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论界的情况，又开始发生变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连续召开几次老年、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发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言中也提出一些问题、意见，也值得研究，值得考虑。但欣赏或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主要讲的就是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赞成反对精神污染。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王若水既参加了老年理论工作者的会，又参加了青年理论工作者的会，两个会都让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我把两个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整理的发言记录送启立同志并请转报耀邦同志。但是没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没有限制、没有前提地反复讲宽松、宽容、宽厚，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不应成为资产阶级专利品，全部让给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有的同志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孤立地讲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战略讨论，北京的双百方针纪念会，七月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这样一类的大会小会，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会，自由串连的会，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开。报刊文章，名人讲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畅行无阻于我们的舆论阵地。如果说，作协四大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主要还只限于思想问题、文艺问题，这次的泛滥就是指向共产党领导，指向社会主义，指向人民民主专政，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书记处研究室同志把学潮中学生的一些政治主张、理论见解同知名人士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做了对照，从中可以发现，除极反动的口号标语，其它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自于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学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了一篇话，绝大多数是好意见。可是其中有一段话讲：“特别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们搞了一个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现在还背着一个黑锅。”到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时间谣言四起的时候，李洪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切莫谎报军情。社会上谣言说：小平同志二中全会所以讲这么一篇话，是因为邓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实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当。我这里要负责地说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周扬同志关于中国全面异化的文章以后，中宣部向书记处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书记处讨论，同意这个报告，责成中宣部和胡乔木、邓力群同周扬、王若水、秦川谈话，核对事实，听取意见。我们照做了，又对报告做了修改，第二次报送书记处并常委。事情一直拖着，不予处理。除此以外，二中全会以前，我没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关于周扬同志的材料。
有人说“精神污染”这四个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见讲的。这也要负责地说清楚事实。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华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龚育之、郑惠、卢之超同志到他那里谈话。他说，前些日子曾交代乔木同志，要乔木同志为他在二中全会讲话做些准备，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请龚、郑汇报情况。他们说了乔木同志的一些设想。小平同志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还详细说了他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讲的内容。龚、郑二位做了笔记。我在这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小平同志讲二中全会要增加一个议题，做一个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时，我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小平同志说，那好，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来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在书记处作了详细传达。整理出来后送小平同志审阅，他还改了两个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中为周扬同志抱屈，说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头的人，二中全会上刮起一阵批周扬的风，他认为很不对。我们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头。就拿耀邦同志说吧。“文革”初期天天“示众”，在汪东兴当校长的干校里从事那么重的劳动，我听了以后很为他难过。能够说，我们因为当时吃了苦头，后来犯了原则的错误，也不能批评吗？我想，耀邦同志为周扬同志抱屈的这个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扬同志的错误是小错误吗？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思想上异化了，政治上异化了，经济上异化了，可以说全面异化了。这样的错误，不是原则错误吗？他是中顾委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对他提出批评，也不应该允许吗？各组对他的批评，我从简报中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很过头。会后，我就在书记处的会上指出，这个同志的批评很不对。我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有个长篇发言，整理出来有三十七页。其中大部分是列举事实批评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页多，就周扬同志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批评意见。讲到异化问题时，我说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周扬同志观点和王若水同志还是有区别的。周扬同志在全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会后我传达时，按照简报介绍了他自我批评的内容，随即表示我很高兴周扬同志做了自我批评，并向大家保证，有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还像过去一样把他当作同志中的兄长来尊重。
