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失踪的日本士兵自己找自己以及后续的中方反应zt

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飞机坦克来勿怕，大刀挥起敌人跑；卢沟桥，卢沟桥，国家存亡在此桥。??快快拼起民族命，最后胜利是吾曹。卢沟桥，卢沟桥，立功报国在此桥。

——佚名《卢沟桥歌》

 

日本士兵志村菊次郎

 

消失的士兵：二十分钟归队，上演自己找自己

1937年7月7日夜，北平城雷声阵阵，大雨将至。夜幕下，日本“支·那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少佐大队长一木清直麾下的500余名日本兵携带6门步兵炮，气势汹汹地由丰台大营向卢沟桥进发，事态颇为严重。日军向中方提出交涉时，说明了他们这次行动的理由：有一名参与演习的日本士兵失踪，日方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的日本士兵叫志村菊次郎，是一名新来的传令兵。关于他的“失踪”，有观点认为完全是日方的“谎称”，但也有人认为“失踪”的确属实，是偶然事件引发的必然冲突。

日本学界有种观点认为志村菊次郎的确在7月7日夜离队解手，黑暗中因走向与部队相反的方向，故而误了归队的时间，但不久后就找到其所在部队，而此时日军已向中方提出进城搜查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事件并未因志村的归队而平息，作为局中人的志村也跟着部队继续寻找那个“失踪士兵”。日本学者半藤一利的《昭和史》中这样记载：“这个士兵只是去路边小便而已，约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后便归队了。因此，虽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是却没有向上级报告，就一直维持着‘一人行踪不明’的状态，所以，在过了晚上十一点的黑暗之中，连那个士兵（志村菊次郎）也一起做着傻事——搜寻行踪不明的那个人。”

紧接着，日方收到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回复：“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军未经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搜查，致起误会。惟故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按理说，中方的态度已经很配合了，但问题在于日军不完全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士兵失踪好像让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理由，一定要好好利用，继续与中方强硬对峙，当时已是7月8日凌晨2时，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常说“七七事变”，顾名思义地认为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于7月7日。实际上冲突爆发的时间是在1937年7月8日凌晨。那个深夜，带头挑衅的日军队长一木清直声称部队遭到中国军队射击，并报告给他的上司牟田口廉也。牟田口这个蛮横的皇道派大佐当即给一木下达了“被敌攻击，当然还击”的命令。尽管多年来中日双方对谁开的第一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牟田口这个命令无异于下令开火，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挑衅，驻守在卢沟桥头的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一夜未眠。吉星文是河南扶沟人，因儿时受到族叔吉鸿昌的影响，自幼怀有从戎报国之志向，1922年随吉鸿昌投效西北军。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7师第109旅第219团营长的吉星文曾带领全营官兵绕袭敌后，击退占领王家村、瓦房村等地的日军，因功被提升为219团团长。1937年的那个雨夜，他将再次走上历史前台。

7月8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吉星文接到了副军长秦德纯发来的指示：“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得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吉星文接电后当即回复：“请长官放心，吾团全体官兵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卢沟桥不是吾人之坟墓就是敌人之坟墓。”

一木清直终于按捺不住，欲强行入城，被吉星文当即拦阻，宛平城外顿时枪声四起。随后日军又炮轰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指挥部，当场炸死士兵2人，炸伤5人。面对入侵之敌，吉星文团立即奋起还击，全面抗战的第一枪就此打响。

战斗刚开始，日军迅速派兵杀害了我军在桥头堡的执勤官兵，并占领桥头堡。为保卫卢沟桥，吉星文赶赴位于最前线的第3营金振中部，向该部发表了坚定的抗日宣言，并亲自挑选了150名精壮官兵，组成敢死队。敢死队被编成5个组，每人带步枪1支，手榴弹2枚，大刀一把，悄然向桥头堡进攻。队员对地形十分熟悉，加上第29军中向来重视武术训练，他们很快摸上桥头堡，乘拒守的日军还比较少的时机一举将其歼灭，夺回阵地。日军失去桥头堡后以轻重炮向我守军猛烈轰击，由于吉星文团拼死抵抗，日军未能将第29军驱逐卢沟桥的阵地。首次激烈冲突之后，中日双方进入打打谈谈的阶段。

或许当时连吉星文、金振中以及驻守桥头的第29军219团的将士们都没想到，7月8日的雨夜，他们坚定的抵抗意志已为中华民族揭开了卫国战争之序章。

 

吉星文

 

战和之间：蒋介石态度强硬，却另有打算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本营首先吵开了锅，日军高层对战事的主张分为“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当初作为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此时竟成了“扩大派”的反对者，他甚至提出日军立即停止冲突，让在场“扩大派”军人瞠目结舌。8日的日本内阁会议上，支持所谓事件不扩大，就地解决方针的一派占据优势。但也正是这个信息麻痹了中方领导层。

直接当事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同样没有意识到事态严重，认为冲突可以靠和谈解决。宋哲元之所以有此自信，主要是在北平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日本驻屯华北的军队主力为混成第4旅，共6000人左右。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第29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事变爆发后，他严令29军坚守卢沟桥，并将事变向南京报告。同时，也派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与日军交涉。9日，宋哲元当局与日军达成协议：第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第二，日军撤退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右岸；第三，卢沟桥守备由河北保安队石友三部担任。北平形势看似转危为安，宋哲元也认为在守住大原则的情况下息事宁人是最好的。但就在协议达成的第二天，各方媒体纷纷报道，天津、古北口、榆关等处陆续有日军部队出现，携带有大炮、坦克等向卢沟桥前进。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最激进的主要是关东军，半年多前的绥远抗战让关东军一度吃瘪，终于等来这次“机会”，当然要亲自上阵，把“支·那驻屯军”乃至整个日本军部绑上战车。大井村五里店等处被日军占领，平卢路也瘫痪，关东军来者不善。

