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1945年，“史迪威公路”上的运输队和美国汽车兵
文 | 谌旭彬
对中国这种落后的农业国而言，国际交通线之于抗战的重要性，自毋庸置疑。所以，当1940年英国与日本签订“封闭滇缅路线协定”、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滇缅公路时，国民政府即未雨绸缪，开始筹划另辟一条新的国际交通线。
第一次筹修
败于英国之阻挠
1940年冬天，交通部总管理处提议组织“中印公路”的实地勘测。这是“中印公路”第一次筹修。但这次筹修，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却无疾而终。主要原因，是英国政府极力阻挠。
1941年初，交通部向行政院提交了详细的“康印公路”（西康至印度）计划书。同时，国民政府开始寻求英国的支持，4月11日，宋子文自华盛顿密电蒋介石，报告称：“康印公路昨已与英大使详谈，……彼颇以为然。”获此讯息后，5月份，康印公路勘察队正式从西康出发，开始路线勘测。
但到了7月份，英国政府的真实立场开始隐约显现。7月23日，外交部长郭泰祺、交通部长张嘉璈联名致电蒋介石，报告“康印公路”的进展。报告称，英国大使馆的态度是：
“原则上欢迎中国筹筑此路，惟以通过西藏，故须谋取西藏政府之意见，同时以地形困难，主张先办航空测量，并希望同时测量另一经过缅甸北部坎底之比较线。”
同月，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西藏亲英势力破坏了康藏交界处的桥梁，武力阻止勘测队入藏。
简单说来，“康印公路”有南、北两条路线，北线经过西藏；南线则不经过。英国殖民心态仍在，不愿放弃对西藏的觊觎之心，非常不希望“康印公路”途径西藏，所以一再要求国民政府去勘测南线。国民政府则认为修筑“康印公路”，正是一个维护西藏主权的良好契机，故坚持要勘测北线。
孔祥熙在1941年11月10日给蒋介石的电报，曾详细比较了南北二线的利害。孔主要讲了三点：
1、“英方之不愿路线经过西藏，已属显然。窃思为经营边疆起见，当以经过西藏之北线为宜。”
2、经过预估，北线“需二年半后方可打通”，南线的完工时间可缩短6个月，但在印度和缅甸境内的线路会大规模加长，英方是否能够配合仍成问题，难以保证。
3、经费预算方面，北线：9.375亿元(普通标准)、14.175亿元(轻轨标准)；南线：8.155亿元(普通标准)、12.285亿元(轻轨标准)。北线稍高，但相差不大。
根据这一报告，蒋介石作出了不顾英方阻挠、坚持测量北线的决策。但英国在西藏的煽动，使测量工作难以开展，1942年1月2日，勘测队自印度返回昆明，“中印公路”第一次筹修宣告流`产。
图注：中印公路南北线示意图。国民政府计划走北线，英国则要求中国走南线，避开西藏
第二次筹修
毁于军阀刘文辉之破坏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参加“新德里会议”。会议决定修筑自印度利多（Ledo）、经缅甸密支`那（Myithyina）、至中国云南龙陵的“中印公路”（该路线系英方建议）。3月份，中方测量队开始勘测工作。但因英国政府无意固守缅甸（英方认为，与其固守缅甸，不如战后用胜利条约不费一兵一卒收回），这一计划在5月份随着缅甸的陷落而流产。
缅甸失陷后，英国政府一度非常担忧日军进攻印度，且尼赫鲁、甘地等印度政界要人均不愿支持英国抵抗日军，所以在1942年4-5月间，英国政府对“中印公路”经过西藏的问题，竟有了一次180度的大转变。5月12日，英国军事代表团代表Bruce将军，对中国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建议：中印公路“愈北愈佳，最好中英双方会同劝告西藏”。英方其实是希望在日军进攻印度时，英印军队可以通过这条“中印公路”退入西藏，据险而守，而不致于全军覆没。
但随着日军无意进攻印度的态度日益明朗，英国政府的立场再次折了回去。1942年冬，在英方的煽`动下，国民政府经过西藏的唯一一条依赖牲畜运输少量药品、邮件、汽油的“驮运补给线”，也被中断了。有鉴于此，为维护主权并修筑“康印公路”，蒋介石遂决定派部队在1943年10月之前，“进驻昌都，再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藏问题”。这是中印公路的第二次筹修。
然而，蒋的这一计划，却因西康军阀刘文辉的阻挠而失败。蒋本来密令刘文辉派出其下属第24军进驻昌都，以作威慑，配合中央的政治攻势。但刘文辉不愿嫡系部队离开西康老巢，更不愿个人实力因战事受损，故对蒋的密令，采取了延宕和破坏两种手段。
所谓延宕，用刘文辉自己的话说，是“将计就计，立即慨然表示接受这个任务，并拟订了一个对藏军事计划，……依据这个计划开了一个账单，向蒋要枪械，要装备，要经费，要物资，要扩大编制，要补充实力，并派当时二十四军的参谋长伍培英住在重庆坐催，以促其实现。”这一狮子大开口令蒋介石极为头疼。
所谓破坏，则是派人在重庆大肆活动，将中央的密令公开宣扬出去，且将中央的方针曲解成武力解决西藏（实际上蒋的方针是政治解决为主，武力威慑为辅），引来国际干涉。
