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直机关的右派戴帽之后 (ZT並附注)

来源: 萧岚于 2017-12-21 08:43:19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28108 bytes)

中直机关的右派戴帽之后

—— 柏各庄农场的劳教岁月

季音

　　【一】
　　1958年深秋11月初的一天，我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黯然离开北京，前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接受改造。车站上只有我的弟弟谷斯涌冒着政治风险前来给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和我同行的还有三人，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摄影记者高粮，文艺部编辑杨建中（蓝翎）。蓝翎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中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如今也沦为右派。在胡骑之前，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也划为右派，已先期来到四分场。国际部主任黄操良在划为右派后自杀。反右斗争使人民日报国际部受到重创。
　　在反右斗争中，人民日报共打出右派32人，先后分两批送往柏各庄农场。第一批人数多，已分到四分场。我们4人是第二批，被分送到三分场。
　　柏各庄农场（现为唐海县所在地），是在渤海湾边一大片盐碱荒地上开辟出来的一个大国营农场，主要种植水稻，工人大都是附近的农民。反右派斗争后，这儿成了一个收容右派改造的场所。三分场共有右派28人，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单位的，如中央办公厅、中央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中苏友协、人民日报社等。另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获罪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他也是《文艺报》副主编），著名翻译家与作家萧乾。另外还有《文艺报》支部书记杨犁，《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唐达成，《文艺报》编辑组组长侯敏泽。看来《文艺报》的头头们是一锅端了。其他还有些文艺圈里的人，如《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杜黎均，《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中国作协《文学遗产》编辑何寿亭，《新观察》杂志编辑黄沙等。文艺部门显然是反右重点。陈企霞是兄弟俩双双被划为右派，他的胞弟陈适五是新华社驻国外记者，他被分配在四分场。兄弟俩同在柏各庄农场，却见不到面。
　　我来到三分场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中苏友好报》总编辑廖经天。他原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后来调到中苏友协。他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一副忠厚相，为人随和亲切，年纪比我大。我们在报社就相识，两人一见面，都感到有些意外。一次，背地里我俩聊了起来。他问我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我简略告诉他，我的主要“罪行”是“为右派鸣不平”。那是1957年反右高潮时，我在新华社一本“内参”上看到一篇报道，揭露南京大学讲师刘敬坤的右派嘴脸，上面说的大多不是事实。刘曾在南京市委和我一起工作过，是个老实厚道的知识分子，一心啃书本做学问，南京地下党党员。怎么把他说得不像个人样呢？我对边上几个人说：“我们要吸取肃反时整错人的教训，在反右中再不能整错人，一定要实事求是。”还说：“我要找熟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边的一位记者悄悄地把我的话记在小本子上，在1958年反右派“补课”的关键时刻，他拿出小本子当众检举。为右派说话不也是右派吗？于是我被戴上了帽子
　　廖经天听了我的介绍，深深叹了口气：“真是不可思议！”
　　“老廖，你是怎么回事呀？”我问廖经天。
　　他连连摇头：“不说它了，还不是说我反苏吗！”原来他无意中对人说了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东北后拆走我国工厂机器设备等一些事。其实这些全系事实。我听了他的话，也感到难过。廖经天是个老同志，抗日战争年代就在晋察冀敌后做新闻工作。一句真话，就犯了“反苏”大罪。《中苏友好报》还有三个中层领导干部李林、欧阳惠和赵洛生，也因类似的罪名，划为右派，来到三分场改造。