果然，到了11日，日军的大炮就对准宛平城一带轰击，造成不少平民伤亡，吉星文将城内居民向城外比较安全地带疏散，自己也在炮击中负伤。随后，八宝山、长辛店、廊坊、杨村等处也燃起战火。日军的飞机开始在北平上空频频出现，四处侦察。日军这么一打，平津当局在交涉中姿态放得更低了，与之达成协议，即：一、第29军代表声明向日军表示道歉，并惩办此次事变责任者；二、取缔共产党、蓝衣社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抗日活动；三、永定河以东不驻中国军队。宋哲元是打算向日军让步妥协了。

正好也是11日，秦德纯接到了来自南京的电话，这个电话是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让侍从室打来的。通过留下的手令原件，可以得知其内容为：“电话秦市长：如此刻日兵尚在对峙而不肯撤退，则彼必待其关东部队到后，积极进攻，绝无疑议，望从速切实加紧备战，万勿受欺为要。中正手启。”

蒋介石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相信日本关东军必会增援日军华北驻屯军，要第29军加紧备战。次日中午，蒋又电话告知秦德纯，“据确息，关东有五列车今日上午十一时到达天津与塘沽之间，请注意。”同时致电宋哲元，要他对卢沟桥的日军就地抵抗。从解密的第一手电文和手令来看，难免会觉得北平当局软弱，而身在南京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深谋远虑，知道全面抗战关头已来到，一再督促29军抵抗，不要再做和平幻想，着实高瞻远瞩。如此下定论恐怕还太早，翻开蒋介石的私人日记，委员长会亲自告诉你，他的强硬态度并非为了要和日本人大干一场，而是打着另一个算盘。

 

1937年7月19日，寻求和平解决七七事变冲突的第29 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中）

 

算盘打错，蒋又“不宜宣战”

前文说过，七七事变真正爆发冲突的时间是7月8日凌晨，蒋介石接到消息的时间自然也是8日，但他与宋哲元一样，都没有意识到全面战争会打响。蒋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日本人在卢沟桥挑衅，是想达到逼我屈服的目的？第二，或许他们是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第三，现在是与日本人决战的时候了吗？最后他还是认为“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全面战争不会爆发。

蒋介石反应如此不温不火不足为奇，毕竟自1935年以来，日本炮制“华北国”的阴谋就昭然若揭，当年就扶持了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但因不具备合法性，该伪政权成立时连“国旗”“国歌”这些东西也没设，直到1936年才把北洋时代的五色旗翻出来借尸还魂。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在华北搞事是预料之中，几次交锋下来，蒋介石对日本的套路也多少了解，无非就是一唬二吓三小打，打完之后逼中国签条约。1932年的“一·二八”与1933年的长城抗战莫不如是。到1936年底的绥远战争时，蒋介石吃定日方不会卷入大打，下令狠揍搞事的伪蒙军，让日本关东军吃了瘪。绥远一战打下来，中国既未割地也没赔款，还振奋了全国人心，颇有点看穿了纸老虎的意思。从日记来分析，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的心理大抵和绥远抗战时相近，第一步先断定日方会不会动真格，料定其不敢来大的之后，开始见招拆招。

7月9日的日记显示，蒋介石将卢沟桥事变看作一次与日方博弈的机会，之所以要用强硬姿态唬住日军，是想“乘此次冲突之机，对倭可否进一步要求其撤退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蒋介石“积极运兵北上备战”“准备动员，不避战争”等计划的动机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意识到卢案可能引发全面战争，真的在积极备战。其二，备战的目的是为了像绥远那样，好好地打一场局部战争，打赢了即以外交手段迫使日本从丰台撤兵，再干掉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结合现有史料来看，第二种可能性高于第一种。10日，蒋介石得知日军反攻卢沟桥后，在日记中云：“惟我已积极运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乎。”11日至13日，蒋介石发给北平的电令几乎都是寸土不让，不要做和平幻想，不要避战等等，态度颇为坚决。但在他自己留下的日记中，这一系列动作又显然不是真正的在准备全面抗战，而是想以战止战，火中取栗。

 

七七事变期间，利用步兵炮抗击日军的第29 军士兵

 

从后人的“上帝视角”来观察，10日和11日是较为关键的两天，卢案出现了两个致命的新情况，其一，日本陆军中的“自走炮”关东军不怕唬，态度极强硬，陆续增兵关内。其二，昭和天皇从外地赶回东京就此事召开会议研究“北支事变”，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之计划。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积极主张扩大战事。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在回忆录中记载了杉山元对昭和天皇的保证：“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后来被传为著名的“三月亡华论”。这些情况都与半年前绥远抗战时的局势有本质区别，但这些并没有引起当局者蒋介石重视。

蒋介石将七七事变视为中国在华北问题上重新立于主动地位的机会，对宋哲元保守避战，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其不满。他始终相信日本挑衅的目的在于华北，而不会波及整个中国，日方增兵是为了迫使中方屈服，所以他偏要出兵华北，甚至不惜在华北打场小仗，只要中央军大军一到，日方或许就会停战。这种“蜜汁”自信持续到12日才出现变化。这天，蒋介石接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增兵中国，关东军也已抵达天津，他终于意识到卢案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做出七七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的推测，但仍坚持“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