老人回家； 二楼右侧的二附中教导主任童老师的丈夫在门框上悬挂自尽， 消息传来， 邻里不寒而栗，凡上楼经过童老师家门口，心中都装着一份恐惧；一楼的车永明老师是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 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轮番大战式的批斗使车老师健康崩溃，造反派勒令他天天打扫宿舍的楼梯，可怜的车老师每天跪在楼梯上用抹布擦灰，英年早逝，留下了三个幼小的成绩优秀的女儿。文革之中， 大街上扫地的， 学生宿舍里打扫厕所的， 都是学富五车、白发苍苍的学者，他们挂着牌子， 上写着罪名和加上红叉叉的姓名，劳动早已失去了本来意义上的高尚和愉悦，而被当成了惩罚和羞辱。在清理阶级队伍最高潮的几周内，师大学生宿舍成了囚禁对立派学生的牢房，有一度， 几乎天天有学生从学生宿舍跳楼自戕……这一幕幕的惨剧，都发生在文革之中，那时，广播喇叭中播音员的声音，都被拔高了频率，校园空气中弥漫的是“戾气”和“恐惧”，人的尊严似乎没有人再提起，人的生命成了可以随意践踏的贱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滩滩的血迹淡化了，受害者的姓名也渐渐没有人提起，被遗忘了。
有人说中国人好“窝里斗”、“互掐”， 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因为反右和文革中被批斗的一方，除了被斗、 被掐， 是没有回手的力量的。 属于他们的， 只有屈辱和愤懑，稍微激烈些的就是自尽。 古时候读书人信奉的是“士可杀不可辱”，而反右和文革， 搞的恰恰就是肉体上的“施虐”和人格上的羞辱。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和信任，被大面积地消弭。
我所写的， 只是我自己能观察感受到的一鳞半爪，我不知道的， 当是更多。
胡耀邦上台前的国内政治生态， 基本就是如此。在巨大的社会惯性面前， 而能勇敢地发出不同声音的，在高层的杰出代表，就是胡耀邦。
在胡耀邦当总书记的时候，他敏锐地意识到“阶级斗争为纲”和“人整人”是现代中国病态的症结，他勇敢地提出为几十万右派分子，地富反坏，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平反。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胡耀邦说：“要下油锅我先下，要上刀山我先上，要入地狱我先入”。他以拼命三郎的精神，把千千万万“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从“鬼”还原成“人”， 从根本上终结了当时中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整人政治，开拓了人道主义的广阔道路。
什么是革命？ 什么是进步的社会改革？ 许多在阶级斗争教化中成长的年青人， 是以封建社会的“定罪，抄家，瓜蔓抄，满门抄斩，五马分尸，焚尸扬灰”来理解革命的。这种理解， 在阿Q正传中， 就有形象的描述。正在这样的理解下， “戴高帽”，“挂牌子”，“坐喷气式飞机”，“罚跪”等等的封建衙门丑陋行径才会残渣泛起， 将被专政的人们当作“可杀可辱”的贱民，动辄“十大罪状，罄竹难书”地批斗羞辱才会成为一时之风尚。然而，这不是真的革命， 而是恶的膨胀，是兽性的释放。 事实上， 胡耀邦所提倡的为几十万右派分子摘帽平反， 为地富反坏摘帽，为文革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们平反，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人”的革命， 这是有进步意义社会改革，是了不起的“扭转乾坤”。
许多早期追求改革的社会主义者，革命前驱， 首先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他们真诚地关心同情弱势群体，悲天悯人，有人文情怀，以人为本， 主张公平正义。在他们看来， 革命就是要改革“不把人当人”的旧制度， 最终做到“把人当人”， 把每一个人 （我没有误写，是的， 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人，有尊严的人，包括放下了武器的敌兵， 包括不再奴役他人的昔日的敌人。 早期马克思主义旨在解决工人阶级面临的被奴役被剥削的困境，当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发展、传布，就因为它的核心是人道主义。从这层意义上讲， 就像雨果说的， 在革命之上，还有个更高的原则， 那就是人道主义！如果人道精神在革命当中被专制所取代，这就是本末倒置。反右和文革中盛行的“人斗人”，把人往“死里整”，不把人当人的“酷吏”思维，和早期社会革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在解放“人”这一点上， 胡耀邦居功至伟！近代中国无人可以比拟。胡耀邦客观上刮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一阵春风。尽管胡耀邦在生前死后遭到了明明暗暗的诬陷和打击， 在他身后的几十年中， 毕竟没有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整人运动， “和谐”被作为全社会的共同口号， 盖过了杀气腾腾的内斗。这不能不说是胡耀邦为中国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
网上有文章写道 “一 个人道的共产党人，一个人道的革命者、人道的社会主义者，这可能是胡耀邦最好的历史定位”。这是胡耀邦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今天纪念胡耀邦 的意义所在。
胡耀邦生前说过， 死后不愿意进八宝山， 说“那儿太吵”。太吵？吵什么？ 不说了， 你懂的。
五十年代，九十几名上海知青来到了南昌和九江之间的偏僻乡间，开辟荒野， 兴办农场。胡耀邦闻讯，来到了正在艰苦创业的上海知青的草棚，勉励青年人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当年青人喊出了“草棚万岁”的口号时，胡耀邦说，“草棚不能万岁”，希望青年们在几年之内改变脚下农村的贫穷面貌，将农场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当年知识青年们锄头下的土地， 如今变成了江西地图上的一个新兴城市：共青城。胡耀邦， 作为一名老共青团员，将自己的骨灰也撒在了这片热土，“耀邦陵墓”将成为世世代代有良知的中国人瞻仰的圣地。
在胡耀邦去世后不久， 一位音乐人作了一首曲子， 名为“好大一棵树”， 歌词写道：
头顶一个天
脚踏一方土
风雨中你昂起头
冰雪压不服
好大一棵树
任你狂风呼
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
有乐也有苦
欢乐你不笑
痛苦你不哭
撒给大地多少绿荫
那是爱的音符
风是你的歌
云是你脚步
无论白天和黑夜
都为人类造福
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祝福
你的胸怀在蓝天
深情藏沃土
这是一个普通音乐工作者在没有任何官方的暗示下， 从心底流淌出的对胡耀邦先生的赞歌，从而也迅速得到了大众的赞同。
我站在胡耀邦陵墓前，追思反右和文革的万千被抹去的冤魂， 思绪万千，这位安息在陵墓中的老人，少年时代走过长征， 从延安进京， 当过官， 也做过囚， 他的一生跌宕起伏，但是，哪怕他一生别的什么也没有干过， 单凭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超前思维， 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智大勇， 他也永远值得人们的尊敬。
我站在胡耀邦先生的墓前，除了一个导游，周围没有人，安静得不可思议……我向着墓碑深深鞠躬， 再鞠躬，再鞠躬！向着这株大树， 向着这位与我们同时代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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