　　【二】
　　到三分场没几天，我就脱下鞋袜，走进一片茫茫无际的水稻田。
　　农场主要是大面积种植水稻，这是一项很累的重活，从翻地开始，播种，插秧，放水，收割，外加还要不断挖水渠，这活在农村都是青壮年干的。我从小没干过农活，笨手笨脚，干了一天活，傍晚收工回宿舍，倒在床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萧乾、廖经天这些岁数较大的人，他们在劳动中更是狼狈，特别是萧乾，更是多次出洋相。有一回，我们下地割稻子，干这活儿要手脚麻利，不停地弯腰。萧乾已年过五旬，身体又胖，干了没多久实在支持不住，他干脆就跪在地里，一把一把地割，边上的工人看了既好笑，又同情。
　　干完活回到队上，紧急集合，开会批判萧乾。少数几个积极分子指着萧乾大声斥责：“你瞧，边上的工人哪一个像你这样干活的？你是丑化工人阶级的形象！”
　　农场干部大概也看出，我们有些人不是偷懒，而是实在干不了重活。于是，他们抽调了一些体弱的人，到割完稻子后的地里去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按说这是一项轻活，在农村里是妇女们干的。其实，轻活真干起来并不轻松，整天不断地弯腰，一天下来，腰仿佛断了似的，收工时一拐一拐地勉强走回住地。
　　我不但干农活不熟练，还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干活动作缓慢，不麻利，这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农场的队长把我们带到一大片刚割完稻子的地里，让我们拾稻穗。队长说，今天拾稻穗要开展一次竞赛，每人拾一整块地，看谁拾得又快又干净。在农场改造期间，谁不想在竞赛中夺取优胜？这可是关系改造前途的。于是，人们都争着往前赶。同伴高粮拾得最快，他简直像小跑似的往前冲，把大伙远远甩在后面，拾的稻穗堆起了一大堆。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向前追，腰酸腿疼难以忍受，好像要断了似的，也不敢喘口气，可是这样依然赶不上，眼看距离越拉越大，远远地掉到了后边。同伴中多数人都已经把自己那块地的稻穗拾完了，正坐在地头擦汗休息，我还呼哧呼哧地在那里拾个不停，足足比他们晚了好几分钟才算拾完。走到地头，人都不能动弹了。队长走来逐块地验收，我原以为冠军肯定是拾得最快最多、手脚麻利的高粮，不料队长指出，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干净，地里丢下了许多稻穗，光图快不顾质量，不能表扬，还要受批评。我拾的这块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干净，没有发现丢弃的稻穗，应当受到表扬。这使我感到意外。　　

秋收结束，农场进入农闲时期。右派是来改造的，当然不能休息。一天，队长派我和蓝翎去海边抓螃蟹。这渤海湾边的盐碱地沟里盛产螃蟹，秋风起，蟹儿肥，正是捕蟹的黄金季节。来到一个水塘边，我俩脱光衣服，跳进冰冷的水里，我在水塘里瞎摸了半天，一只也没摸到，只弄得浑身泥水。心灵手巧的蓝翎，却不断把摸到的活螃蟹往岸上扔。他告诉我，抓螃蟹不必用手去摸，只要用脚踩就行，一踩到脚下有硬硬的一团，就把它抓起来扔到岸上，准是只大螃蟹，这家伙在泥水里不会蜇人，不用害怕。我照着蓝翎说的去做，果然灵验。约莫干了两三个小时，我俩各背了一麻袋螃蟹，回到了场部。
　　我在农场还种过菜，饲养过牲口，以及其他各种农活。在饲养牲口的日子里，一个人整日与骡马为伍，倒也清静，摆脱了人与人之间整日相互监督的紧张感。

