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心目中，西藏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而解放前夕的西藏又是什么模样，许多人更觉得是一个谜。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国民党谍报人员的驻藏经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黑暗混沌的岁月里，这个高原社会的某些侧面。
西藏爱国摄政王热振活·佛
走了一年又三个月的 神秘骡帮
10月的黄昏，夕阳映照着八角街。转经的人群络绎不绝，从拉萨河方向，过来一队骡帮。六七匹壮实的牲口，驮着沉甸甸的茶袋、行李。脸色黝黑的商人走在前面，他的身后跟着一个小喇嘛，身穿一件白色氆氇呢袈裟，看上去是西康一带的出家人。
这个骡帮队匆匆穿过八角街，趁着暮色朦胧在一家康巴会馆歇了脚。
夜阑人静，皓月当空，四处是不断的狗吠声。小喇嘛悄悄从床上爬起来，那黑脸商人披衣坐在床上，点燃了一支烟。小喇嘛迅速地打开牛皮茶袋包，从里面掏出一个用黑布包扎的无线电发报机：放在桌上。绿灯亮了，这个年轻的出家人熟练地按起电键：
“重庆、重庆!我是拉萨，我是拉萨!我们已经安全到达……”
——这就是1945年秋天，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往西藏的谍报组到达拉萨的第一个行动。那商人，叫江新西，巴塘藏人，是二厅拉萨情报组组长；那小喇嘛，名叫谭熹，广东人，是二厅拉萨电台台长。
谭熹一行是1944年夏天受命赴藏的。临行前，情报机构头目、国民党电台总署署长魏大铭在他的重庆官邸亲自接见了谭熹。
这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上司，操着浙江官话说道:“现在中日战争正值艰难之际。日本占领云南，滇缅公路业已断绝。
我们要设法打开由西藏通往印度的交通，以备在不测之时仍能与盟国交往。”魏大铭拍了拍谭熹的肩膀，笑着说:“此行任务艰巨，你年轻有为，好好为党国效劳!”
富有冒险精神的电台台长，抱着新奇的心情，与拉萨情报组组长江新西启程了。
他们由重庆乘船到宜宾，再坐车经成都到雅安。从雅安开始，谭熹他们雇了骡帮，穿过茫茫康定草原，经理塘到巴塘。
夏日的黄昏，乌云密布，一场雷暴雨即将降临。金沙江东岸朱巴龙一个僻静的渡口，一个商人和一个小喇嘛打扮的渡客，紧张地跨进牛皮船，全力以赴地向西岸划来。
这一批偷渡者，就是江新西和化名曲扎喇嘛的谭熹。
过了金沙江，他们骑上随后渡过江的牲口，带领驮着茶叶袋的骡帮，避开大道、城镇、居民点，沿着陡峭的山路，径直朝西而行。
一路上，这两名冒险者横渡澜沧江、怒江，攀越好几座大雪山，终于在1945年秋天来到了目的地——拉萨。
屈指算来，从重庆到拉萨，这批国民党特工人员整整走了一年三个月。
在拉萨最初的日子里
开始几天，谭熹他们像警觉的老鼠，深居简出，注意地窥视这神秘的高原古城。
其实，从表面看，拉萨的一切都是平静的。祖国内地的浴血抗日战争，对这座不设防的城市，似乎是十分遥远的事情。
罗布林卡里，贵族、官吏们的酒宴、狂欢，一连数日；大昭寺周围，整天香火弥漫，来自藏区的农牧民，转经、朝拜、磕长头，热闹非凡。没有人理会这两个不速之客。于是，谭熹他们的胆子渐渐大起来。
他们的足迹开始踏进酒肆茶馆，混入朝拜布达拉宫、三大寺的人群。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些宗教集会场合，在达赖喇嘛向善男信女们讲经的地方，也有谭熹他们的身影。
最后，他们甚至结识了一些中小贵族，与这些藏族统治阶层的人物逛林卡、喝青稞酒、打麻将，厮混在一起。对于他们的身份，贵族们是略知一二的，但从不过问;谭熹明显地感觉到，这些有文化教养的藏族人，对他们存有戒心。
谭熹一行到达拉萨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投降，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因此，他们进藏前魏大铭当面指示的任务业已过时；总部重新交代他们，要注重西藏政治动向的情报，特别是了解上层人物的政治动向。
江新西本身是藏族人，拉萨有家，有亲戚朋友。刺探情报主要由他负责；谭熹则负责把这些情报及时用密码拍发到重庆、南京总部。
西藏热振寺
为了工作方便，谭熹搬到八角街国民党驻西藏办事处的三楼住下来。
在拉萨正式设立驻藏办事处，那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1933年，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圆寂，第二年，国民党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入藏表示哀悼。
