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是一个军阀，自辛亥以来长期控制山西军政大权。阎锡山也是一个改革者，很少有军阀像他一样，关心当代政治思潮的走向与利弊，尝试打通传统与现实，长期致力于在自己的辖区内造就一个“公道社会”。
进山会议
寻一个非资非共的适中制度
1929年，阎锡山试图将自己的“村本政治”推销给正全面推行“县自治”的南京国民政府时，他自己已在“村本政治”这条路上走了十余年。
阎氏会走上这样一条与其他军阀迥异的道路，既有个人深受传统儒家教育影响的因素，也与192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汹涌澎湃有关——阎氏早年留学日本，已受到过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920年代以前，阎氏治理山西的政策是“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辫、天足；三事：种棉、造林、畜牧。这与传统的“善政”没有什么区别。1921年的“进山会议”，则可以视为阎氏的治晋政策明显沾染社会主义色彩的标志性事件。
这是一场被思想史严重忽略的重要会议。
1921年6月21日，阎氏在督军府进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馆”，召集山西学政各界及社会贤达二十四人，会议商谈山西改革问题。
召集会议的初衷，据阎氏自己说，是有感于：
“由于资本主义之剥削劳动群众，故演出一个共产主义来，而共产主义之统治暴政，控制人民生产生活，有如洪水猛兽，形成两个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该产生一适中的制度，以资幸福人类的生活。一面去除资本主义之剥削，一面免遭共产主义之控制。”
阎氏不认同资本主义的“贫富差距”，也不认同“阶级斗争”，希望寻找到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的“适中的制度”，这是“进山会议”的终极主题。
梁漱溟曾多次前往太原，与阎氏面谈乡村政治改革事宜，也曾参与“进山会议”。梁氏后来回忆说：
“阎氏以为欧美民主、苏联党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谓中国者；然则其制度当云何？索愚为规划。”
按梁漱溟的理解，阎锡山不想照搬“欧美民主”，也不想照搬“苏联党治”，而是希望寻求到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制度（必求其所谓中国者）。
一方面，梁梁漱溟拒绝在制度层面给出任何建议。其理由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谈论具体制度选择的条件，要谈这个问题，还需等上三、五十年。另一方面，阎氏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虑困惑与探究热情，仍让梁氏感慨，赞其“值得钦佩”。
进山会议每周集会两次，每次商讨两个小时，一共持续了两年有余。与会人数，从最初的二十四人，逐渐扩展到五百余人，除山西本省贤达群集外，全国各地学者也多有参加者，最后形成记录文字两百余万。
1923年10月21日，会议宣布结束，并公布了关于“适中的制度”的讨论成果：
1、“公道主义”，只有主张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国家、人种的界限，达到“世界大同”。
2、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
公道主义
上接儒家传统 下合三民主义
阎锡山将人类社会存在种种不平等、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公道”的缺失。在阎氏看来，阶级斗争不能解决社会不公，但“公道”可以：
“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社会之不平也，赖公道以平之；老无养，幼无抚，鳏寡残废无救恤，社会之缺陷也，赖公道以补之；贪官贪，污吏污，劣绅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赖公道以除之。”
那么，“公道”是个什么东西呢？
阎氏说：
“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处。凡事皆有个恰好处，也只有一个恰好处。”“一国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国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一县人民能有自动的公道爱人精神，一县可成个真正民主共和”。
这种解释显然太过抽象。所以具体到社会运作，阎氏将“真正的公道”，等同于“以劳动换生活”。这种“真正的公道”需要遵循这么几个基本原则：
(1)你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你的，我的心与力赚得之钱应是我的。
(2)同一劳心劳力者也，时间长者，当赚钱多，时间短者，当赚钱少。
(3)同一时间劳心劳力者也，效果大者，当赚钱多，效果小者，当赚钱少。
(4)我过日子俭省所积存下来的钱，留于我家的人。
在阎氏的阐释中，“公道主义”上接儒家仁政传统——“公道是正义人道的全体，仁爱也可包括在公道内，我们主张公道，可以把人类幸福包尽。”“公道就是处事的标准，爱人以仁，处事重义。仁是爱，义是公道，古人治国如反掌，即是得了仁义。”下合三民主义——“政治是与全国人共事的，因此必须以公道为标准”（阎锡山，《三民主义真义》）。
与儒家传统“桃李不言”有异的是，阎锡山的“公道主义”是一场社会运动。梁漱溟1929年在山西考察时，见到遍地张贴的道德标语，曾明确向阎氏表达过不满。梁氏认为，这种做法，目的虽好，但手段有误。30年代，阎氏在山西各县还普遍成立了“主张公道团”（也曾称作“好人团”），希望通过一种类似道德警察的奇怪组织，来“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