至1943年5月，蒋介石不得不取消“进驻昌都，再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藏问题”的计划，“中印公路”第二次筹修也告流产，唯“驮运补给线”得到部分恢复。
图注：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全家合影。刘在1942-1944年间，积极阻挠康印公路的修筑
第三次筹修
史迪威与蒋介石各怀盘算
中印公路的第三次筹修，由史迪威主导，而非蒋介石。虽然史迪威有着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但其更关心美国政府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故对国民政府途径西藏的中印公路方案毫无兴趣。1942年10月，史迪威与英国驻印军总司令多次会谈，双方达成协议，由美国“负责修筑一条公路，从利多下经胡康和孟拱河谷至密`支`那，最后与（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衔接起来。”其后，美军方面开始绘制路线图和进行勘测工作，12月，公路正式破土动工。
史迪威对国民政府的筑路计划不感兴趣，国民政府也对史迪威的筑路计划不感兴趣（但提供了相当多的人力支持）。蒋介石更愿意相信陈纳德的判断：
“史迪威……即便打开中印通路，亦需时甚久，要在一九四五年后，始能运入物资。以目前形势来看，……不如加强中印航运吨位较为现实。如中印航运每月保持1万吨运输量，则可以满足中国战区的补给。现美援物资在印度堆积甚多，如加强阿萨姆飞机场(中印边界的飞机场)，中印航运增至1万吨，则毫无问题。”
后续的事实也证明陈纳德的判断是正确的。1944年史迪威收复缅北，1945年初，中印公路通车。从该年2月-7月，因路况极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史迪威修筑此路的第一目的，是反攻缅甸，而非对华运输，所以公路质量大多仅满足前者有限的物资、装备的运输），该公路的货物运量分别为1111吨、1509吨、4198吨、8435吨、6985吨、5900吨，总计2.8万吨，与史迪威所承诺的每月3万吨的运输量相去甚远。而驼峰航线在1944年11月份，向中国输送了3.5万吨物资，1945年1月为4.4万吨，6月增至5.5万吨，7月达到7.1万吨。
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当史迪威执著于在缅北开山劈石时，蒋介石仍在谋求将“中印公路”修进西藏。1944年9月，宋子文还曾如此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中印公路之修筑，实有必要，惟本案之关键端在西藏，英国一向认我对藏只有宗`主权，如先征求其同意与协助，不免有承认英人在藏特殊地位之嫌．且证诸英国最近在藏之活动，可知英方对于此路之开筑，必难赞同。目前孟拱起有铁路接密支`那，由密支`那至滇边甚近，英人自更可借口反对此路之兴筑。故目前似不宜先向英交涉。现在大理至丽江路基业已筑成，由丽江至门工一段亦可尽先完成，将来展至藏边时可再设法说服藏方，俟藏境筑路无问题时，再向英方正式交涉，较为妥善。”
史迪威公路（蒋在驱逐史迪威之后所命名，以对美显示中国政府之胸怀）通车后，蒋介石没有办法再向盟国提出修筑途径西藏的第二条“中印公路”的要求。中、英之间的公路风波，遂就此结束。
纵观此事之前因后果，不难窥见当日中国之内忧外患何等严重——既要面对敌国之武力侵略，又要应对盟国之主权侵犯，且难以驯服国内割据势力。
图注：“史迪威公路”路线示意图
注释
《宋子文1941年4月11日呈蒋介石申电》，收录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1990，P76。《外交部长郭泰祺、交通部长张嘉墩为电复康印公路办理情形呈蒋委员长电》，1941年7月23曰，收录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P933—934。张永攀，《英帝国与中国西藏 1937-1947》，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P197。同上，P202。唐纵日记，1942年10月21日。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11册 第33辑》。另可参见：伍培英，《蒋介石假征藏以图康的经过》，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33辑 第11卷》。杜建时，《抗日战争时期蒋美勾结与矛盾》，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57辑》。杨津涛，《“二战最伟大工程”几乎无用》，短史记第174期。《外交部长宋子文呈蒋委员长关于修筑中印公路拟具向英方交涉步骤电》，1944年9月5日，收录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四编，《战时建设》（三），P942。
