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三万言书全录等（第三封信）

第三封信

1.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

 

2. 法治是现代化的灵魂

 

3. 实行六十条是走向宪政之路

 

4. 政治走出丛林，军队退出政治

 

 

 

 

5. 宪政是平衡贪婪和恐惧的最好制度

习近平先生，宪政讨论的一个误区是，党内腐败集团会反对宪政。在你强势反腐之前，这也许是事实：既然没有代价，贪腐可以肆无忌惮，何必立宪束缚自己？胡温十年，是中国贪官最幸福的十年。十八大后，贪官的好日子过完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官不聊生的时代。官场人人自危：昨天薄熙来，今天徐才厚，明天周永康，后天又是谁？一夜之间，中国官员由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由于双规，他们的权利甚至不如普通百姓。 

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宪政有了希望。如果说贪婪促进了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恐惧则为未来宪政铺平了道路。光有自由派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恐惧不够，必须还要有广大官员的恐惧。因为只有这样，宪政才能成为共识。文革后彭真与其他老干部热衷制定《82宪法》，保护公民权利，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被迫害，深感没有法治的悲哀。刘少奇反右时没想起宪法，四清时没想起宪法，文革中却拿起了宪法，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宪政，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 

 

6. 宪政就是严格按照《82宪法》治国

习近平先生，2012年12月你发表讲话，纪念《82宪法》30周年，引起了一场热烈的宪政讨论。讨论无疾而终，虽无人受到惩处，宪政却成了敏感词。一时间党报、党刊痛批宪政，把它说成是敌对势力“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推翻共产党”的阴谋。其实，宪政就是严格按照宪法治国。“既然世上有各种各样的宪法，自然也就有各种各样的宪政。不分青红皂白批宪政，无异于告诉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骗人的幌子，我党绝不会按它治国。”（芦笛） 

官员的宪政恐惧症源于自由派对宪政话语权的垄断。一提宪政，官员脑海里跳出来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伪造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布什讲话。根据这个讲话，宪政的笼子必须有五条栅栏：民主选举，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三权分立和军队国家化。哪一条也受不了，哪一条都要命，都将导致天下大乱。实行民主选举，一夜之间会出现上千个政党；今天宣布军队国家化，明天就可能三百万人上街。你可以说，实行以上五条从长远说对共产党有好处，但他们知道，真要这样做，就没有“长远”了，明天可能都过不去。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们都没有准备好：既无法对付民意，也不敢承担后果。于是，他们下令禁止讨论——宪政再好，也是圈套！ 

其实，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其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中国搞宪政，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是美国“1787宪法”。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它与美国宪法唯一相同之处是都有“言论自由”。国情尽管不同，普世毕竟存在。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反宪政的朋友再仇视美国，想必也不好意思从宪法35条后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 

美国制宪的基础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中国则应是党、政、军三权分立。各国宪法源于不同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必然有不同的特征。在中国，什么时候党的领袖不再清洗军队领袖（毛泽东整彭德怀、林彪），军队领袖不再逮捕党的领袖（汪东兴、叶剑英逮捕“四人帮”），政府领袖不再在党军领袖之间走钢丝、*****（周恩来文革中在毛、林、江之间搞“中央政治”），宪政就算上了轨道。不立足于中国现实搞自己的宪政，学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三国演义！ 

再譬如，军队国家化问题已经谈了多年，却始终不着边际。现实情况是，中国目前连党和国都分不开，国家都是党的，军队就是国家化了又怎 么 样 ？还不是受党领导。没有宪政，不界定党、政、军各方的权责，“军队国家化”只能是个伪命题。 

7. 《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习近平先生，你就任之初曾强调捍卫宪法尊严，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无疑是治国正道，本该坚持。由于自由派的干扰和保守派的反对，你从正确的立场上后退，终止了宪政讨论。不错，是有人想全盘西化，也有人想借宪政来打倒共产党，但这并不应该成为害怕宪政的理由。能打倒共产党的是腐败、是专制，不是宪政。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宪政。我要是穷人，我不会对宪政感兴趣。我会在井冈山下等毛泽东，一起打土豪、分田地。凭什么你们抢够了，就要宪政，就要立规守法了，我还没抢呢！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反对派而言，最危险的就是陷入这种“革命心态”。抱着这种心态，孙中山反对满清立宪，民运希望中共越烂越好。对国内自由派和海外革命派来说，党主立宪并不是一条好路。我常跟海外革命派人士开玩笑：共产党的权力餐桌上没有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就有我，如果没有，接着再掀，这就是革命者的心态。对这种心态，我不敢苟同，但完全理解。 