按劳分配
对按需、按资模式的一种针对
与“公道主义”配套的另一政治主张，是“按劳分配”。
阎锡山一主张产生的时间，至少可以追溯到1927年。彼时，国共两党正处在分裂后的血雨腥风之中。阎氏提出“按劳分配”，与这一特殊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略而言之，阎氏提出“按劳分配”，针对的，是当时争议极大的“按需分配”风潮。对于后者，刘少奇曾有所总结：
“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均是当时“按需分配”浪潮下的产物。阎氏在日记中，对这种现象表示难以认同：
“鼓动工人、铺伙、佃佣团结起来，强迫工厂、农户增加工资，以结工人、铺伙、佃佣之欢心，然后利用工人、铺伙、佃佣作为自己抢夺政权之武器，是慷他人之慨，损人利己之手段，……国民党若仿效之，结果必是害国害民，杀党杀身。”
在阎氏看来，“按需分配”导致劳动者对于劳动成果“只能享受，不能享有”，其结果必然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各不相同，享受劳动成果的机会却完全一致，如此，“权利与义务不相称”，有违“公道主义”原则，将会造成“佃雇农对地主之不平”、“ 工人对资本家之不满”，进而导致社会经济的大倒退。
故此，阎氏主张，只有“按劳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
1、“劳动多则所得之产也多，劳动少则所得之产也少，劳动与享有一致，故合乎公道”。
2、好劳者多得，好逸者少得，合乎人情。
3、人人为增加享有起见，必须多劳动，故能促进生产。
不认同“按需分配”的同时，阎氏也批评了“按资分配”。
在阎氏眼里，现代社会的诸多弊病，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模式的结果。“按资分配”模式下，“资本家剥削劳动者一半产物”，他们“不劳心劳力，而分得他人劳心劳力所得之代价”，有违“公道主义”。
共产党人杜任之，于1934年受命于共产国际，回山西打入阎锡山集团内部，搜集军、政情报。杜氏亲眼目睹阎氏幕府延请了大批社会主义学者，自己也曾与阎氏就“按劳分配”问题有过多次面谈。
多年后，杜氏用一种鄙夷的语气，回忆了二人昔日的交流。下面摘取两段。回忆者立场虽不中立，但对于管窥阎氏的“按劳分配”理念，仍很有帮助：
“（阎锡山）考虑了一下说：‘我主张的‘按劳分配’是劳动与享有的一致，合乎人情，合乎道理，所以永久不变。’这简直是答非所问，论证与论点脱节。他又说：‘人是有欲性的，有理性的，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违反人性，不合道理，所以不能实行。苏联实行共产主义失败，改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证明。’”
“……阎锡山迫不及待地发难了，他说：‘阶级斗争要不得！要革命，马克思就要挑起阶级斗争，让人们互相残杀，这是不人道的。’他想了想说：‘阶级斗争为什么不对？因为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这不能怪人。治病，就要看病源在哪里，是甚病，就治甚病。‘金代值’形成‘交易病’，限制了生产；实行‘物产证券’就能根治。何必要挑起阶级斗争哩！‘资私有’能剥削，这是分配上的病，实行‘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就能根治，也不必阶级斗争！‘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合乎人情，公道合理，能永久不变，这办法不但可以救中国，且可救世界。’”（杜任之，《阎锡山〈物产证券与按劳分配〉研讨经过》）
阎氏对“按劳分配”的合理性非常坚持，将之视为人类社会具有“永久性”的思想：
“按劳分配的永久性，从竖说，由有人类始至无人类终；按劳分配的广义性，从横说，由一世界至大千世界，均应按劳分配，以美满人类的进化和幸福。已过不按劳分配是已过的错误，将来不按劳分配是将来的错误。这是一个人类的共同思想。”（阎锡山，《大同之路》）
村本政治
打造“极密之政治网”
如果说，“进山会议”所确立的政治上的“公道主义”和经济上的“按劳分配”，只是“坐而言”的话，那么，“村本政治”，可谓阎氏改造山西的“起而行”。
阎氏搞“村本政治”，至晚可以追溯到1922年。这年3月，阎氏召开山西省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提出“村政自治”概念。
按阎氏的说法，所谓“村政自治”，即“村民自办村政”。
阎氏认为 ：中国传统政治，善者不过做到不扰民，恶者则往往与民为敌，从而养成民众依赖性强，自治能力弱，性格守旧不知进取，只知道爱惜身家而不知道爱国，遇到危机，国家并非无人，但却没有可用之人。阎氏希望，通过启发民德、开启民智、充裕民财，将每一个人都教育、培养成政治上的有用之人。
这种见识，使阎氏高度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穷兵黩武的军阀。
搞自治为什么要从村开始搞？阎氏反复解释：
“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乃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终非彻底之论也”；“ 今定一彻底的最持平最适中之办法，村为人群集合单位，村有若干人民，无论何种事项，皆人民自理，村即人民权力之起始点”。
阎氏还说：
“非把政治放在民间不可，因为直接知民利弊的是民，间接知民利弊的是官。”“什么叫民间呢？省不是民间，县也不是民间，实在是村是民间。所以省县无论什么机关，不是官治就是绅治，总不是民治。换句话说，就是欲民治主义，非实行村治不可。所以我常说的，村是行政的单位即是政治的根本。”
1922年，“村本政治”开始在山西全省推行。其基本内容包括：
(1)设立编村，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每村设村长、村副和村公所。
(2)村以下设闾、邻组织，以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闾，设闾长。
