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孙清芸
（十）管制分子的生活（5），文革前期的母亲
很快，时间到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中国大地，狂飙骤起，华夏震动，举国狂热。1966年6月，成都的中学就停課了，我当时正在成都五中读高中一年级。哥哥64年初中毕业后，考入四川省财政学校，此时也停课闹革命。
成都街头最初很热闹，到处都在“破四旧”。所谓“四旧”者,在文革中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全都在破除和横扫之列。于是，上至帝王将相、先贤大儒、佛道神仙、才子佳人；下至庶民百姓、市井里巷，其街名、地名、店名、人名、生活方式、以至于穿戴习惯，都在大破之列。最初一批根正苗红的红卫兵成了破四旧的主力，哪些该破，哪些该砸，哪些该改，全由狂热的红卫兵小将在街头来决定。初生牛犊，情绪昂奋，烧书、裂匾、毁坊、破庙、砸像、打人、……，狂飙所至，肆无忌惮。
紧接着破四旧，抄家开始出现。文革初期的抄家无需任何法律手续，抄家的对象除了黑五类家庭之外，也包括资本家、学术权威、走资派、民主人士等的家庭。一旦抄家，轻者翻箱倒柜，没收财物，揭露隐私，当场羞辱；重者打砸毁损，恣意破家，群殴伤人，抓捕投狱。而所谓投狱，往往是投入私设的监狱，文革初期，我所在的成都五中校园的地下室就曾经关押过红卫兵抄家抓来的人。街头的狂热把我父亲吓得不轻。回到家中，父亲把家中任何有可能带来麻烦的东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全部销毁，包括祖父的照片、父亲和母亲的结婚照片、父亲小时候当童子军的照片、毕业证书、父亲和母亲的结婚证书等。有些照片，如父母年轻时候的照片、结婚照片，母亲很珍惜，想让父亲留下一些，父亲态度绝然，母亲无可奈何，只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化为灰烬。
烧完这些“罪证”，父亲和母亲就成天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等待着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突然光临。父亲每天下班，都远远地看看梓潼街我们大院门口的动静，然后小心翼翼地迈进家门。那种神色，那种心态，那种胆颤心惊，一如我后来观看德国排犹的小说和电影时的画面。终于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远远看见大院门口停着一辆大卡车，看热闹的人群拥挤在大门口，人声鼎沸。父亲一看不好，掉头就走，不敢回家。直到傍晚，我们四人正在焦急等待父亲一起晚餐而不知究竟时，父亲无声地踱进了家门，用探寻的眼光看着我们，问道：“没有抄我们家么？”母亲回答：“没有，是抄院内徐工的家，听说徐工今天跳楼自杀了”。徐工，一个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佛的交通厅设计院的工程师，瘦高的个子，每天低头进出，面无表情，是个态度谦和，寡言少语的人。因被单位造反派（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多是单位中根正苗红的一批人的组织）指控为漏网地主，被揭发批判，隔离审查，不堪其辱，因而采用此极端方式进行抗争。父亲听后，好一阵方才唏嘘叹道：“搞不清楚这世道了！”
我家终于没有等来抄家的“革命行动”，父母似乎有点纳闷，但更多的是庆幸。也许，这是因为母亲是死老虎，父亲在单位小心谨慎之故。风雨飘摇中守住家的母亲每天按部就班去生产组上班，按照规定到派出所去听训话，习以为常地每天清晨扫大街，低头出，低头进，寡言少语，连眼睛也不乱看，街上的大字报是绝对不能张望的。诗词不再吟咏，书籍不再阅读。当时，政府的基层组织自顾不暇，红卫兵和造反派似乎对她也没有多大兴趣，倒是把街道居委会的好心的董主任抓起来批斗。此时，家中无恙，父母安全，但我却成了“黑五类狗崽子”而被隔离起来。
1966年的8月底，北京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传到了成都，成都的中学泛起了“血统论”的狂热。8月29日，在成都“东方红会堂”（锦江大会堂）开了一个“红五类翻身大会”，文革期间所谓的红五类，是指家庭出身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人。翻身大会后，五中的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大队就在各班开始了对黑五类子女的专政行动。我一直是班干部，又长期在争取加入共青团，我的家庭情况众人皆知，于是在8月31日，被所在的高68级4班的红卫兵们隔离出来，和另外6名同学坐到了“黑五类子女”的靠窗的特殊座位上。班上的红卫兵对我们发布了“七条勒令”，内容包括“不准戴毛主席像章，不准唱革命造反歌，不准参加革命造反队，不准到处串联，等等”。同时还宣布了针对我们的四条纪律，没收了我们的校徽，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甚至我们到和平电影院看“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电影也是以单列纵队行走于长街，在皮鞭押解下去看的。到青白江大同公社支农劳动则是晚上独屋羁押，白天皮鞭押送，监督劳动。我们还不时地被拉上讲台批斗，羞辱，其严厉程度类似我母亲所受待遇。我终于明白了，1951年母亲被划为地主分子的影响现在开始在下一代身上直接显示出来。
