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孙清芸(三)

来源: 泽文H 2017-08-09 07:59:02 []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13410 bytes)


我的母亲孙清芸

作者 黄泽文
 

(三)最初的平和生活

我最初的记忆开始于灌县(现在叫都江堰市),那是我三岁左右的时候。母亲的内心忧伤我还体会不到,但她的辛劳我却有深刻的记忆。时值1952年,父亲由于设计施工任务紧张,长驻白沙,不能回家,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去白沙看望父亲,顺便给父亲捎点衣物和食物。母亲抱着弟弟,而我和哥哥随母亲走路,由于年龄幼小,走不了多久就受不了,石头小路坎坷不平,漫漫无尽头,烈日高照,口渴难忍,母亲满头大汗,背着给父亲的东西,抱着小儿子,无奈之下就雇一挑夫,用箩筐担着我们哥俩,一头坐哥哥,一头坐我,这样走了很久,才到了父亲的工作地方。
井福街上的灌茂公路工程处租用的是一个有几进出入的大宅院,黑漆大门,门槛很高,天井方正,房屋整齐。记得有一次突然要消灭狗类,全院大门层层紧闭,老少全体出动,青壮手持棍棒,吆喝呐喊,穷追猛打,向狗施暴,打得狗类四处奔逃,哀叫不止。母亲不准我们出门去看。事后,青年后生们坐在堂屋用大碗饱餐狗肉,母亲则斥之为“作孽”。


母亲和她的三个儿子,摄于1953年


尽管母亲已经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但最初的几年似乎还不算太难为她。由于是住在单位里面,父亲的几位同事的妻子和她年龄相仿佛,彼此的孩子们年龄也相近,故来往颇多。这几位和母亲来往频繁的长辈我们均按照单位里的习俗以妈妈相称,至今记得的有陈妈妈和两位刘妈妈,待人和气,颇有教养,对我母亲绝不以异类相视。他们的孩子们也和我们三兄弟很要好,这种友谊一直保持到后来。

到了1953年,父亲仍然兢兢业业地奔忙于成阿公路的工地上,而母亲带着我们三弟兄回到了成都,由于青龙街的房子因减租退押和土改已经卖掉,我们只能辗转租房子居住,先后住过北大街、东二巷和江汉路。在江汉路的住处位于与宁夏街相接处的北侧,此处当年有一深巷,入内右边第一家,是一大门斜对来人的院落。打开紧闭的大门,迎面是一庭院,行十余步,面南有一栋两层楼的西式楼房。沿阶梯而上,进入红漆地板的甬道,甬道左边就是我们的居室,甬道尽处下阶梯则有一进小院,院内有厨房,院中安装有一手压式抽水机,小院与楼房的东侧空地相通,其间遍植树木,森森然,是我们玩耍的地方。房东乃是我去世的祖母的一个堂妹,我们叫幺姨婆,其丈夫姓张,是当时一位颇有造诣的机电工程师,因此颇有积蓄,且1949年之后无财产没收之虞。幺姨婆住在重庆,此处居住的是她的一个寡姐,我们称为二姨婆,二姨婆面容严肃,不苟言笑。和她在一起居住的是她的两个女儿,少婉和少泽,两位嬢嬢笑容可掬,容易接近,特别是少泽小嬢,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性格平和安静,经常带我们三弟兄一起玩耍。
1954年9月,哥哥满7岁了,上的是当时离家最近的西城角街小学。其实,此学校离家甚远,还要经过一片稻田,其间水沟密布,使得母亲经常担心,每天下午放学,母亲都要去接他。我们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无忧无虑的时光,也没有感觉到母亲在社会上被人以另类歧视。但是,好景不长,到1955年冬,幺姨婆突然来信说,房子要作他用,母亲不得不又考虑搬家。而这一次搬家,直接导致了她这一生厄运的到来。因此,后来我长大后,对幺姨婆成见极深,每次见到这个老太太来访,我均板着脸不予理睬,直到母亲批评,方稍作缓颊。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在一次不经意的上街时,在西玉龙街一个中医诊所碰见了一个老太婆。母亲面善,待人热情,容易和陌生人搭上话,于是两个年龄相差颇大的女人就聊了起来。
母亲诉说正着急找房子租住;老太太则说,她家住在梓潼街
30号,正好有两间空房招租,而且一聊下去我母亲才发现,此处居然还住着黄家的一个亲戚,此家亲戚是我祖婆娘家兄弟的儿子,我去世祖父的表弟,我父亲都得称呼为张大叔,我们得称张大公。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约定好时间看房,同时拜访亲戚。
 