(3)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监察会和村民会议，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
(4)制订村禁约(阎氏称之为村宪法)规范村政。
(5)在伦理观念上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山西全省先后组成四万多个编村。
（据刘娅《解体与重构：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乡村社会”》一书概括）
之所以要打破原有的村镇体系，搞新的“编村”，阎氏的解释是：村没有正规划的编制，就如同没了编制的军队，号令难行，指挥失灵。阎氏说：
“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结果，须先从作极密之政治网起。鄙人现在亟亟于编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网不漏人手；一村不能漏，然后再论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网能密到此处，方有政治可言，方能国于今日大地之上。不如是，断不足以自存也。”
设立村民会议的目的，则是为了要求全体村民参与村政，以此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和民主素质。阎氏说：
“村民者，村之本也。一村之权，应归之一村之民。一村之民，应参与一村之政。……社会改造，非人民全体觉悟，何从起点？村会，则觉悟之路也。”
其余，在村内设置息讼会，是为了“减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设立“监察会”，是为了“清查村财政，举发执行村务人员之弊端”。设立“保卫团”，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
至于“规范村政”，其主要内容有二。
一是把扰乱村中治安的坏人找出来，通过劝告、教育的方式让他们幡然悔悟，从而让全村的“好人”都能安居乐业。
当时山西总共列举了10类人作为规范的对象，包括：贩卖金丹洋烟；吸食金丹洋烟；窝娼；窝赌博；盗窃；平素好与人斗殴或持刀行凶；壮年男子游手好闲；家庭有残忍情形；忤逆不孝；失学儿童。
二是要求各村自行制定“村禁约”，“如女子不准缠足，树木不得损毁之类”。
阎氏希望通过这些改革措施，做到每个编村里“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村村无讼，家家有余”。
实验之结果
强化了基层控制 但自治如同虚设
阎氏在山西搞了几十年的“村政自治”，其结果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基层控制力确实大大增强了。
某次，“太原宪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阎锡山给各县县长打了个电报，不到三天，就在盂县查获。送回太原，阎锡山认为这是‘行政网’的成绩，非常满意。”（《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
这件小事，能够解释很多东西。譬如，阎氏何以能够长期据有山西，即便是在他被迫下野避走天津之后，也仍然拥有遥控山西军政的能力？再譬如，与陕北接壤且屡被重点针对渗透的山西，何以直到三年内战仍控制在阎氏手中而有“太原战役”？
随着“村本政治”的全方位铺开，民国所有割据势力当中，已鲜有社会基层控制能力能够超越山西者。
这种控制力的基础，是利益共同体。譬如，阎氏虽一再告诫在选择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但为防止“阶级斗争”，他同时又规定：村长须有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村副则须在500块银元以上。
另一方面，村本政治里的自治与民主，多成空谈。
阎氏的“村本政治”理念里有强烈的自治和民主诉求，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自治与民主从来都不曾有过，村民会议基本上流于形式。
之所以如此，与“村本政治”的设计体制有关。
编村之前，乡绅虽然在农村具有压倒性的话语权，但这种话语权并没有得到国家机器的正式认可，其权力范围也不至于延伸到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之中。编村之后，乡绅权力获得国家机器的认证，大为扩大了，对普通民众的合法伤害能力随之变强。
1936年，有一位笔名叫做“悲茄”的作者，撰文如此描述山西的“村本政治”：
“(山西)村长的产生，表面上是由村民票选的。不过因有种种财产上的限制，有资格当选为村长的，也只有高利贷者、富农、商人、地主等人。同时，官方为慎重起见，须将票数较多的前十名村长候选人全部送县由县长圈定；因此，县长就可以商同县绅、不拘票数多少，任意选定加委。此外、尚有村调解员、村监察员等，也是由村民票选，再经区长圈定。但是这些都不过是村政制度的摆设而已，实权完全操纵在村长手里。所有村长以下的闾邻长等，完全由村长自由推荐，村民无权过问。假使有人敢说村长的不是，村长只要写个‘二指条儿’，就要村民的命了。县政府对于各村村长送来的人犯，不必询问，无条件地收押起来。……押一个月半个月，才提出来问问，有罪判罪，否则也不过命令讨保开释而已。……村长爷的权威在村民的眼光中，是至高无的。”
（悲茄：《动乱前夕的山西政治和农村》，《中国农村》月刊，第2卷第6期。）
编村之村长虽有“票选”之流程，其实质任命却仍来自“县长圈定”。权力来自于谁，决定着权力将向谁负责、为谁服务。山西民众对“村政自治”满腹疑虑，担心搞“村公所”要向他们收钱；担心搞“检查会”要向他们收钱；担心搞“息讼会”要向他们收钱；担心搞“保卫团”要向他们收钱……原因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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