这里还要向同志们介绍一个情况。在准备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的过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说，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小平同志就此讲了一些话，因为过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现在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的全文念一下：
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从一九八三年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
第一个肯定，大体上可以说，从二中全会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其间发表了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这个时期，总的形势是好的，尽管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是在认真执行二中全会决定的。绝大多数党员一致行动，同各种精神污染的现象进行了斗争。那些搞精神污染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程度不同地做了检查。总之，正气占上风，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邪气刹住了。
二月耀邦同志上海讲话，接着同日本外宾谈话后，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种种说法传播起来。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紫阳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的工作，并且说，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个报告，对坚持中央方针、反对精神污染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同志，是很大的支持。搞精神污染的人，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有所收敛。九月，耀邦同志严厉批评贺敬之同志主持召开的那个文艺问题的会，“背着书记处”呀，“文艺黑会”呀等谣言广为传播，使反对精神污染的同志重新受到压力，而抵制二中全会的人则越来越神气，活动越来越频繁。从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讲话，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作协四大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交叉，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作协四大，由于耀邦等同志正式说，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否定的人们认为他们全面胜利了。所以才有所谓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的说法。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很多地方活动，非常嚣张。同精神污染进行斗争的同志被称为“清污分子”，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不少同志还能顶得住，也确有一些同志由于从不同渠道知道了耀邦同志的态度，知道了好同志受压制的情况，感到非常悲观。有的同志甚至说，他们被出卖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四月十一日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再次肯定反对精神污染是对的。特别是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关于理想纪律的讲话，五月、六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以及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和五位常委讲话的传达、学习、执行，又一次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的。全国的形势越来越好，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沉默了，公开活动减少了。
一九八六年初提宽容、宽厚、宽松等等一套，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活跃起来，在各种范围进行串连，举行各种大会小会，发表演讲、文章。六中全会的召开，以至于六中全会决议的发表，不但没有制止他们，他们反而抓住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大造舆论，不仅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公开宣传全盘西化、三权分立，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毛泽东同志，丑化党，丑化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国搞资本主义，等等。他们的宣传，毒害了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的相当多的部分，种下了这次学潮的恶果。
这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同志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坚持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对他印象不好，也没有讨到那些坚持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欢心。两方面的人有一个共同印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话是能够信任的。
下面举个具体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艺问题讲话后，耀邦同志召开过一次电影界的编剧、导演、电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谈会，也应该说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如说电影要维护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尊严，要多拍反映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题材的影片，说他讲了多次要拍三大战役，每次都说没有钱，可是北影却准备花六百万拍《红楼梦》前两集(据说是系列电影，要拍多集)。电视台已经拍摄了多集《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为什么急于花那么多钱重复拍这样的远离今天现实生活的影片。到会同志做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说他从来没说过不要拍《红楼梦》。于是《红楼梦》又开足马力，据反映，正式开拍前已用去二百多万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组部、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派出联合调查组到北影调查三个月。