　　【三】
　　体力劳动固然很辛苦，但流汗不流血。残酷无情的思想斗争，却让人从心底里流血。
　　农场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宣布：“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他给我们规定了几项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向组织交心。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终作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农场干脆把右派集中住在一起。
　　三分场28个右派，被编成一个大组，设一个大组长，由《文艺报》的侯敏泽担任。下边又分成几个小组。从此，我们在劳动之余，就没完没了地开会，在会上翻来覆去地交代自己的“罪行”，挖掘思想根源，务必做到对“罪行”心服口服，大彻大悟，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实，这是在演戏，谁都心里明白，对硬扣子头上的帽子，要做到心服口服，是根本办不到的。可是面对无理可讲的现实，谁敢当面顶撞？于是，不得不做出沉痛状，拐弯抹角地进行自我批评。也有少数几个表现积极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仿佛他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姓“右”。我听了心中大不以为然，这分明说的是假话。但继而一想，觉得这些人也情有可原，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为了早日跳出右派苦海，说几句假话可以理解。
　　我是属于口服心不服一类。我家里老小一大家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家，我在这里硬顶能行吗？可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实在痛苦。我打从16岁入党以来，何曾有过一丝反党之心？每次写个人改造总结，我就拐弯抹角地做文章，左一个“错误”，右一个“错误”，就是绕开了“右派”这个刺人的字眼，我打从心眼里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我的文字游戏瞒不过明眼人，农场干部对我说：“你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比较老实，思想改造进步不大。”
　　蓝翎和我是心相通的。他因一篇未曾发表的短杂文，被人揭发，打成右派，他怎么也想不通。有一次他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抛却壮志，面对蒿莱。
　　“洗心革面，脱骨换胎”。
　　夹紧尾巴，头颅莫抬。
　　忍辱负重，早求轮回。
　　我看了赶紧塞进口袋，对他说：“别胡来，这东西给人拿走，你又得挨批。”他笑笑。这个文学青年在苦难日子里，还留着几分幽默。他说得对，面对现实，只能“夹紧尾巴做人”。
　　农场干部说，我们中间有三类人，一类是对罪行口服心服，第二类是口服心不服，第三类是口不服心也不服。大概是听了积极分子的汇报，指出陈企霞、钟惦棐、萧乾三个人在改造中表现最差。他严厉地宣布，对右派的改造不能和平地进行，对反改造言行一定要坚决批判和斗争。
　　于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展开了。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批斗对象主要是陈企霞、钟惦棐、萧乾三人。
　　陈企霞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大帽子坚决不接受，拒绝作任何检查。写思想汇报之类草草交卷。看来他是横下一条心，对粗暴的批判顶到底了。开会时，批判别人他很少发言，只是一味地抽叶子烟。当批判到他时，他的态度很微妙，杨犁、唐达成、唐因等这些老部下发言，虽然对方嗓门很大，他大都沉默，听得出来，对方说的尽是些不痛不痒的空话，是应付而已。当听到积极分子发言揭批，他就火冒三丈，一一痛加驳斥。有一次，他嘲讽积极分子：“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公然抗拒改造，这还了得！暴风雨般的批判又掀起了。他又抽起叶子烟，不作回答。
　　钟惦棐对反右时指责他《电影的锣鼓》一文是大毒草，也坚决不同意，他在写改造小结一类文字时，从不提这件事。他是陕北鲁艺的高材生，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农场常调他去写宣传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类的大标语，因此参加劳动较少。积极分子就抓住这件事大肆批判，说他利用写标语逃避劳动，实质是抗拒改造。钟惦棐反驳道：“那让你们去写标语吧，我不怕劳动。” 批判归批判，后来农场还是调他去写标语。
　　陈企霞和钟惦棐都是来自延安的老同志，他们在原则问题面前寸步不让的硬骨头精神，着实使我佩服，我自愧自己不能做到他们那样。
　　对萧乾的批判是另一回事。其实，萧乾并没有像陈企霞那样硬顶，相反，他在会上一再表示“服罪”。平时寡言少语，小心谨慎，唯恐出错。比如有时我们在闲聊天，他却捧着一本英语大词典，坐在炕头啃书本，一言不发。没有什么尖端材料可以批判萧乾，积极分子就抓住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在农场里受到的一次批判：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在农场的健康，有一次在信里附了一小包灰锰氧药粉，要萧乾在吃生果菜时用来消毒，免得生病。萧乾在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了地上，被一个积极分子拾到，报告了队部。于是又招来一场批判，农场干部痛斥他“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组长（即农场干部）也哑口无言了。” 　　还有一次批判萧乾劳动中怕苦怕累，贪生怕死，也与我有关。那时，农场里建起了一个菜园子，把几个体力弱的人调到菜园劳动。菜园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的农民偷割光。为此，场里搭起了一个草棚子，派专人守夜看管。场部决定派萧乾去干。老萧年岁大，在漫漫黑夜里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中，万一遇到情况，叫他如何对付？为此他紧张得整夜睡不着，他来找我说，自己委实干不了这活。我当时是管菜园小组副组长，觉得他说得在理，就同意他不去，另派了一个年轻些的人。
　　不料，这件事传到队部，队长十分恼火，就对萧乾组织了一场批斗。我这个小组副组长，也因此被撤了职。不过最后还是没有让萧乾去菜园值夜班。
　　萧乾是个老实厚道人，他不会投机钻营、见风使舵那一套，也许是被整怕了，有时候他表现得过分软弱与自卑。有的积极分子也就“雷公打豆腐”，捡软的欺，在欺侮别人中显示自己改造得好，由此使萧乾凭空多吃了不少苦头。我们睡的是一个大通铺，老萧夜间起来小便，黑暗中摸索，不小心摸到了一个积极分子的头，那人破口大骂，萧乾连连说“对不起”，从此萧老晚上不喝水，得了肾病。我有时劝萧老，不要凡事过于软弱，该争的还得争，他听了只是苦笑。
　　萧乾得到改正后，送给我几本新著作，在一本书上写了这样一段热情的话：“感谢您在柏各庄给我的温暖——在北极得到的温暖，特别难忘，特别可贵。”其实，我在农场里只是对这位长辈表示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同情，谈不上什么温暖。况且，我那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岂能有助于他？我只是觉得，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作为一个正常人，总不能丢弃了应有的一点人性，别人要把你打倒，你怎么能自己打倒自己？