宪政不是训政，它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孙中山、蒋_介_石实行训政，也许初衷并不错，却不知训政是会训出瘾来的，原定三年的训政，一训就是二十多年。这边蒋_介_石忙着训政，那边毛泽东依靠工农，联合各民主党派，打起自由民主的旗帜，轻而易举地把国民党“训”到台湾去了。 

赶走了蒋_介_石的毛泽东并没有在中国实行宪政，他搞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专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在中国不再是多少的问题，而成了有无的问题。文革十年，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在中国达到了顶峰，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初衷和真诚。 

平心而论，毛泽东未尝不想结束专制。1946年，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询问毛泽东，历代王朝周而复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共产党是否能找到跳出这“恶性周期律”的办法？毛自信地回答：“找到了，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这个办法，那就是——民主。”今天重读“窑洞对”，似乎已成历史笑话，但我仍愿意相信毛泽东的真诚。从马克思到民主，从民主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终身在寻找跳出“周期律”的路。终于没有寻到，是因为政治文化的局限。沉迷于《三国》、《水浒》之类的糟粕，《资治通鉴》这部书，毛泽东读了十七遍，始终没有悟出：《资治通鉴》是小聪明，宪政才是大智慧。 

文革结束之后，饱受专制之苦的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考虑结束专制。他们又想到了民主——民国激进自由派为中国开的药方。然而这是一剂错误的药方。之所以错，是因为开方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民主。 

与革命一样，民主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从孙中山到蒋_介_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无一不是以民主开始，以专制告终。如果1911年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年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8.专制的对立面不是民主，是宪政

习近平先生，就目前中国而言，宪政的核心不是民主自由，是立规守法。中国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学会对自己负责，自由的前提是经济上自立，政治上自治，道德上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记得曾在一次讨论会上问大家，民主的对立物是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专制。这是逻辑概念错误。上和下对立，但上和左不对立。如果民主与专制对立，怎么解释希腊的民主、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德国的民主以及中国文革的民主？在雅典，公民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在巴黎，民主导致了血腥的屠杀；在德国，民主选出了希特勒；在中国，文革大民主使数百万人死于非命。显而易见，民主不能结束专制；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写了《政府论》，把希腊四百多个城邦归纳为好坏六种制度。三种好制度是：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一旦发生异化，君主就变僭主，貴族就变寡头，共和则变为民主。专制是人治的表现：僭主是一個人的专制，寡头是少数人的专制，民主则是多數人的专制（TYRANYOFTHEMAJORITY）。在古典政治学意义上，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亞理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成为两千年西方政治学主流。他反对民主，因為他的老师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罪名是蛊惑青年。柏拉图名言：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去找医生？ 

三种好制度，三种坏制度，区别在于規則。有規則是君主，沒規則就是僭主；有規則是貴族，沒規則就是寡頭；有規則是共和，沒規則就是民主。 

“5·4运动”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國大概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台湾民主转型成功，除蒋经国个人因素外，离不开日据时代的法治建设。大陆若分区实行民主选举，最可能成功的地方是香港——那里没有民主，却有一百年的法治。 

9. 走出阴谋论思维

习近平先生，《较量无声》、“共济会”之类的影视宣传，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正如中国有亲美派和反美派，美国也有亲共的华尔街金融集团和反共的华盛顿右派集团——前者以利益为主导，主张与中国发展关系；后者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希望改变或遏制中国。这两派中，华尔街金融集团是主流，华盛顿右派集团只是历史的遗迹，其地位有些相似于中国的极左派。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美国最大的右派基金会，被视为全球颜色革命的幕后推手。这个基金会每年只有四千万经费，而这四千万中，又只有5%（两百万）用于中国。 