黄慕松根据国民党政府决定，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进行广泛的政治谈判。其中有一个议题是：国民党政府派大员，常驻西藏，代表中央，一面执行国家行政，一面指导地方自治。
噶厦的答复是：西藏可驻政府代表官一人，但主仆人数不超过25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就这样，黄慕松走后，国民党驻藏办事处正式对外办公。
在与驻藏办事处成员的接触中，谭熹发现，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机构。除办事处本身有一二十名官员、工作人员外，下面还设有商业无线电台，对外经营电报业务；医疗所，免费为藏民看病。
拉萨小学，教授汉、藏、回子弟文化知识；气象台，搜集、传送拉萨气象数据。应该说，办事处、特别是下层一些汉族人员，像学校教员、医生等，确实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就整体来讲，这个机构所执行的是国民党腐败的民族政策，一些驻藏官员依然过着“高等汉人”的优裕生活。
谭熹到拉萨时，当时的驻藏办事处主任叫沈宗濂。在谭熹眼里，沈宗濂是一个仪表堂堂、颇有抱负的长官。他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官员。
在拉萨任职期间，他广泛接触摄政、噶伦、孜本、三大寺堪布、活佛门，请客送礼，联络感情。这位办事处主任曾想改进西藏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向蒋介石提出一些积极建议。
但是，蒋介石一再叮嘱，不得与英人相抵触，要慎重从事,并荒谬地电告沈宗濂“以无事为大事，无功为大功。”沈宗濂深感藏事棘手，终于灰心丧气。
据谭熹后来撰文回忆，沈宗濂的私生活是不可取的。他曾与一位巴塘女子关系暖昧。这位藏族女子身材修长，肤色白静，是沈宗濂家中的女佣人。后来这女子怀孕了。
沈的一批政治宿敌(主要是反对他控制的国民党各派系特工人员)，发动巴塘藏族人到办事处闹事。沈宗濂知道事情不妙，只得花了2万卢比(印币)，把事件平息下来。政治上不得志，加上情场失意，这位主任不久便借故有病回内地去了。
在日常交往和观察中，谭熹自己也承认，在拉萨的汉人中，名声最坏的应该算他们这一类的国民党谍报人员。
拉萨汉人为数不多，但来自内地的特工人员却五花八门。有军统系统的，有中统系统的；有国防部保密局的，有国防部二厅的，等等。
他们或以商人，或以教员，或以寺庙喇嘛，或以技术人员为掩护，充塞在古城四处，收买人员，刺探情报，一有风吹草动，便推波助澜，很不得人心。这些特务们还各自为政，互相勾心斗角。
有一个名叫罗桑团月的巴塘藏族人，曾经到南京冒充拉萨三大寺代表，捞取政治资本。后来由国民党军统派他到拉萨，在当时军统西藏总头目肖崇清手下当特务。
肖崇清曾派他到噶伦堡做生意，后来发现其账目不清，吞没款项，将他调回南京，受了惩罚。这个罗桑团月活动能量颇大，在南京改换门庭，投身国民党国防部二厅。
1947年又以二厅特务组长身份重赴拉萨，并自吹在中央当了大官，扬言必报肖崇清当年陷害之仇。
同年12月，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应邀到江新西家做客，晚饭后回家，路经八角街小巷，一声枪响，被人击毙在臭水沟里。当时，人们都认为肖崇清是暗杀罗桑团月的重大嫌疑。肖崇清无法立足，1948年，保密局把他调回了南京。
这批特务人员除了政治上互相倾轧、争斗，生活上也极端堕落。他们经常出没在八角街酒肆茶馆之间，宿花眠柳；特务之间甚至在娼妓家里争风吃醋，大打出手，闹得满城风雨。
在谭熹看来，政治上比较安分一些的，无疑算八角街的一批汉族商人了。拉萨的汉族商人很有一番历史。他们大都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由内地进藏的。商人中分北京帮，四川帮和云南帮。
北京帮主要在八角街开商店，比较有名气的是“文华隆”和“新记”商号，大都卖一些绸缎、内地土特产、北京古玩等货品。四川帮中有一个姓焦的老头，在大昭寺北面开一家中药铺，各种药材十分齐全，这是拉萨唯一的药行。
川帮和滇帮主要是跑长途贩运，搞批发行当。他们从四川、云南运来茶叶，由西藏运出麝香、皮张、虫草等土特产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点手艺的厨师，开了几家饭馆；其中“白矮子”做的川菜风味十足，在八角街一带小有名气。
在拉萨的几年，谭熹深深感到，从内地进藏的，他最捉摸不透的是一个名叫闵志成的巴塘人。此人先在拉萨小学当教员，后来又在一个名为“圣地咖啡馆”的饮食店当账房。闵志成社交广泛，行踪难测。
有时出没在寺庙喇嘛、噶厦官员中，有时又与国民党谍报人员交往甚密。但他为人正直、热情，生活严谨。对于这个非同一般的人物，国民党中央是很注意的。1946年，闵志成到拉萨后不久，蒙藏委员会即去电办事处，查询“闵志成是否前往拉萨？”