工作组写了个调查报告，把北影厂这样一个明明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不力、不正之风盛行、管理混乱，群众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整顿的单位，说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响"。厂长胡其明本应对上述各种不正常现象负主要责任(本人"文革”中参加给江青及其爪牙写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参与写了北影第一张点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却被指定继续当厂长，组织新班子，对那些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坚持电影革命传统、坚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进行压制。这个报告摘要，经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转发全国，要求按批示精神对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班子进一步调整和建设。这以后，胡其明在厂内外宣扬，他这个班子是总书记亲自指定的，影响极坏。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耀邦同志的讲话，常常同中央集体打架，同别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这对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一九八一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一九八五、八六两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
去年六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
3、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问题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传部门进行了传达。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讲话中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使我们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他强调指出，只要四个现代化没有完成，每走一步。这四个保证都是伴随着的。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耀邦同志十二大报告论证了四项政治保证，发挥了“四有”，是讲得好的。可是后来就很少听到他讲这样一些问题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也很少听到耀邦同志做出什么反应。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关于形势、政策、理想、纪律的讲话中，比较系统地讲“四有”问题。
4、关于"左"和右的问题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说，我同意。但不够深刻。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他的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这篇讲话，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讲话中只讲反“左”、不讲反右。黄克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说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黄克诚同志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应该说，耀邦同志是接受了这个批评的，后来经常讲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又讲，“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讲，在纠“左”同时，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实际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讲，在执行政策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软弱涣散”。一般地说，这样讲，还说得过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我还觉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许不是他的本意，实际上是把带引号的“左”和不带；1号的左混同了，影响所及，反对精神污染的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反对右倾思潮的人，宣传四项原则的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统统都被当做"左"，甚至被认为是极"左"。本来"左"和右，急躁冒进和僵化保守是对立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左"和保守划了等号。我认为，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长期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来说话，不给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难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拔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条战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我很希望在这次党的生活会后，耀邦同志和我们大家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认真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5、耀邦同志讲，他喜欢用同意他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他意见的人
一般地说，这个检查可以同意，但我觉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见对不对。马克思掌握了真理，当然要选拔、重用、依靠赞成他的人，这有什么错？反对他的人，当然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也没有错。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书记处开了两天会讨论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评耀邦同志，对有错误思想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尽管他们有很多缺点)，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个人没有决定过一个干部的任免，所有干部的任免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表面看确实如此。听说勤政殿有一个人事小组，哪些人参加，怎样讨论干部任免，我直到现在没听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实上，耀邦同志喜欢或不喜欢哪个干部，强烈影响这个小组的工作。三年来，除个别外，许多重要干部的任免，人事小组也好，中组部也好，都没有事先向小平、陈云同志请示报告，而是那个人事小组讨论后经中组部写报告直接提到书记处，书记处决定后，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正职任免才送常委审批。谁让这样做的，我不清楚。请耀邦同志深刻地认识认识这个问题。