　　【四】
　　三分场有些右派的所谓“罪行”，听了真让人哭笑不得。有个姓姜的女青年，二十岁左右年纪，长得清秀，她丈夫是个小军官，新婚不久即长期分居两地。一天，某报上刊登出一幅漫画，画的是牛郎和织女天各一方，中间隔着一条天河，不能相聚。这画得到许多人称赞。小姜看了连连说好，对人说：“两地分居问题就该解决嘛。”有人汇报到领导那里。一个军属，居然攻击部队制造两地分居！这不是反军吗？就此打成右派。在会上，让小姜交代“罪行”，小姜竟呜呜地抽泣起来，会再也开不下去。
　　天天无休止地开会，你批我，我批你，大伙其实心里都明白，强加在头上的罪名都是“莫须有”。那时，农场里要我们唱一支歌《社会主义好》，歌里有一句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唱到这里，心不觉往下沉，难道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吗？
　　1959年9月，北京传来消息。为庆祝国庆10周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建议。9月17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同一天，即9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决定》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决定》规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
　　听到了上述两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摘帽子有了希望，固然可喜。可是把摘帽子与特赦战犯并列，作为庆祝国庆10周年实施宽大政策的一项内容，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令人费解的是，反右派斗争的时候，划右派、处理右派，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没有一份由毛泽东署名的党的正式文件，为何右派摘帽子不但党发出正式《决定》，而且特别指出，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这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想告诉人们，伟大领袖对右派还是宽大为怀的。
　　柏各庄农场很快落实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国庆节后不久，在农场的大礼堂召开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宣布给第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农场领导在主席台上滔滔不绝地训话，大意是说右派只要改造好了就有前途。我坐在台下的一角，聆听高论，心情平静。对“罪行”口服心不服，这正是党中央文件中指出的不能摘帽的规定之一，何况又在农场思想斗争中同情重点批判对象，因此我早料到摘帽与我无缘，我不抱任何奢望。
　　大会最后宣布全农场10人摘帽子，其中三分场2人。在宣读名单时，都在摘帽者名字后边加上了“同志”二字，说明他们已回到人民行列。摘帽的代表最后上台发言，表示衷心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要继续努力改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也许是三分场摘帽的人太少，几个月后，三分场又单独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再给两个右派分子摘帽子。三分场共有右派28人，这样摘帽子的就有4人，正好七分之一，符合中央规定的比例。
　　摘帽依然没有我的份。蓝翎苦笑着对我说：“咱们慢慢熬吧，反面教员总还得有人当。”
　　我原以为将在农场无限期地改造下去。事出我的意料，1961年6月的一天，报社突然发来通知，调我回北京。在柏各庄农场改造了两年半，接到回去的通知，心中既高兴，又不免惆怅，因为右派帽子依然戴在头上，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但能回到家中和妻儿团聚，毕竟让人兴奋。
　　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唐山火车站，只见车站内外空荡荡的，什么食品都买不到，连开水也喝不上，幸亏我从农场带来几个馒头，只好啃着干馒头充饥。周围一派萧瑟的景象告诉我，祖国处在严重的困难中。
　　回到报社后，党委告诉我，仍回编辑部工作，分配到工商部做编辑。大约一个月后，工商部主任张沛给我打电话说：“季音同志，组织上要我通知你，你从即日起摘掉右派帽子。”一下听到了久违的“同志”二字，心头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辛酸。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55号文件，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报告，同意对错划右派复查改正。9月17日，党中央又作出批示，指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尽管时隔多年，也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人民日报党委很快落实中央的批示，全社32个右派全部改正。我是1958年8月被划为右派的，1978年11月得到改正，正好20年。20年前，划我为右派的主要“罪行”是：“站在右派分子刘敬坤立场上，不信任党对刘的揭发和批判。”人民日报农村部党支部这次在我的改正决议里，对此予以彻底否定，说：“季音同志对新华社内参刊登刘敬坤的材料，认为其中有些情况与事实不符，想到南大党委了解情况，向华东局负责人反映有关情况，是党纪所允许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能说这样做是不信任党组织。”一个道理极其简单的问题，反右积极分子们却揪住不放，上纲上线，把我打倒在地，整整折磨了我20年，还使我全家受牵连。今日回顾这段往事，真是百感交集。（刘敬坤的冤案也于1978年得到改正。）
　　岁月流逝，五十五年过去了。当年共患难的陈企霞、廖经天、萧乾、钟惦棐、唐达成、杨犁、蓝翎……都已先后仙逝。我深深怀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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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作者季音，原名谷斯钦，又名谷季音，浙江上虞人，1923年出生。抗战期间在家乡从事抗日宣传，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金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囚入上饶集中营。1942年越狱逃出，到皖北新四军军部，参与编辑《上饶集中营》一书。1944年到新华社华中分社任资料员。解放战争时期在第三野战军任随军记者，担任过新华社前线分社纵队支社副社长，第八兵团分社采编主任，参加了华东战场各主要战役的报道，带领分社的摄影记者拍摄了《占领总统府》。共和国初期，在南京《新华日报》任特派记者、编委、副总编辑等职。1953年调《人民日报》任工业组编辑、驻上海记者站负责人。1956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1978年后任《人民日报》农村部副主任、主任，干部部主任，报道农村工作的改革开放。

