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在西路军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
作者：双石
自西路军一位主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出版以来，“陈昌浩机械执行中央指示，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是导致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叙事和逻辑，俨然已成为了史界的主流定论。然而，这样一个“定论”是否真的经得起历史检验呢？那就让我们根据《历史的回顾》的叙事，一一检点、商榷并作出相应辩析。
根据《历史的回顾》所述，西路军渡河后共有4次重大行动选择——实际上是5次，那么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昌浩是否动用过“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过哩？我们可以先从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抉择说起……
㈠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决定西进并非陈昌浩个人意见
先看第1次。
1936年11月11日～16日，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被授予西路军名义后，毛泽东、周恩来曾电询西路军首长，向他们征询是西进还是东返的意见。根据《历史的回顾》记载，陈昌浩“拿不定主意”——也就是有东返之意，而徐向前认为西进比东返好，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研究。会上，徐向前提出了西进的种种好处，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决定，按会议形成的共同意见回复中央。1936年11月12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决定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回电，电文信心满满对西进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的任务作出了保证：“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这个保证，是建立根据地在前，打通国际在后：“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如此，这个“西进”决定，就不是陈昌浩一意孤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结果！
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此后，直到11月16日，西路军首长向中央报告的，都是建立根据地的利好消息[]。而张国焘也信心满满认为西路军能够独立担当这个任务，这个时间段里向中央通报的也是西路军方面的利好消息，而且还鼓励西路军首长“独立”完成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此间，除了对西路军去向放心不下的毛泽东周恩来外，只有彭德怀于11月14日提出了河东部队应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入孤立”的建议[]。
㈡“任务次序”是个伪问题，陈昌浩坚持的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集体决定
再看第2次：任务次序之议。
西路军方面信心满满的利好消息于1936年11月16日嘎然而止。
11月16日，敌中央军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朱德、张国焘提出了“西路军孤立”问题，要求“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这就是西路军首长向党中央提出“任务次序”之询的由头。而就在同一天里，尚未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击西路军消息的徐、陈首长向中央报告的，仍然是“占领古浪”的捷报[]——还是利好消息。
17日，徐、陈显然已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的信息，也感到了来自屁股后头的压力。于是向中央发出关于“任务次序”的询问电[]。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首长，提出了“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也就是改变任务次序的指示。而中共中央回电说物资准备不及，西路军应该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并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并且通报了从肃州到安西的道路等情况[]。
尔后，毛泽东指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西路军）的好办法[]。
河东红军主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部掉头东返，29日回到河东，为西路军大大减轻了压力——《历史的回顾》对中央给西路军以极大策应的这个事件，基本上没有什么评说。而且还认为，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高举中央的“尚方宝剑”，否定了徐向前改变任务次序的意见，一意孤行要“就地建立根据地”[]。
然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是“打通国际”的前提，而且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几天前的集体决定——是根据徐向前的建议作出的，并不是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身份压迫下作出的！那么陈昌浩维护的，实际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集体决定，而不是他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的个人决定。
所以，无论“任务次序”这个命题的真伪与否，这个责任都很难归咎于陈昌浩个人。
㈢西安事变后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问题
接着说第3次：西安事变后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根据《历史的回顾》的叙事，陈昌浩当时是主张东返的，而徐向前不同意。于是，徐、陈首长再次召集军政委员会开会，会上，“绝大多数同志”同意的是徐向前的意见[]。会后的1936年12月23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大家同意”的共同意见给中央回电：西路军西进没问题，东进则需新疆和兰州同时出兵策应[]。而此前，根据军政委员会提出的西进计划是：物资能够按时到的情况下，1937年1月中旬抢占高台、临泽为根据地，派出五军去安西。物资不能按时到的情况下，就地休整以度过严寒之3月。[]
这次西进还是东返的讨论的最后结果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首长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共同意见，同意西路军继续西进，同时授予了西进时机自决之权[]。
