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今人喜谈“民国范”，尤喜谈民国知识分子之“风骨”；诸多“风骨”中，又尤爱津津乐道“刘文典与蒋介石对骂”之典故。其大略情形，如某学者撰文所述：
“1927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有一次发生了学潮，恰好蒋介石在安庆，就召见了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严惩肇事者，刘文典当面顶撞，说他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理由，不肯惩办学生。蒋骂刘文典是老封建、学阀，刘也毫不客气，当面骂蒋是新军阀，蒋大发雷霆，让卫士把刘文典抓起来，并扬言要枪毙他，此事在当时的教育界震动很大，安庆大中学生还举行了示威，后经蔡元培力保，才将他释放。”
由此，学者们生出诸多感慨。譬如：
“（此事发生在当日）可以从三面分析：一是权力多少还有制约，二是教授还没有失去尊严，三是社会还有正义之声。”
再如：
“刘文典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尊严往往体现在这些真实的故事当中。活的事实要比任何抽象的说辞更有说服力，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可以傲对强权，显示个性，那就是尊严。”
如此种种，不再赘述。
其实，无待今人追述痛缅，事件发生当日，刘文典已因之暴得大名。譬如，鲁迅讽刺当局，即以刘文典“不肯称呼蒋介石为‘主席’而被关押多日”为案例；胡适也写文章说：刘文典“因语言上顶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蒋介石），这是人治，不是法治”；更有章太炎抱病撰写对联，赞誉刘的行为，堪比三国时代宁死不向曹操屈服的祢正平。
简言之，自民国至今，在知识分子系统里，刘文典代表了一种正义的“风骨”，与之“对骂”的蒋介石，则代表了来自政治强权的“迫害”。
然则，史实本末，果真如此乎？
图注：左，刘文典；右，刘1934年为《安徽大学旅京同学会会刊》题词
1、事件肇因，是安大学生强行进入第一女中打砸
蒋、刘冲突，发生于1928年末。事件起因，据《刘文典年谱》，乃是：
“11月23日，（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建校）十六周年纪念。安大百余名学生闻讯前往，准备‘参观跳舞’，结果遭到拒绝，于是便捣毁礼堂，殴打女仆，酿成风波。”
次日，女中一面与安大校长刘文典交涉，一面组织学生赴省府请愿。刘表示“学生气焰方张，本人无力解决”，省府则允诺选派三名他校校长前往两校调停。25日，三校长汇报称：“安大学生已经诉诸学生会主持，无法调停”。26日，刘文典允诺道歉，并赔偿女中一切损失，但对开除肇事学生一节，表示“暂难办到”。同日，安大校内学潮升级，贴出“打倒学阀程勉（笔者按：女中校长）”等口号。
28日，蒋介石至安庆，途经安大，入内参观，刘文典未出面接待。蒋见该校图书馆藏书甚少，指示省府当局“多拨款项，从事扩充”，“至关重要，不可耽误”；见该校体育场面积局促，亦指示向邻近圈地扩充。次日，蒋召见刘文典与程勉二人，询问风波始末。刘承认此事“为安徽教育界之大不幸”，但就开除肇事学生一事，仍一再以“内容复杂”为由表示无法办理。蒋、刘二人遂起冲突。至于冲突的具体情形，因会议唯“省政府和省党部的委员们”有资格参加，已难考究分明——如前引某些文章称蒋介石“召见了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等情节，并无史料依据，当属后人之脑补。
另据地下党（团）人钱新嘉披露，安大男生闯入省立第一女中，与当地团组织有密切关系。据钱回忆，安庆团县委正式成立于1928年9月，团书记俞仲则曾一再指示：
“女中我们还是个空白点，要设法打进去。”
地下党（团）人欧阳惠林则回忆称：
“十一月二十三日，安徽省立第一女中举行十六周年校庆，邀请学生家长参加，晚上演戏招待。……我们从一女中新发展的团员王淑瑾处获知此消息，认为一女中是一座封建礼教的堡垒，封建统治严厉，党团组织在该校的发展极为困难，决定动员一部分同学前往参加晚会。以图冲破其封建思想的牢笼。促进新思想在该校的发展。当晚，有安徽大学文法学院和省立一中等校近百人进入该校看戏。一女中校长程勉看到安大等校男生来校，便宣布停止演戏，勒令校外学生出校，彼此发生争吵。”
争吵后果，是激成武力冲突。据当日媒体报道：骚乱自傍晚5时延续至深夜12时，“学生寝室、女教员室窗户玻璃捣毁无数，女生钟来仪头部被破窗击伤。并踢伤女仆夏妈腹部，顿时呕血数口”、“捣毁教务处”、“将校牌投诸污池”……等。
2、刘文典“拒绝惩办肇事学生”的真实原因，是无力惩办
安大主持者刘文典的立场，并不倾向于地下党（团）。
钱新嘉、欧阳惠林均忆及，女中事件发生前，刘曾勒令俞仲则退出安大，不允许其在校内散播、张贴《血光》等左翼刊物。但事件发生后，刘一再声称“学生气焰方张，本人无力解决”、“内容复杂”，亦非搪辞。据钱、欧阳二人之回忆，自女中事件爆发，县团委即组织安庆各校团支部，发起数千人规模的“反程勉运动”及“护校保刘运动”。奉省府之命，前往调停的三校长回复称“安大学生已经诉诸学生会主持，无法调停”，亦是事实。盖安大当时的权力，已转移至地下党（团）所领导的“学会生”之手，刘文典确实“无力解决”。非但刘“无力解决”，刘离职后，接替他的新校长韩安，也很快受“学生会”所迫而辞职。
据刘文典后来致胡适的一封私人信函，女中事件爆发前，刘与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的韩安之间，内斗正剧。韩久有驱刘之意，刘亦积极奔走于南京教育界以抗衡韩。故女中事件，实将刘推到了一个相当窘迫的困境：
若遵照省府之意，开除肇事学生，必激发更大学潮，且必牵扯出地下党（团），无异于向韩安提供弹药，对刘做致命一击（国民政府当日尚在“清党”）。
故在蒋介石抵达安庆之前与之后，刘的立场始终是：1、愿意向女中道歉并赔偿损失；2、拒绝开除肇事学生。前者关系事件本身的是非，后者则基于对个人仕途的现实考量。若女中能退步接受道歉赔偿，肇事学生也不再被追究，则刘不但能平息风波，还反能获得本校学生组织的拥护。若非蒋“盛怒”干预，刘或能借学生组织之“民意”，挫败韩安的此番进攻。
此外，地下党人华克之回忆，刘在与蒋的对话中，“答言涉及到宋美龄的隐私，蒋介石大怒”。华的信息源是同学、战友陈处泰，陈是当日安庆学潮的积极分子，曾作为“发言代表”要求与蒋直接对话。以往关于“刘、蒋对骂”，往往重点渲染刘的“大学不是衙门”（有无此语并无确证）等语，甚少提及其语涉宋美龄隐私一节，或非完整。
综观此番“刘、蒋对骂”，虽具体内容已难考证明白，但核心事实仍相当清晰。刘之处境令人同情，但女中无辜被砸，惩办肇事学生，本是善后工作的应有之义。女中及蒋介石要求惩办，刘文典不愿/无力惩办，对错并不难判断。当日及后世文人唯知虚构这种严重注水的“民国风骨”，而无是非，惜哉！
图：1957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了刘文典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主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崇高理想已经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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