(2) 季音和习平夫妇是我母亲的新四军战友，先后在《江海导报》，《新洛阳报》等报社和新华社华东野战军分社随军采访报道，季音是华东战场颇有名气的战地记者。共和国初期又曾经同事，也是朋友。在1958反右运动“补课”中，季音及习平夫妇双双在《人民日报》记者部被“补”为右派，文革以后才平反。我母亲也经历过反右这一段，但比较幸运，没有那么“多难”。这一辈老人先后作古，仍然健在的不多。

(3) 季音：“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

https://kantie.org/topics/wenxuecity/1157915

刘衡：“《人民日报》的右派们”

http://blogger.sinovision.net/home/space/do/blog/uid/31319/id/126716.html

不当司令当记者的高粮

http://bbs.wenxuecity.com/memory/1164489.html

57年反右派之后，社会鸦雀无声。59年庐山会议之后，党内也难得听到真话。一直影响到现在。今年是反右运动的甲子年，从季音及同事刘衡和高粮的亲身经历，相互印证，看到《人民日报》反右的具体情况，了解六十年前并非如烟的曲折是非，追忆凋零的右派老人。

(4) 十多年来，季音一直是《炎黄春秋》杂志的撰稿人之一。

http://www.yhcqw.com/html/hxzz/2008/314/08314183140CB48E1I17D3695H47B4C.html

在该杂志网站，目前已经无法看到这些文章的内容。

(5) 2016年春节前夕，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和常务副部长黄坤明率人民日报社长及总编到报社离休干部季音家中看望慰问。

http://chuansong.me/n/634684852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