哥哥此时安然无恙，他倒加入了省财政学校的红战友组织，这是他从不积极申请入团的好处。当年的红战友系红卫兵的外围统战组织，不红不黑的麻五类家庭出身的人有资格参加，所谓麻五类，向来没有统一的说法，按照当时中国的政治分野，家庭出身为职员、店员、中农、医生、教师等职业的人大概属于此类。
母亲知晓我在学校的遭遇，因为有时我回家很晚，甚至被关押而通宵不归。班上的红卫兵还到我家黑着脸训斥过我，当时幸好母亲不在，母亲听邻居说后只是叹气，要我不要硬顶。母亲知道我心性外柔而内刚，自尊心极强。母亲说：“忍住吧，硬顶会吃亏”。那时候的母亲，已经把她在新中国的人生体念在向她的儿子传授。我记住了母亲的话，为避免给家庭惹祸，为避免殃及多灾多难的母亲，在学校我一直忍着，逆来顺受，哪怕在挨皮鞭和被批斗、羞辱、嘲弄的时候。但我当时不能理解，曾经的同学怎么一下变得如此仇恨？曾经的校园怎么一下变得如此恐怖？家庭出身怎么就成了判定人好坏的唯一标准？革命的中国怎么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模样？
直到10月初，班上的红五类纷纷出去串联，我们这些“黑五类狗崽子”的日子才好过一些，开始可以彼此说话，也可以自然地笑了。到了10月下旬，班上的红卫兵解散了我们这个“黑五类狗崽子”管制小组。在被管制整整两个月后，我们终于获得了自由。
在10月底，我却得了阑尾炎，右腹部剧烈的间歇性疼痛使得我给自己下了准确的诊断，清晨起来，我独自一人边走边蹲，挨到了位于庆云南街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尔后被安排在桂王桥北街的地段医院作了阑尾切除术。在11月13日，在我出院后的第五天，我告别了父母，带着弟弟，和几个同为“黑五类狗崽子”的同学一起，取道重庆，再转北京，出去串联了，和两个月的屈辱生活告别。母亲给了我们兄弟俩足够的钱，叮嘱我们一路小心，到了重庆，务必到重大看望七爸，走累了就回家。
人生十六、十七岁的年纪，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喷薄而出，朝气勃勃，正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此时努力，叠积跬步，持之以恒，可致千里。可惜，生逢革命，遭际停课，狂热街头，荒废学业，谈何文化？那时的中学生，处处欢呼紧跟，天天胸怀天下，时时不忘捍卫，口口声声要拯救天下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两三年后，这些中学生却发现，得首先自己救自己了。1969年初，这批老三届中学生，含初中和高中的66，67和68级，一共六个年级，在伟大领袖一挥手时，全都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其中绝大多数人的一生，由此决定。
成都五中的学生被安排下到仁寿县的方家区。1969年1月22日，我随同班同学，到了该区的方家公社插队落户当农民，弟弟去的地方离我有20里路。当时，在省财政学校的哥哥已分配到成铁局下面的一个工程段当工人，在川北昭化附近搞铁路施工。同年4月，父亲也下放到了米易县的省级机关湾丘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我们下乡前夕，父亲母亲决定全家去照一张合影，这是我家五人首次在一起拍下的全家福。照片上，除了母亲，我们每人都戴着毛主席纪念章，那是当年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人民”之一员的标准配置，而母亲，作为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她没有资格戴。
记得下乡的头天晚上，家中灯火通明，父亲和母亲为我们准备行装，一人一口箱子，一个被盖卷和一个手提袋子。父亲母亲把我们兄弟俩叫到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父亲说：“明天你们就要去当农民了，我也要到干校去劳动，你们的哥哥已在川北当工人，全家就你妈妈一人在成都，要多给家里写信。此外，我要特别提醒你们两人，由于身体还在发育，在乡下劳动时首先要注意身体，别出任何问题。此外，你们今后也要注意，不能在农村谈对象，要有发展变化的眼光，你们读的那点书这辈子是根本不够用的。”后来想起父亲的这些话，觉得他挺有远见。
就这样，在成都家中只留下母亲一人。一家五人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生活，天各一方，彼此想念。我家这样的情形，在当时的中国其实并不算特殊，中华大地上有千千万万这样亲人离散、劳燕分飞的家庭。当年我在仁寿乡间曾吟咏白居易的诗句，“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心中就有着特别深的感悟。
在文革的最初几年，母亲因为是身份明确的地主分子，低头认罪，已经由街道管制，而且处处小心，凡事规规矩矩，从不乱说乱动，属于死老虎。因此，此时社会上兴起的各种整人的运动，包括公安六条下的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她均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甚至在林彪一号通令发出后，也没有再次把她驱赶出成都。暴风雨中，母亲躲在家中，静悄悄地过着她的孤独的生活，这也算母亲在不幸中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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