接着，国防部二厅也来电追问闵志成动向。当时，办事处和江新西抓不住他有什么把柄，也都复电：闵言行尚好。后来，噶厦政府指名道姓说“闵志成是共产党”，谭熹他们将信将疑。
直到“驱汉事件”后，我解放大军进军西藏前夕，当时已回内地、正在雅安的谭熹，在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一部吉普车开到他面前，车上跳下一位解放军首长，定睛一看，啊，此人正是闵志成!此时他已是人民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名为平措旺阶。谭熹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正是坚持在西藏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
热 振活 佛被害的前前后后
谭熹在拉萨的年月，正值国内阶级斗争激烈动荡，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时代。西藏并非世外桃源，也处在多事之秋。
藏历火猪年正月(1947年春)，传统的黄教“传大召”活动进入高潮。拉萨附近的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等二三百喇嘛纷纷下山，聚集在八角街大昭寺一带，颂经祈祷，举行各种宗教仪式。身穿黄袍，手持木棍的“铁棒喇嘛”，威严无比地巡视大街小巷，维持社会治安，
八角街一家尼泊尔商人经营的烟馆里，顾客熙攘，烟雾缭绕，生意兴隆。谭熹习惯地坐在烟馆的一角，正在阅读一份从印度才到的英文时报。邻桌两名藏军甲本(连长)，在一边抽烟、喝茶，一边窃窃私语：
“出新闻了!”
“什么事？”
“热 振活 佛要谋害大札活 佛!”
“真的？”
“炸弹都在布达拉宫爆炸了……”
也许是发现谭熹正在倾听，两名军官相互递了个眼色，只是喝茶，不再吭声了。
从沉闷的烟馆出来，谭熹径直到了江新西家里。这位情报组长对谭熹提供的消息早已了如指掌。
解放前的藏军部队
热 振活 佛原来是西 藏的摄 政王。他具有爱国心，抗日战争爆发后，曾领导拉萨三大寺喇嘛念经，祈祷祖国抗战胜利。他比较接近国民党政府，在他执政期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比较融洽。
热振的所作所为，引起英帝国主义和实力雄厚的亲英上层人物的不满，双方积怨甚深，时有冲突。内外压力使热 振活 佛难以应付。这位笃信佛 教的摄政王降神卜卦，结果说是他目前星宿不利，需静休三年。
于是，这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大活佛，在关键时刻竟幼稚地自动于1941年让位给一个名叫大札的活 佛执掌摄政大权。热振满以为自己3年“厄运”一过，仍可重新掌权。然而政治较量决非个人的如意算盘。
3年以后，热 振活 佛由藏北热振寺来拉萨，意欲复位。出乎意料之外，那位摄 政的大札活佛佯作不知，避而不谈让位之事。热 振向他示意，大札仍一味装痴作呆，不作理会。原来大札上台后，已被亲英派的一些噶伦所包围左右，哪肯轻易退出政治舞台？
热 振无奈，只得返回热振寺院。因此大札和热振之间的斗争逐渐白热化。
所谓“炸弹”之事，据谍报部门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藏历年后，布达拉宫的传达官阿旺南阶，收到热 振活 佛派人送给大札的一份礼物，装在一个匣子里。
阿旺南阶收下后放在室内桌子上，出去办事了，过了一会，他的佣人进屋，发现匣内冒出黄烟，急忙把匣子拿到室外，瞬间，一声巨响，匣子爆炸了。原来里面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对于“炸 弹事件”，江新西、谭熹将信将疑，正在进行暗中调查、核实真相时，突然，他们又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报：大札已派亲英噶伦索康和拉鲁率藏军200人，星夜前往热振寺拘捕热 振活 佛。
形势十分紧急。谍报部门和驻藏办事处立即向国民党政府发电，请中央火速决策，设法援救热 振活 佛。
当时，办事处代理主任陈锡璋甚至向南京政府具体建议：一方面由中央出面设法调解，一方面可派军队在金沙江、昌都一带往来游弋，遥为声援。但是，这些天真的驻藏官员们殊不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正热衷于反共内战，时局动荡不稳，哪有闲暇顾及远在“世界屋脊”的热振活佛的生命安危？
办事处几次电报告急，南京方面始终没有回音。
热 振活 佛被捕后解押拉萨，关在布达拉宫的石牢里。据传出的消息说，噶厦在审讯他的大会上，有人问热 振活 佛：“你何以要亲中国？”热振活佛回答道：“汉藏在宗教上、地理上，都无法隔离。
1904年，英国人荣赫鹏攻入拉萨之后，军事赔款，即由中国政府代付，正是中国的钱才赎回了西藏的身!”