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二。别人骂毛主席、骂社会主义、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我一辈子心甘情愿当助手。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后，我真心诚意想当好他的助手，没有私心，当然帮得不够。为什么一九八三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求耀邦同志批评、谅解。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是希望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做耀邦同志一个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战斗的友谊。可是我也要向你说，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已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这些人断绝一切关系，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具体分析，对他们有的要帮助，有的要批驳，有的要发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话，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话。表面看来，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实际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体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们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讲话，都是集中了干部、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深思熟虑以后讲出来的。整理过程中，又经过中央许多同志参加意见，形成中央集体的意见。这几年，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见，提交集体讨论的时候，耀邦同志没提反对意见，都表示同意。可是集体决定做出以后，他到地方、部门讲话，和一些同志谈话，往往讲他个人同集体不一致的意见。
还想再举个事实。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说改革、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谈话整理过程中，反复征求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最后经小平同志审定，作为中央集体的意见下发。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贵州发表长篇讲话，整理后发得很广，根本不提国家兴旺发达，更不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把《管子》、《史记》中"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之类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体分析加以引证。他多次自我欣赏地说，他那个"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据他这个讲话发表了长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可以说是他不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表现之一。
四、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训练
这些年来，我深感我们的许多干部包括一部分高级干部马列主义基本训练很不够，理论根基很不牢固。我们已经组织八、九十位同志编选了马列著作四本，其中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已经出版，即将出版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总题目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建议，中委、候补中委中的中青年同志，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的正副职，大型企业党政正副职，指名分期到中央党校学习，最少半年，最好一年。其他老同志，正像一波同志讲的，在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也不能退居二线。可以采取自学办法进行。
五、最后我想说，从总体看，耀邦同志是位好同志，犯了错误，只要认真对待，认真检查，认真改正，会成为更好的同志。我恳切希望耀邦同志主动地、积极地清理自己的错误，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消极方面，如实地珍惜和保护自己的积极方面。各人有各人的账，账少的少还，账多的多还。特别是同耀邦同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同样观点的同志，在帮助耀邦同志的同时，也帮助帮助一下自己吧。
以上发言，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再次恳切地请求同志们批评，请求耀邦同志批评。
5 乔石、胡启立提供的重要情况
我的发言只讲了我所知道的情况，其实，邓小平同志对耀邦同志有过提醒。1月14日上午，乔石同志在生活会上发言。他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说：1985年7月14目，小平同志找启立同志和我谈话，先讲了团中央的干部问题，接着专门讲了耀邦同志同陆铿谈话的问题。当时小平同志指出：正是耀邦同志应该多讲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他恰恰没有很明确地讲。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至少是很不得体的，有些话很不严肃，完全是迎合。
1月15日上午，胡启立同志发言。他在发言中也介绍了一些情况。关于邓小平同志7月14日的谈话，他说，小平同志再次指出：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自由化，始终是个问题。经济建设始终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的四化。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小平同志在这次谈话中还专门提出耀邦同志同陆铿的谈话。严肃指出：耀邦这次谈话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样子。指出陆铿的手法就是恭维耀邦，反对我们的内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样手法。这些人打耀邦的旗帜，所以耀邦要多讲讲反对自由化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启立说，小平同志谈话后，我和乔石同志按照小平同志的吩咐，立即向紫阳、耀邦同志作了汇报。紫阳同志的意见，对小平同志谈话，书记处要尽快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小平同志的思想，还可以先搞个粗的文件。根据紫阳同志意见，中办编印了反自由化问题的材料，摘编了常委们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的论述，供书记处学习、讨论。我去请示耀邦。问什么时候开会，耀邦说他要去新疆。当时去新疆并没有什么紧迫的事情。他从新疆回来后，书记处在北戴河讨论了两次，但既没有作决定，也没有发文件和通报。回到北京后就不了了之。
胡启立同志还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他说，1984年6月28日，小平同志曾单独找他谈过一次话。老人家说，今天找你来，主要谈谈对耀邦同志的意见。耀邦同志有弱点，不仅是在对郭罗基、胡绩伟、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表现比较软弱。而作为党的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的缺点。还说，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过于严重了，同你谈，你同耀邦比较熟，可以随时注意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耀邦是会重视的。小平同志这次谈话，我当即向耀邦同志郑重地原原本本地作了报告，但耀邦同志听了之后没有向书记处其他同志谈一谈，征求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事实上，小平同志这次打招呼，对耀邦同志没起什么作用。