附文
“政府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考
文| 谌旭彬
在民国政治人物中，四川军阀刘文辉，至多不过是二流人物。终其军阀生涯，除将鸦片生意做得格外红火外，于治业上实在乏善可陈。其政治立场，亦颇多可议之处。
最典型者，莫如上世纪四十年代，刘任西康省主席，为巩固个人割据，一再阻扰中央政府对康藏公路的勘探与修筑。浑不顾中央拟筑印藏-康藏公路，一者，乃是为增辟国际交通线以维系抗战前途——其时，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交通线已被日军截断；二者，乃是为削弱英国在西藏的存在，强化中央对西藏的影响。
刘文辉重教之传言
近年来，刘文辉本该盖棺论定的政治形象，却忽然璀璨起来，成了“民国军阀重视教育”的典范。这种突变，须归功于刘在西康省主席任上的一句名言——“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被重新“发掘”。一批纪录片人整理了民国电影人孙明经1939年拍摄的一组关于西康的纪实镜头，制成影片《世纪长镜头：电影胶片的记忆》，于2004年在央视《见证》栏目连续播出。其中提到：
“也许是有意为之，孙明经拍下了一组有趣的照片：简陋的县政府和豪华的学堂。当年县长赴任时，带着刘文辉的口令：政府建设不得好于当地的学堂，否则就地免职。”
其后，纸媒的跟进大致雷同，但在细节上变得更为具体。譬如某杂志如此写道：
“1939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摄制纪录片《西康》，他曾惊讶地发现，西康校舍大多坚固宽敞，相比之下，政府机构破烂不堪。在影片中，孙老师使用对比剪辑手法，突化了这个特点。此外，他还拍摄了大量图片，其中两幅颇具深意。其一是德格县小学生合影，背后是高大气派的校舍，即使今天看，一点也不寒酸。其二是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县政府不是大楼，而是石头垒起来的平房，为了防止倒塌，两条长长的原木支撑着它的前脸。如果不是孙老师做了注释，今人很难相信，这是西康省十分重要的政府机构。孙老师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时值“民国范儿”盛行，此类段子且有历史影像为证，更增可信度，遂流传开来，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今日，凡谈民国教育者，“县长就地正法”的段子，几成绕不开的“信史”。
该典故真的“有照片为证”吗？
但“信史”不信。首先，孙明经所拍摄的照片尚在，但今人对照片的解读，却错得离谱。
先看照片“德格县小学生合影”。据县志，该校由德格县长范昌元等创设于1937年，背后的建筑物，不是什么“高大气派的校舍”，而是德格土司官寨，洛桑珍珠（邢肃芝）1938年10月在德格修行，曾遇到旧识、刘文辉部下军官“章团长”前来公干。据洛桑回忆：“章团长及其随员都寄居在德格官寨子内。官寨子范围很大，除德格县立小学外，德格县的保安团团部也设在里面，大金寺的会议也在此召开。”
图：德格县立小学师生合影，1939年11月孙明经拍摄
再看照片“义敦县长站在县政府门前”。确实，该县政府相当寒酸。但须注意的是，孙明经注明该照片拍摄于1939年11月——义敦县衙门于1918年被藏军彻底焚毁，1919年该县被撤销，直到1935年才名义上复治，1939年6月才实质性复治，该年7月，刘文辉部营长龚耕云率部到达义敦，开始修筑县政府，期间因地方实力派毛`丫`土司对“义敦复治采取抵制态度”，屡次发生武力冲突，直到12月，县政府才基本修造完毕，义敦复县亦正式完成——换言之，孙明经所拍摄的这张照片，实际上只是义敦县县政府尚未修建完成时的临时办公点而已。
图二：西康省义敦县长彭勋在临时县政府前，孙明经拍摄于1939年11月
“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一语，是否是孙明经当日亲耳所闻，未能考证确切，因孙的西康之行的相关日记资料已然不存。但比对孙所拍摄的其他照片，可知此言，乃是虚语，则无可疑。下图即是孙明经1939年拍摄的西康学校与政府机构的对比图：
左上，修造中的西康省交通厅办公楼，拍摄于1939年9月；右上，刚建成的省招待所筹边别墅，孙明经等曾居于此地，拍摄于1939年8月。左下，康定瓦斯沟小学，拍摄于1939年9月；右下，白玉县省立小学，拍摄于1939年10月。
刘文辉不重视教育，经费挪用严重
其次，刘文辉统治西康期间，并未对教育投入应有的关注。
自1927年统治康区，至1939年西康建省，再至1949年率部投诚，刘文辉统治西康长达20余年。虽然刘一再对外宣传如何重视“边疆教育”，但其在教育上的投入，却始终少得可怜。
