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成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4]。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并且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5]。
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运动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严重地伤害了农业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无法保证，人民生产意愿降低，导致连年饥荒。为保证农产品达标，农村开始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现象蔓延开来。但是中国对于粮食的征购却按照虚报产量制定标准。大跃进运动浮夸的现象和很快暴露的问题也招致党内外大量的质疑之声[6]。苏联对人民公社的质疑加深了两国嫌隙，而党内的意见分歧甚至分裂集中反映在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上，彭德怀因在与会期间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中共元老人物受到牵连，全国范围内一大批中共干部和相关人士以“反右倾”而被整肃，造成“跃进”在政策上并未及时刹车，进一步助长了“跃进”风潮，而领会毛泽东意图的林彪则从此在政治上崛起。此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政策的批评引起党主席毛泽东不满，最终导致党内高层意见出现分歧。
大跃进的后果使得这场运动最终难以为继，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到浪费，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产业结构畸形和农业生产的不足，加之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和公共食堂的浪费，与贪污腐化、强征强抢强占，导致无权势的农民百姓大量死伤受害[7]，最终酿成全国大饥荒的悲剧。从1960年冬开始，这场脱离实际的运动逐渐被当局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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