6 赵紫阳的发言
赵紫阳的发言很用了一点心机，他是15日上午讲的。赵的发言中有这么一段，讲到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赵说：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他同耀邦个别谈话时还讲，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什么这么猖狂，为什么有恃无恐？他们寄希望于你。反正党的格局已经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现在如果你还不能自由行动的话，将来你是可以自由行动的。即使现在有时候还捎他们一下，受一些批评，他们将来有你这个靠山，不要紧。他们就是这样有恃无恐，即使现在你还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他们寄希望于你。不管耀邦同志怎样想，那些人是这么看的。
赵又说到1984年他给小平同志写的一封信，希望在他和陈云同志健在时，能够认真帮助解决我们党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特别是书记处。赵说，他当时就已经感觉到，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等到格局一改变，小平、陈云同志不在了，党内老人不在了，我们两个无法共事下去，那时要辞职了。耀邦同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今天党内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况下，他还这样不遵守纪律，等以后不在了，谁也没有办法，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动。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上次讨论怎么定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还不能完全自由行动，对小平、陈云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这里不能不有所考虑，一旦情况变了，可以自由行动，不受任何约束。
赵的话说得很巧妙，意思是说胡耀邦是有意识地把这些人保护起来的，一旦胡成了第一把手，这些人就会成为他的人才和力量。表面上看，赵紫阳说的就是上面的那几句话，但仔细想来，赵是话里有话的，有些话是在给人一种暗示：即胡耀邦要独裁，眼前所以还没有这样做，是他自己有意识地克制自己。赵紫阳是说胡耀邦这个人用心很深、不可低估和轻看啊！
生活会议的气氛是正常的，会前提出的四条原则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大家都遵守这几条，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与人为善，没什么压力。如果与“文革”时期的党内斗争比较，那是完全两样了。就是与“文革”以前党内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比较，这次会议也是开得好的。
开完生活会议后，接着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生活会议的情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
二 关于起草生活会议《通报》的是非曲直
1 起草生活会议《通报》
生活会议的通报是薄老要我起草的。除了通报以外，薄老还要做一个扼要的口头汇报，这个汇报稿是乔木帮助薄老整理的。
当时没有可能到会议之外去了解情况、收集资料，我就以大家在会议上的发言、提法为依据起草了通报。这个通报列出了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统一思想，第二个问题是“反对精神污染”，第三个问题是“四个保证”和“四有”，这些内容主要是根据我的发言整理的；第四个问题是经济工作，是根据姚依林和宋平的发言整理的；第五个问题是政法工作，是根据陈丕显等同志的发言整理的；第六个问题是外事工作，主要是根据吴学谦等同志的发言整理的；第七个问题是干部问题；第八个问题是“左”和右的问题，也是根据我的发言整理的；第九个问题是集体领导和违反纪律的问题；第十个问题是胡耀邦的表态，根据他的发言摘要选了几段。最后，是生活会给胡耀邦提出的四个问题，这一部分就包括了赵紫阳提出的问题，希望胡认真考虑，做出说明。
这些都有现成的东西，后来中央作为三号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传达到哪一级，在中央转发的通知里有规定。
2 增发五个补充材料
生活会议的通报尽管讲了几个问题，但终究是扼要的，发下去以后就有反应上来了，说这么一件大事情，不等到1987年召开十三大解决，就这么匆匆忙忙地决定，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嫌通报太简单、太扼要，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了解详细的情况。因此，中央决定增发五个补充材料。在材料下发以前，赵紫阳在一定范围里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人事变动的原委，这个讲话作为中央的文件也下发了。这个对于人事变动的说明，没有什么分析和推论，把事情的原委说得清楚了一些。
五个补充材料，第一、二、三个补充材料是1987年3月发出的，第四、五个补充材料是1987年5月12日发出的。第一个补充材料中的第一个内容是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胡耀邦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第二个内容是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第三个内容是关于"左"和右的问题。第二个补充材料是关于外事工作的问题。第三个补充材料是胡耀邦和陆铿谈话的问题，其中摘引了谈话记录中的重要段落。第四个补充材料是关于经济工作的问题，比原来的通报增加了很多具体内容，从中可以看出，胡这个人很愿意抓经济工作，但是确实说了很多太不懂行的话，成为一种笑话。例如，耀邦说他主张"不要统计，估计更可靠"，还说要学点"估计学"；再如算经济帐，他这样算：化妆品，一个人一年消费多少，一年几亿人就可生产到什么程度；营养品一个人消费多少、饮料一个人消费多少；这些都是他的"估计学"。他还在理论上提出一个问题，即消费应该占第一位，消费刺激、促进、决定生产，胡确实有很多不着边的言论。第五个补充材料是胡给中央的信和胡在生活会及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整理补充材料之四、之五的工作是薄老布置给我的。后来，问题就出在第五个材料的三个发言上。
5月12日，第四、五个补充材料发出了。
3 邓力群有没有篡改胡耀邦的《我的表态》
(1)胡启立给赵紫阳、薄一波写信提出"问题"