记得这次拜访是母亲带着我去的,一路行去,走到鼓楼北二街,仰头看见高大整齐的连排二层楼房和高高的骑马墙,鳞次栉比,印象很深。母亲就近买了几斤橘子,牵着我,一转弯就到了梓潼街。进入梓潼街30号,先是一窄窄的走道,宽仅数尺,但足有好几丈深,入内左偏,突然宽敞,有一废弃门厅,厅尽之处,一黑漆大门虚掩。母亲牵着我进得门来,便见一个小巧精致的院落,庭院不大,干净整洁,西墙边有一高台,上植花草。正房向西,两侧均有厢房。我们要租住的是左侧的正房,前后两间,后面还外带一个厨房,正房与主人住的右侧正房相对,中间是一过厅。看了房子,拜访了亲戚,母亲甚是满意,当场讲好房价每月10元。此房东老太太家中姓胡,是位于春熙路北段路口处胡开文文具店的老板,说一口下江话(下江是成都人对长江下游的统称),据说是来自安徽绩溪的胡家。胡老太太对我母亲的干脆决断也甚是满意,后来我们彼此相处颇为融洽,胡家的两个孩子和我们弟兄的年龄相仿佛,经常在一起玩耍,一起玩耍的还有张大公的独生女儿,和我同年,但我得叫她小嬢嬢。

我们很快就搬入到梓潼街30号的新家。此时,父亲参与修建的成阿公路也竣工通车,他又开始投入到宜宾至西昌的公路(宜西路)建设。父亲在成都上班的交通厅公路局就在鼓楼南街,离家很近。鼓楼南街以在鼓楼之南而得名,此鼓楼据说是明清建筑,造型庄重,巍然挺立,可惜1953年被拆除。我们搬到梓潼街后,经过此处,尚有城墙未完全毁掉。哥哥转到升平街小学读书,我则被送到顺城街中华圣公会处开办的一家幼儿园。

翻年到了1956年,这一年是新中国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一年。这一年母亲颇为高兴,她被戴上的地主分子帽子因她表现好而被摘掉,用准确的政治语言来描述,就是母亲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之中,她不再是阶级敌人了。如果这一切就这样维持下去,我母亲对她这辈子应该会相当满意,丈夫是个级别不低的工程师(1950年代初定为六级工程师),工资在五十年代的成都也属于高薪(146元),三个儿子健康活泼,而现在她自己又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之中。母亲甚至在积极谋划,想出去当小学老师,又去进会计进修班,想当会计。但是,她完全没有想到,情况不是这样的,新的苦难就在前面等待着她。

紧接着我上小学了,我上的是一街相邻的红庙子街小学,据说此处原有一红色围墙的庙宇,因以名之。小学内有叶家祠堂,我进校时宗祠已经面目全非,和学校连成一体,但祠堂的规制仍在,厅堂森然,石制的神龛、牌坊依旧,天井整齐,屋舍俨然。小学规模颇大,里外好几进院落,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足球场。我很是高兴,我发现我喜欢上学,班上的同学多是临近街道的孩子,仅梓潼街就有10多位。

随着我们逐渐进入学校学习,母亲并不每天督促我们做作业,却要我们自己学会管理自己。她买来糖果,分成三份,母亲说,这是你们一月的零食,按每天一颗给的,你们一天吃完我也不管。结果我们三弟兄都能基本控制自己,到了月底都还有糖吃。但我们也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母亲做了醪糟,存放在一个酒坛中,我们会趁母亲不在的时候去舀来吃,醪糟味甜,
酒香扑鼻。等母亲回来,发现我们一个个满脸通红,特别是弟弟,居然醉醺醺躺在床上。母亲看见,就知道我们干了什么事,连忙兑醋开水给我们醒酒。

光阴似箭,很快就过了1957年。1957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必须要记住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全面展开了反右派运动,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落网。国家的发展方向在往左的方向急速转变。毛泽东以"右派向党疯狂进攻"为由,扭转了中共八大最初设定的着重于建设和发展生产的正确路线,将阶级斗争的烈火重新燃起。我父亲为人谨小慎微,工作认真刻苦,待人温和客气。在鸣放时他不发一言,也不写大字报,成天就是忙于与工程施工相关的工作,因此,在反右期间他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而轻松过关。
在成阿公路工作时的父亲


由于父亲常年在边远地区主持公路施工,很少回家。母亲要求我们要单独给父亲写信,无论短长,也无论写什么。因此父亲寄回家中的信也往往是厚厚的一封,除了给母亲的信外,父亲也给我们单独回信。他曾经在一封给我们的信中说:“我一生以技术报国,对业务精益求精,对工作兢兢业业,平时则谨言慎行,如履薄冰”。这是我父亲一生的写照,也是我少年时代的榜样,那时的我,在作文中写“我的理想”时会经常写到:“我的理想是像我父亲那样,当一名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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