来美32年，曾接触过美国一些右派领袖，如赫尔姆斯、克莱恩，也为谋生在华尔街工作十年。笔者深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是一句高度概括的空话——它在赫尔姆斯、克莱恩那里是真的，在巴菲特、比尔盖茨那里却是假的。一真一假之间，反映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演变。赫尔姆斯、克莱恩生于冷战，以政治谋生，不反共又能干什么？巴菲特、比尔盖茨在中国大量投资，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其实，华尔街的亿万富翁，还真希望中共稳定，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想搞乱中国，海外民运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上万亿资金投在中国，美国没有理由希望中国动乱。 

不久前参加一个对外友协与卡特中心举办的会议，听到一些国内学者的战略思考，概括如下：1.中国应走出韬光养晦，采取奋发有为的外交，和美国争霸；2.中国应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建立先发制人的核威慑战略；3.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中国普世价值，应取代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美国普世价值，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的准则。其中一、三两条出自阎学通，一位来自清华的学者。在他的新作《下一个十年》里，阎大谈中美争霸的前景，宣称中美是“假朋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无法避免”。阎君的言论，颇像一百年前梁启超给袁世凯的建言：欲图帝政，需待机“对外一战而霸”。（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是谄媚之言，亡国之议！中美争霸是世界的灾难。理想的中美关系，应该是经济上竞争，军事上合作，政治上妥协。争霸是丛林规则，核时代两个核大国争霸，是死亡游戏。这个死亡游戏有个英文名字MAD（疯狂），它的中文意思是，大家一起去地狱（双方确保摧毁）。

习近平先生，强国是中国的主旋律，但强国并不等于战争。一旦战争爆发，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将被打断，无论胜负，输的都是中国。强国的正路是宪政，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否则，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曾几何时，光绪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个梦也是强国，他迫使李鸿章对日本开战，战败后仓促立宪，却已为时太晚。退一步说，就算甲午之战中国胜利，大清的江山又能维持多久？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圆过强国梦，但他们的国都亡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0.结束语

习近平先生，宪政之难，不在别人，在于我们自己。宪政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恰恰是不平等。在不平等中，中国人找到一种快乐。一方面，我们讲面子，重身份，即便上山造反，也要排出108个座次；另一方面，我们太聪明，不信邪，再好的法规也经不起我们琢磨。 

“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实质上是人治还是法治的纠结。法治是一种新的活法。从心底里，国人不喜欢法，盼望好皇帝。认法不认人，那叫六亲不认，是没良心的表现。 

除了平等，国人对自由也有一种先天的恐惧。太多的管束尽管使人厌恶，没有管束更令人无所适从。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辛亥共和，中国与帝制告别，却没有与人治绝交。无论孙中山，蒋_介_石，还是毛泽东，无论旗号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最后实行的都是人治。法制观念，不仅领袖没有，人民更没有。也许，这就是辛亥以来中国先后有十一部宪法，却始终没有宪政的原因。 

市场给中国带来平等，它的灵魂是自由。若不是市场，再过一千年，中国也走不出传统的迷局。世上最具有平等意识的人是商人，他们在交易中学会平等，在市场上享受自由。改革开放迎来商品大潮，自由平等的观念随着商品进入千家万户，形成一种新的思潮，使宪政成为可能。 

反腐是治标，不是治本。不实行宪政，搞运动治国，反腐就是守着粪坑打 苍 蝇。中国的现实是：极大的富裕，极大的不公；人人反贪，无人不贪。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腐败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大众文化。没有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毛泽东之后，国人再无信仰，除了金钱和权力，今天的中国人什么都不信。没有人能够重建国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人愿意发起一场天下大乱的革命。这是一个“人人要发财，个个想腐败”的国家（芦笛）；这是一个“全面溃败”的社会（孙立平）；这是一个拜金主义的“小时代”（郭敬明）。吊诡的是，正是在这个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的“小时代”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运动的资本，却阴差阳错地获得了立宪的本钱。 

革命是穷人的节日，立宪是富人的本能。中国离自由也许还很远，但它离宪政却很近。当人们什么都不信的时候，立规就成了必须；当人们害怕失去的时候，立宪就有了可能。 

习近平先生，宪政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中国别无选择。

——2014年8月27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