据谭熹亲眼目睹，在热 振活 佛关押期间，拉萨城内气氛紧张，藏兵日夜荷枪实弹，四处巡逻。后来，终于发生了剧烈的武装冲突。英勇发难的是色拉寺爱国喇嘛。热 振活 佛曾在色拉寺当过堪布。
为了营救热 振，这一天，色拉寺数百名喇嘛在札仓堪布阿旺坚赞的率领下，手挥大刀、棍棒，攻入拉萨，企图劫狱。但藏军守备森严，无从下手。
事败后，噶厦即调集大批藏军包围了色拉寺，并把仅有的几门英制大炮也拖到色拉寺山门前，准备炮击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黄教古寺。
被围的色拉寺喇嘛们立即写信给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并请转告中央政府，要求速派军队和飞机进藏，援救热 振活 佛。结果仍是杳无音讯。
随即，藏军与爱国僧人展开激战，双方厮杀两昼一夜，寺僧死伤八九十人，最后，阿旺坚赞率领10余人突围而出，逃往西康。
热 振活 佛的存在对于噶厦始终是一个威胁。1947年5月初，亲英分子终于下了毒手，将热振 活 佛勒毙于狱中。
热 振活 佛被害的消息传到藏北热振寺后，引起了热振寺全体喇嘛的悲愤。500名喇嘛武装起来，将驻扎在热振别墅中的16名藏军全部杀死。于是，噶厦又调集藏军千余人，包围了热振寺，激战七天七夜，寺僧不支，才与藏军议和。为首的堪布益喜楚臣，从青海草原逃亡西宁。
热 振活 佛事件，使谭熹悟到：像这样一位爱国活佛，以及一批正直的喇嘛们，当他们面临危难之际，国民党政府竟撒手不管，任凭亲英分子随意迫害、宰割；国民党驻藏办事处平日标榜的所谓“执行国家行政，指导地方自治”的宗旨，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纸空文而已!
“驱汉事件”
高原古城的夜晚特别寂静。驻藏办事处三楼的一间小屋里，谭熹照例打开发报机，与中央总台联系。最近国内时局究竟如何？陆续发来的电文使谭熹心惊肉跳：
“天津失守!”
“傅作义在北平起义!”
“共军进逼长江天堑，南京告急!”
谭熹关闭机子，推开藏式窗户，面对清寒冷落的残星，心中泛起难言的哀怨，想起进藏前的勃勃“雄心”，实在可笑、可悲。近一年来，由于战事吃紧，国防部二厅和总台照例发放的薪金和活动经费，时有时无，自己和江新西都很拮据。
为了应付必要的开支，谭熹到拉萨小学当了教员，江新西请办事处和各派系特务们帮忙集资，开了个“圣地咖啡馆”。他们如同丧家之犬，在远离“中央”的高原世界艰难度日。
精神支柱一垮，人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很快就松懈下来。谭熹抽烟、喝酒、打麻将、追逐女人，在混沌、荒诞的生活中追求刺激。
1948年，他与一个年仅18岁、名叫格桑央金的藏族女子结了婚；随即，“效仿”当时藏族习俗，他又与格桑央金20岁的姐姐同居，过着不伦不类的家庭生活。
前途茫茫，何处是归程？谭熹业余喜欢照相，他就抽出一些资金，托人从印度买来一些照相、冲印器材，准备在八角街开一个照相馆，以便脱离政治生涯，靠经营照相馆谋生。
1949年初夏，南京、上海解放，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胜利地向西北、西南挺进，时局越来越“糟”，拉萨的气氛也日趋紧张。有一天晚上，谭熹到江新西家中，只见客厅里烟雾腾腾,江新西正在与达赖的姐夫黄国桢密谈。
黄国桢是江的至交，他经常向江提供一些上层人物的内部新闻。从两人诡秘的神情来看，这天晚上他们正在商谈什么极严重的事情。
过了两天，江新西对谭熹说，最近噶厦可能采取非常行动，你把电台搬到我家来，没有特别需要我们就不必再使用它了。当晚，谭熹偷偷地把两部发报机秘密转移到江新西家,江新西则把机子藏了起来。
谭熹开始不安了。噶厦准备采取什么“非常行动”呢？他知道，清朝末年，当国内革命风潮兴起，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西藏政府曾乘混乱之机把拉萨的清朝官兵、爱国僧人，驱逐的驱逐，屠杀的屠杀。
现在会重演历史的悲剧吗？他惶然不可终日。为了防备不测，谭熹把从重庆带来的勃朗宁手枪重新检查一番，整天揣在怀里。
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谭熹正在家里整理他那准备开张的照相馆的店堂时，突然闯进了一个头戴黄色圆礼帽、身穿藏袍的噶厦六品官，身后跟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藏兵。
“你是谭熹先生吗？”六品官劈头问道。
谭熹微微一怔，下意识地把手伸进怀里。
“奉噶厦之命，我向你宣布:你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拉萨回国!”