6月2日，胡启立写了一封信给赵紫阳和薄一波，胡启立的信是这样写的："紫阳、一波同志：中办在中发三号文件补充材料之四、之五付印前对个别文字进行校核时，发现材料之五胡耀邦同志一月十五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中央《通知》(稿)中写的，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发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这句话也是文件起草同志加上去的，实际并未经本人修改。有鉴于此，我责成中办对这个文件稿再次认真复核，复核后提出两条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加以斟酌。1、第六页提到'由于胡耀邦同志对十二大确定的重要方针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这句话颠倒了时间顺序。因为十二大是一九八二年十月召开的，而'六五'计划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即已通过。建议改为'由于胡耀邦同志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2、原稿第四页第二段'由于胡耀邦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的方针不一致，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未能很好贯彻......"。这句话修改了宋平同志在生活会上的发言。宋平同志在党的生活会上发言讲到这个问题时说：'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方针不一致，使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作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未能贯彻下去。'胡耀邦同志的错误思想对一九七九年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的贯彻是有影响的，但考虑到，一九七九年胡耀邦同志是中央秘书长，而华国锋同志是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建议仍用宋平同志发言原话为好。另外还有些文字上的问题就不细讲了。以上意见妥否，请审批。"②
胡启立对文件的起草过程没有做全面调查，既不找文件的起草、整理者卫建林，也不找我。
(2)赵紫阳批示"追查”
当天，赵紫阳即做出了反应，他在该信上批示：“我的意见是：1、同意启立同志意见；2、引用胡的表态，不应擅自改动；3、起草文件的人的违纪行为应该追查。" ③
赵这样一批，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
然后，这个东西转到了薄一波那里。文件是5月12日发出的，胡启立是6月2日给赵和薄写的信，赵也是6月2日批的，中间隔了二十来天(5月12日一6月2日)；后来信到了薄那里压了一个多月(6月2日一7月14日)，在这之前，我一直蒙在鼓里。
7月14日，薄老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我，薄老说："关于起草'补充材料之四、之五'，曾讲到'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实际耀邦同志并未修改过。此事紫阳同志有个批示(详见批件)要'追查'一下。当时我曾让秘书打过两次电话。据说有解释。现在还是让起草同志正式写一报告为好！” ④
在7月14日以前，7月7日中央开会，根据赵的意见，撤销书记处研究室。这个决定，是薄老7月9日通知我的。到了这个时候(7月14日)，薄老的信和赵的批示才交给我。由这点上看，上述事情--所谓改动胡的表态是撤销书记处研究室的理由之一，实际上还不止这一条。
胡启立、赵紫阳这种做法，真让我长了见识。产生怀疑，问问嘛。对邓力群有意见，可以当面批评嘛，为什么在背后下这样的毒手，企图置人于死地呢？这不是正派人的行为，更不符合处理党内问题的规矩。
我把起草这个文件的卫建林找来，要他如实说明情况。我考虑，卫建林是个小干部，胡、赵这样大的压力，他受不了。也考虑到，他年轻，是个用功的同志，以后为党工作的时间还长，因此还是由我向中央写报告、承担责任。卫建林表示：因为您经常保护干部、承担责任，我们这些部下都很敬重您。但是这一次是我的事，有些是薄老直接向我交代的。他们官大，但是理不在他们那一边。他坚持由他自己写报告去说明真相。
(3) 卫建林说明事实的报告
7月16日，卫建林把事情的经过和真相写了一个报告给我。我把这个报告送给了薄老、胡启立和赵紫阳。我说：事情虽然是卫建林做的，但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历史的原貌是什么，没有必要掩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胡启立的信、赵紫阳的批示、薄老的信、卫建林7月16日的报告都在中央档案里，铁证如山。卫建林的报告如下：
力群同志：
中发1987年3号文件补充材料之四、之五，起草、校对、修改过程中，经中办同志仔细校核，提出两个问题。正式下达的文件，这两个问题均已解决。
现将起草、校对、修改过程中出现这两个问题的情况报告如下。
大约五月初，您把我叫去，说一波同志布置一个任务，要得紧，您当时又整天开会，因此让我先搞个稿子。您交代，材料之四讲经济工作，主要以依林、宋平等同志发言为依据做些整理；材料之五，就是胡耀邦同志几次表态检查，按时间顺序编排。草稿出来后，您和我读改一遍，着重是使问题的提法、判断的用语准确、妥当，在外事问题上节略了两段。读改后送一波同志。一波同志看后发印厂排出清样，又亲自做了修改。
五月十三日，一波同志处把我叫去，把一波同志的改稿交我，转告了一波同志要做进一步修改的意见，并给我一个封面印有中办秘书局字样的汇集了中央生活会材料的白皮厚本。我按照一波同志意见做了一些补充修改。校对时发现中办本中耀邦同志发言与起草时作为依据的手写复印稿文字、标点、段落分法多处不同。于是据中办本校改。因考虑到与三号文件衔接(三号文件中所引胡耀邦同志表态检查中的话，依据是手写复印稿)，所以在中办通知稿中加了一句话："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发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然后送给您看。
您再次修改时，也着重是使问题的提法、判断的用语准确、妥当。改后又送一波同志审阅。在这个过程中，胡启立同志6月2日写信给紫阳、一波同志，说中办同志核校时发现两个问题。
问题之一，信中说：“发现材料之五胡耀邦同志一月十五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中央通知(稿)中写的'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发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这句话也是文件起草同志加上去的，实际并未经本人修改。"
这是怎么回事呢？
草稿依据的是胡耀邦同志的手写复印稿。中途修改、校对，作为依据的是中办本，这时发现胡耀邦同志同一发言的两个稿子之间的差异。我的疏漏，是没有自己立即问一下怎么会有这种差异。第二次把稿子送给一波同志后，一波同志处直接问中办徐瑞新同志，徐才说清楚中办本是录音记录。一波同志处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我即在电话中提出，那就还是以手写复印稿为依据重新校改，并请删去我在通知稿中加的那句话。一波同志处回答，那句话已经删去。正式下发的文件。胡耀邦同志发言仍然用手写复印稿，我加的那句话也已删去。
实际上，手写复印稿是胡耀邦同志的，录音记录是胡耀邦同志口讲的，有修改，也是胡耀邦同志自已修改的。准确地说，是耀邦同志口讲的改了手写的。作为三号文件补充材料之四、之五的起草人，我负责地向党说明：我完全没有修改胡耀邦同志的发言。仔细校对过程中发现胡耀邦同志同一发言的两个稿子、两种版本。究竟是用胡耀邦同志的手写复印稿，还是用胡耀邦同志的录音记录？一般惯例，应该是用后面的稿子。由于他的手写复印稿中一部分已印进三号文件，为避免正式下发后引起不必要的疑问，补充材料之五仍用手写复印稿比较合适。在这点上，应该感谢中办同志仔细做了核校。
问题之二，信中说了两条修改意见。一条是把“由于胡耀邦同志对十二大确定的，重要方针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改为“由于胡耀邦同志的一再批评，使‘六五’计划起草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另一条是把“由于胡耀邦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的方针不一致，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调整国民经济的决定未能很好贯彻……”改为“由于中央主要负责同志思想认识同中央方针不一致，使下面无所适从，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作出的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决定未能贯彻下去。”这两处起草时表述不确切，中办同志建议修改，正式下达的文件均已吸收。
起草、校对、修改过程中所以出现中办同志提出的两个问题，是由于我水平低、经验少、工作粗心疏漏。虽然这些问题在正式下达的文件中已不存在，但是我仍应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由此引出深刻教训。⑤
卫建林报告的最后一段，是我考虑为了给赵紫阳、胡启立一个台阶，建议他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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