那么这一次，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么？陈政委最后是遵从了徐向前和军政委员会“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哩，还是自己的意见？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至少在这一次关于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重大抉择中，陈昌浩并没有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而“一意孤行”。
㈣高台失陷前后，西路军首长关于西进还是东返的抉择
再看第4次？
这一次，是指红五军高台被围及失陷前后这个时间段里（1月16日～2月中旬）。
按《历史的回顾》记载，自1937年1月16日起，中央连续来电要求西路军东返[]。
但目前查阅到的中央16日来电，提到的是“同意”西路军地休整一段时间后东进扩大地盘并以一部西进[]，与《历史的回顾》严重不洽。1月21日，徐、陈首长致中央电中报告提出的是准备东进，以十天急行军赶到古浪[]。而军委主席团24日回电，是“同意”徐、陈首长的决定，并授予了徐陈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
那么徐陈首长是怎么自决的呢？
1月27日，西路军在西洞堡歼灭了马家军宪兵团。尔后，西路军首长即在东西两个方向之间徘徊辗转，游疑不定。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拿的大主意哩？《历史的回顾》中没说，但也没指责陈昌浩一意孤行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那么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是徐、陈首长都认可的决策，并不是陈昌浩个人的行为——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㈤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现在讨论最后一次——也就是第5次：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是指责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重头。但关于这段这个史实的陈述却存在着两个版本：1984年版本和1989年版本。在这两个版本中，陈昌浩固执已见一意孤行并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由头，是不一样的。
1984年版本陈述的梗概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向西洞堡、龙首堡转移。27日，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缴枪1200支及大量军用物资。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而1987年版本的陈述梗概则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到达威狄堡（今新华镇），遭敌所阻。陈昌浩因为没有中央的东进命令而顾虑重重，于是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两个陈述中相同之处是：陈昌浩一意孤行要返回倪家营子建立根据地，中央“固守50天”的来电给陈昌浩撑了腰，于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按陈昌浩意见返倪家营子（仍然是集体决定的意见）。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不同之处在于：西路军歼灭马家军一个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在1987版中，凭空蒸发了！
实际上，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并不是发生在2月27日，而是一月前的1月27日。也就是说，这个历史事件，与徐、陈首长此间关于东返和西进的争论，毫无关系！这个“硬伤”被人指出后，《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仍然不愿意更改原书中的结论，只是简单地将这个事件作了“蒸发”处理……
然而，这种处理简捷倒是简捷，却产生了更大的问题，因而也更加难以自圆其说。
一、陈昌浩“胜利冲昏头脑”因而强令东返之说我，不能成立了；
二、《历史的回顾》中叙事的方向出问题了，更加难以自圆其说了。
按首版叙事，陈昌浩一意孤行坚持的是从西洞堡重返倪家营——也就是西进，而晋帅坚持的是“东返自救”——从西洞堡继续往东走。按87版叙事，徐向前要求“东返自救”，于是按徐向前意见，西路军从倪家营突围东进，进至威狄堡。在这里陈昌浩又一次被“一意孤行”了——他要求返回倪家营子。于是压制了晋帅的正确意见，西路军从威狄堡返回了倪家营……
可87版这段文字却因方向问题无法自圆其说：从倪家营去威狄堡是西进不是东进——这与徐向前“突围东进”的方向完全相反啊？从威狄堡返回倪家营是东进而不是西进——这才是“突围东进”的意思呀？而且还是陈昌浩本人的意思！徐向前要“东返自救”，陈昌浩要返回倪营子，都是由西往东进，两人在方向问题上是一致的，为方向而产生的争吵也就无从说起！
“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最重要的：所谓陈昌浩“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能成立么？
需要提示的是，早在一个月前的1月24日，中央就已经授予西路军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了，还特意说明了“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
那么当年的徐陈首长放弃“突围东进”而改取“就地坚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哩？
其实，他们当年的电报说得极其清楚明白——2月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西进受阻后，马上报告中央：“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敌堡，敌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
于是军委主席团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指示他们“固守50天待援”。
西路军首长报告东进西进俱不成。那么中央除了让他们固守待援，还能怎么指示他们？
而且，他们之间与中央的往来电报也证明了，所谓“突围东进没有中央指示陈昌浩顾虑很大”是不能成立的，西路军停在倪家营子是徐陈首长都认为东进不成西进也不成，只有跟这儿打了才成！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否设问：所谓陈昌浩信心满满要建立根据地并与晋帅争吵之事，还能成立么？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所谓陈政委“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成立么？请问，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政委遵从的是晋帅和军政委员会的意旨，还是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贯彻了自己的意图？
这个问题，恐怕不难回答吧？
最低限度，最保守的回答也只能是：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说法，是缺乏充分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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