“为什么？”谭熹壮着胆子问道。
“请立即收拾东西吧!”六品官不加解释地说道，“从现在起直到离开拉萨，你必须服从我们的监视!”说完，六品官和藏兵毫不客气地坐在他的屋子里。
谭熹无可奈何，进了内室与妻子格桑央金商量。当时央金已经怀孕八九个月，就要分娩了，这位藏族女子决定要跟谭熹一起离开拉萨。
在藏族官兵的“陪同”下，谭熹把家里的私产作了处理，又从银行里取出存款。第二天，收拾了最简单的行装，与格桑央金一起，到指定地点集中去了。
在集中处，谭熹发现，与他一起“勒令出境”的还有江新西和他的弟弟江镇西，以及保密局、中统、军统的谍报人员。自然，这里面也有为人们捉摸不透的闵志成。
大家一碰头，情况很快搞清楚了。原来，7月8日，噶厦把当时国民党驻藏办事处代主任陈锡璋找去。首席噶伦冉巴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甚烈，国民党的军队或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西藏政府对贵处人员的安全实在不敢负责。
现在，西藏民众大会决议：西藏政府对国民党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而宗教关系还是存在的。再者，住在西藏的汉人和康巴人中有共产党，我们也分不清究竟是谁，不过西藏是佛教圣地，绝对不容许留共产党的。
从现在起，我们将勒令一批人立即离境；贵机关也应在两星期内启程赴印回国。陈锡璋听罢，知道事态严重，便说，“我即电蒙藏委员会请示，俟得复电，当再答复。”
冉巴斩钉截铁地说：“国民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行去电。现在所有电报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联络了。”
陈锡璋从噶厦大楼出来，时已傍晚，见驻藏办事处和他的住宅均有藏兵把守；交通部的商业电台亦为藏兵占领，发电机已拆卸。
据事后了解，当时在拉萨的国民党公职人员是分三批离藏的。第一批，7月11日启程，他们就是被“勒令离境”的江新西、谭熹等特工人员和闵志成。第二批，7月17日启程，属于拉萨小学、商业电台，医院等公务人员。
第三批，7月20日启程，那就是办事处的一批官员和家属。最后这批人走时还颇受款待。噶厦分别馈赠他们一批钱款，陈锡璋得藏银5000两、印币2000卢比。临行前，西藏政府还为他们设宴饯行。噶伦冉巴、索康、噶须巴都参加了。
三批被驱逐人员，在藏政府的一个文职官员、一个代本(团长)及一批藏兵的“护送”下，翻山越岭，日行夜宿，于9月底在亚东汇合。然后通过国境到达印度。当时，国民党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安排他们有的坐船、有的乘飞机，或回重庆，或去香港。
由于格桑央金在去亚东的路上分娩，生了个男孩，当谭熹与他的妻子、新生婴儿赶到加尔各答时，大部队已分别离去。他们只得独自乘飞机前往昆明再去重庆。当他们的飞机在这座山城刚降落下来，解放重庆的炮声已经轰鸣；只半个月，西南最大的城市重庆获得解放。
回到重庆后，谭熹看到新华社9月2日的一篇社论，社论揭露了西藏地方当局制造“驱汉事件”的政治伎俩，严正指出：其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显然，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从谭熹由重庆出发进藏，到他离藏重返故城，前后仅5年3个月，然而，中国现代史却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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