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风雅的时代，我们不妨称其为“风雅宋”。雅，是宋人的生活风尚与审美风格，不管是“极简”的宋瓷、清雅的宋式家具、精美的宋版书、精雕细琢的宋词、雅致的文人画、讲究意境的园林，还是文人间的雅集、文会、品茶、游园、鉴宝等生活时尚，都可以用“雅”字相形容。
宋朝又是一个极世俗的时代，传统社会的俗文化，是到了宋代才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宋朝的城市都有瓦舍，瓦舍之内设立勾栏、乐棚，勾栏中日夜表演杂剧、讲史、傀儡戏、皮影戏、魔术、杂技等节目，“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从瓦舍勾栏生长出了充满市井气息的俗文化。
在宋朝的士大夫群体中，流行四大雅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宋人认为，这四件雅事不可草率、马虎，应该以专业的态度对待它。南宋时杭州有民谚说：“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戾家，便是外行人的意思。由此可见宋人的生活审美风尚：追求雅致、讲究品质。
但是，这么雅致的生活并不排斥市井俗夫，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它深入于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一名市井中人也可以把玩四般闲事，享受焚香、点茶、挂画、插花的雅趣，正如一个文人雅士也可以进入瓦舍勾栏欣赏通俗的文娱表演。
所以，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宋人的生活审美情趣，我会用“大雅大俗”这个词。宋人审美，雅到极致，又俗得可爱，雅俗共赏，雅俗兼资。
为什么宋朝会形成这样一种雅俗兼资的生活时尚与审美风尚呢？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是，正好在宋代，有两个群体都发育成为基数庞大的社会阶层，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那就是平民士大夫群体与市民群体。
宋代之前，门阀制度犹存，政治—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世族手里，通过科举制度脱颖而出的平民士大夫数目有限。由于社会中存在着阶级壁垒，贵族圈子内的高雅审美无法与社会大众的世俗化审美发生碰撞与交流，所以不管是插花，还是焚香，除了寺院，基本上都是贵族在玩。
历史进入宋代之后，贵族制度完全解体，门阀世家消失，大量平民士大夫通过科举制度崛起于市井、田亩间。隋唐时虽说已经推行科举制，但取士之数目有限，每榜不过录取一二十人而已。宋代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王朝，每榜录取的进士数目扩大了10倍以上。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在这10万多名宋朝进士中，布衣出身之人超过半数。
这个数目巨大的平民士大夫群体，受过良好的教育，一般都拥有闲适的生活，具有较高的审美能力，追求雅致的品味，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雅文化的引领者。
与此同时，宋朝社会又开始生成了市民阶层。我们知道，宋朝的城市工商业很繁荣，你展开《清明上河图》，就可以看到，开封城内商铺林立，街道两边都是酒楼茶舍、饭店客邸，以及各种小吃店、小摊、修车铺、解库（银行）、书棚、香药铺、布帛铺、医馆，等等。繁华的城市工商业可以吸纳数量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使他们能够在城市中安身立足，成为市民群体之一员。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城市化率最高的一个朝代，学者的研究显示，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因为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宋朝出现了独立的城市户口，当时称为“坊郭户”，与“乡村户”相对。凡居住在城市的官员、士绅、商人、小商贩、城市手工业者、雇佣工、一般居民，都计入坊郭户。坊郭户的出现，显示了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个全新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当中。
这个市民群体有着庞大的文化消费需求，还有基本的文化消费能力，他们喜欢追随社会精英阶层的审美情趣，加入到士大夫引领的生活风尚之中。于是，文人雅士间热衷于挂画、点茶、插花、烧香，寻常市民也跟着玩起了四般雅事。
一个社会，如果雅文化能够接纳俗文化，俗文化能够融入雅文化，雅俗兼资，这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就不会变得非常粗鄙。可惜的是，宋朝兴起的挂画、点茶、插花、烧香四雅事，在宋亡之后都渐渐式微、没落了。倒是这四雅事中的点茶、插花、烧香传到日本，发展成日本人的茶道、花道、香道，算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又一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