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茅山道院九霄宫现在太元宝殿是建于何时吗？你又知道它是毁于何时？毁于何人之手吗？下面请听我慢慢为你道来：
翻开清同治三年重刻的《茅山志》，你会发现在其篇首多出了一篇文章，这是原清康熙年间笪重光编撰的《茅山志》所没有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庚申纪略》，文中记述了咸丰庚申年间发生在茅山上的“粤匪”之难。近代茅山道教经历了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文化大革命三次大的重创。但真正大伤茅山道教“元气”的，还是这次咸丰庚申之难。这是茅山道教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时至今日茅山道教还没能从那场浩劫中完全恢复过来。
咸丰庚申年闰三月初四这一天，“粤匪”也就是当时的太平太国军队，就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长毛”（因洪秀全为广东省花县人，大多太平军亦起自两粤即广东、广西，故当时称其为“粤匪”）从金坛方向冲突上山，肆意横行，烧杀劫略，焚毁殿宇，在山道众受其荼毒奔溃四方。九霄宫镇山神鼎、铜圣像、铜炉；元符宫的铜钟、铜炉；崇禧宫的铜法像等千万斤古物被毁贲迨至（这可能是太平军制造武器需要大量的铜金属）。三宫五观殿宇道房陆续被毁，住观道众份份远走避难。一直到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清军收复江南大营，道众才得陆续回山，可这时的三宫五观已是仅剩废瓦颓垣，荒烟蔓草不胜凄惨，所有殿宇悉数被毁，回山道众也只是原来的十之一二，所幸是所藏诸宝物惟玉玺、朝真玉圭、玉晶呵砚、玉镇心符、铜云板尚存。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经此一役，茅山道教已是笈笈可危。
那么“粤匪”为什么要毁坏庙宇呢？毁坏茅山的有是哪一路太平军呢？
首先我们来看“粤匪”为什么要焚烧庙宇，这是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上帝会，在文化方面，金田起义之后，洪秀全所造天条又以敬天父为第一要义。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遇神则斩，遇庙则烧……。在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驱使下，太平军视‘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正是因为太平军上下受这一思想毒害，才有了茅山庚申之难。
那么制造茅山庚申之难的又是哪一路太平军呢？据太平天国有关史料记载：1858年初，清朝廷派兵围困天京，在天京城东再建江南大营，清军连续攻占了天京城西北的下关、九湫洲，天京危在旦夕。在此紧要关头，为解天京之围，太平军朝政的干王洪仁玕与忠王李秀成商议后决定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来解天京之围，就是先派军攻占杭州，调出清军增援杭州，等清军出了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再回过头来击破围困天京的清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之战。
上茅山烧杀的这一路太平军，就是攻陷杭州后回救天京二支太平军中的一支。“4月4日（这和《茅山志》中记载的闰三月初四日子是吻合的），李秀成见调离江南大营的清军目的达成，遂在城上多树旗帜，虚设疑兵，便悄悄撤出杭州率部挥师北上。兵分两路回救天京:一路由辅王杨辅清率领，攻取高淳、东坝、溧水，直扺天京南郊的秣陵关；另一路由李世贤率领，攻占溧阳、句容后南攻占天京东南的淳化镇。”祸害茅山的就是李世贤率领的这支太平军，这个李世贤就是茅山庚申之难的罪魁祸首。李世贤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堂弟；1851年（咸丰元年）参加太平军；太平天国经过天京事变及翼王石达开带兵出走后，人才凋零，到了“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境地；李世贤“少勇刚强”，开始受到重用，1858年（清咸丰八年）被封为左军主将，正是由于参与了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之役，被封为侍王雄千岁，爵称“天朝九门御林军忠正京卫军侍王”。
茅山自咸丰庚申年（1860年）被李世贤率领的太平军烧毁之后，一至到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领清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囯灭亡。离山的道众才陆续回到山上，开始重新筹建宫观建筑，但是由于战乱和工程浩大，一直到光绪十年（1885）大殿的筹建才在胡裕堂、沈更生二位善信的鼎力支持下，在迎旭、怡云二房道众共同努力下，得以开工建设，历尽六年的精心施工，最终于光绪十六年（1891年）竣工落成（在大殿的内外各竖有一块碑，一块是刻于光绪十年建设初期，一块刻于光绪十六年竣工之时，两块碑详尽地介绍了大殿从筹建到完工的详细情况）。一直到今天大殿虽经过几次修建，但建筑主体还是光绪年间所建。
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茅山道院九霄宫现在太元宝殿是建于光绪十六年；原大殿毁于咸丰庚申年；毁于粤匪李世贤之手。
事实证明，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传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竣法便可以奏效，必须要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又悄然恢复了原貌。
然而，这种恢复仅是相对于昔日遭禁而言。一方面，在经历了这场暴风骤雨般的毁灭偶像运动之后，江南以佛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化元气大伤，从而导致民间的宗教活动大为减色，远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以杭州为例，据张岱《西湖香市志》、范述祖《杭俗遗风》记载，往年每到春季，苏南和杭、嘉、湖三府各乡村前往西湖西北天竺寺进香者纷至沓来，摩肩接踵。香客所带银钱无不丰足，昭庆寺四周遂形成集市，店铺厂棚林立，百货云集，异常喧闹，名曰“香市”。但时过境迁，“张岱述香市之盛，今不复睹。至范述祖所记，则道光、咸丰间犹然也；兵事而后，湖上梵宫灰烬大半，惟天竺、灵隐及吴山各庙，大吏发币，富户捐募，次第修复”。（p573～574）
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前后持续了十余年，带有很强的盲目破坏性，加上战争所造成的自然毁坏，致使江南的宗教建筑和名胜古迹蒙受了一场空前浩劫，其破坏程度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的灭佛之举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仍以杭州为例，该城“素称佛海，寺观楼台，架山叠壑，十年被陷尚有存者，至此（指咸丰十一年末太平军再克杭州--引者按）荡然矣”。（第6册，p590）这是整个苏杭一带庙宇被毁情形的一个缩影。又如，江南茅山是道教名山之一，位于江苏西南部，地跨句容、金坛、溧水、溧阳等县境，为道教茅山派的发源地，素有“第八洞天”、“第一福地”之誉。1860年4月下旬太平军再度攻占句容后，先将茅山“上下宫观数十区投诸一炬”，后又“毁宝华山铜殿，并拆各殿宇梁栋运至金陵……累月不辍”。再以南京为例，“城南四百八十寺，所存尚数十处，而牛首、天阙为最绝，兵燹后无复孑遗。此一劫，千年所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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