学者李亦人1937年、1939年两度奉命赴康区考察并参与当地建设，于1940年撰成《西康综览》一书，概谓：建省之前，“川战连年，西康教育经费大受影响”，以1938年为例，该年西康当局拟就的“教育计划简表”中，普通教育预算仅21万元，特殊教育预算仅3.8万元。再往前，情况更为恶劣。据学者杨仲华考察，“民国十六年（1927）二十四军治康以后，…… 迄今（1929） 除康定、泸定两县教育经费，由地方自筹外，所有西康师范学校，即各县经费开支，年约八千四百余元。”
西康建省后，教育状况也未有大的改观。1943年，西康省教育厅厅长程其保向中央报告：
“本省教育经费，仅占‘省经费’总额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依三十二年预算，为五百万元）；社教经费更属微末，举本年为例，全年仅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一十二元四角，仅占教育经费的百分之四强，其中由中央补助者，有五千二百元，由省款补助者，为一千五百六十四元，余皆系县地方款项支给。明年度预算略有增加，惟为数甚微，一时尚难达到预期目的。”
抗战时期，一省教育经费，包括三大块：省经费、县经费、中央教育部拨经费。其中“省经费”，即每年省预算划归教育的部分。程其保该报告，实际上乃是含蓄向中央指出：西康全省实际可用教育经费，仅相当于预算中的“省经费”的25%-30%——1943年预算，“省经费”本该是500万元（查西康省财政厅官方文件《建省后之西康财政》，1943年西康全省“教育文化预算”为677万元，约占当年西康政府总支出的7.7%，与程其保所言吻合），但程能够拿到的全部教育经费，包括“县经费”、“中央教育部拨经费”在内，却不足150万元。换言之，大部分的教育经费被挪用了。所谓刘文辉重视教育，不过如此。
玩宣传，刘文辉是一把好手
一个长年挪用教育经费至巨的军阀，因留存在旧影像中的只言片语，反成后世最知名的“军阀重教”典范，“宣传”二字，功莫大焉。
论宣传，刘文辉可算民国军阀之翘楚，尤其重视拉拢知识分子。据其自述：
“抗日战争期间??我同知识界的进步朋友，联系日益广泛，关系亦日益密切。”为营造舆论优势，刘并纠合一批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秘密性的政治团体”，名曰“唯民社”，“由刘文辉为社长，李相符管组织，马哲民管宣传，邵石痴管财务；社的经费由刘文辉负责筹措。”其宗旨“主要是通过文化工作去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斗争”，“先后办有《唯民周刊》、《大学月刊》、《青年园地》（半月刊）、《民众时报》（日报）、《华西晚报》??在成渝两地出版。??此外，还在重庆办了‘文治出版社’，在成都开了‘大学书店’??”（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
具体到西康事务。1938年春，刘曾亲至中央政府所在地武汉，热邀学术界、文化界人士赴康考察，遂有该年夏“西康科学考察团”之成立。西康1939年建省后，类似邀请尤多。据曾受邀的文化人张央回忆：
“我们成立的《浅草》文学社和崇尚‘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学会得到了刘文辉200元钱的资助，我们一半寄去成都川大三立学会出刊三期论史说文，评论西康时政的《三立双月刊》；一半留无锡出刊了三期追求民主、渴望自由、怀念康区的《浅草文艺》。”
所谓“追求民`主、渴望自`由、怀念康`区”，正是刘之所愿。大学文学社犹在其延揽范畴之内，余者可想而知。
“县长就地正法”之说的源头孙明经，亦是影像宣传领域的佼佼者。孙当时就职的金陵大学理学院，抗战期间，长年承接宣传影片的代摄事务。据其《代摄影片章程》，除摄影机及摄影人薪金外，委托人“应担任影片材料及其他一切费用”，且影片中，一般亦不出现“经济合作机关”的名称。较知名的业务，如受长沙锦华丽湘绣公司委托，摄有《湘绣与纸伞》，受烟台仁立实业公司委托，摄有《地毯工业》，受国民政府实业部委托，摄有《竹器》等。
1939年7月，孙受邀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该团的公开资助者乃“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但考察团仅运作了三个月，即因“粮食缺乏、物价奇昂”，原定10万预算已“不敷甚巨”，而中途撤回。唯孙明经“自己花钱买了五匹马，雇了一位藏族向导，带上全部器材胶片，独自踏上了甘孜之后的行程”。此举耗资之巨，自不必言。“县长就地正法”一节，正拍摄于这段时间。1942年孙明经在华西坝公映其西康系列影片，“请求重映者如雪片飞来”，其后，刘文辉亲往金陵大学电影部参观，并邀请孙明经再次入康拍摄。1944年，孙明经率团队二进西康，但并无任何影像资料传世。其时，西康之境，已遍地罂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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