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江苏省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滞后于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但一经发动，其打击面之宽则已到骇人的程度。据李海文《彭冲在“文革”中》一文所说，“江苏清查‘五一六’时，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竟有13万余人。”（2013年第3期《世纪》）。
我所在单位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苏州大学校史》记载：自1971年2月开始的“深挖‘五一六’ ”运动，首先认定“江苏师院是‘五一六’大本营”。《校史》写道：这场“运动时间之长，受迫害的人之多，后果之严重，是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据《校史》记载，定性为“五一六”的有396人，而其时，全校教职员仅688人。列为“五一六”的，占教职员总数的57.5%。为加强清查“五一六”，又进驻了第二批军宣队。
1971年，在春节过后的2月10日，江苏师院运动领导小组召开了全院教职员工大会（学生已全部分配出去，只留下少数几个造反派以借用的名义留校作为运动的骨干），宣布开始深挖“五一六”分子。运动领导小组负责人说了，江苏师院的“五一六”是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不“深挖”是无法把他们揪出来的;也宣布实行“三集中”，即集中住宿、集中学习、集中揭发交代问题。于是，不管年老与家中有小孩需要照顾的，一律搬起行李住进了校内。如中文系教师翁寿元已去农场劳动，同在中文系的其妻子孙琪被“集中”在校，三个孩子，大的12岁，小的才8岁，只能由大的孩子当家了。学生离校后，有的是双人床，以中文系来说，搬到文科楼便是。全校编成了五个连队，中文系、外语系为一个连队，在农场劳动的为一个连队，校办、后勤人员与历史、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各系分编为三个连队，2月12日，但见教职员纷纷把行李搬到了各自集中的地点，除了运动的骨干可以自由返家照料孩子外，其余的人员开始了漫长的每天早、中、晚开会，包括周日、法定假日无休息天的封闭式生活。中文系教师潘某在其出版的“自订年谱”中，称之为“关门打狗”，一语道出了这“三集中”的要害所在。
其中一个连队在校办的尹山湖农场。这农场原为劳改农场，被劳改的人其时已西迁，这就空出来了，由苏州市划拨给了江苏师院作为五七干校之用。1971年春节过后，由校内各系抽调人员来此。连队下设3个排，每排下设3个班，每班分别住在原劳改人员住的草顶砖墙的屋子里，由校内拉来了双人床。不久，深挖“五一六”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被隔离，他们中的老弱人员大都已年过六旬，其中有在东吴大学教过蒋纬国的历史系教授张梦白，以及金轮海、王本慈、钱兆隆等人。被审查的人中有袁沧洲（后任苏州大学副校长）、王丕清（后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徐鳌泉（后任苏州大学数学系党总支书记）、陈学基（后任常熟师专党委副书记）、胡振民（后任苏州大学后勤处副处级干部）等，从上述名单中也可见到，被审查者大都是学校中的有为之士，是反抗与抵制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以及他们在江苏师院的帮凶的。他们直到1972年春、夏之时，才陆续被放出来，其中就有被挨打的经历。如作为“动力”的中文系教师李某就曾扬言：“别以为我不会打人，我就打过！”
在农场，同在校本部一样无休息天，有近三个月时间无法理发，直到一天外地来了个剃头担子，才理上了发。
在农场劳动，抢收抢种（双抢）双季稻，天不亮就要起床，天黑了才能回来冲洗一下。挑泥担，并非是农民用的如半个蚌壳状的竹编篮子，而是大粪桶，这一桶有近一百多斤吧，却要在水田里挑着走，挪动一步都困难，但也得坚持——参加劳动的，大都是另类啊！
摧残身心，捏造“材料”
数学系教师周瑛的遭遇非常惨。粉碎“四人帮”后，周瑛对我谈起他是如何被折磨的。他被认定为学校“五一六”的组织部长，关押在窗户糊上纸的房间，因之不见天日有两年之久。提审、暴打，在无可奈何之下，他承认了自己是“组织部长”，交代了一份163人名单。这已经是他认识的校内人员的极限了，但还是遭暴打，审讯人员恶声说：才这么一点，倒过来还差不多！于是，周瑛在记忆中搜搜刮刮，把不认识其人而知道名字的都开列了上去，这才凑成了163人倒过来的361人。专案组不知从哪里来的消息，凡参加“五一六”的都有“登记表”，于是向周瑛追查这“登记表”的下落。几经殴打，周瑛说了，“埋在校园东边的小山坡上了”。午夜，专案人员打着手电押着周瑛去挖掘。没有登记表又何能挖掘出来？押回隔离室打手们又对他乱打乱踢。他在没办法中找到了一个办法：我可以交代这“登记表”的存放地点，但要直接跟军宣队的负责人说。打手们都是学校里的人员，见他这么神神秘秘地说这一番话，就汇报上去了。
军宣队的负责人在校内主事者的陪同下来了。周瑛要求单独跟军宣队负责人谈。这负责人一挥手让校内的人退出了房间。周瑛这才说：是学校“五一六”负责人邵某（“文革”前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文革”后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苏州丝绸工学院副院长）说的：这登记表是放在红色保险箱里。问：什么红色保险箱？答：放在学校革委会徐副主任（“文革”前为外语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风暴一起就造反）那里了，这谁也不会怀疑，所以叫红色保险箱。问：过去为什么不交代？答：来提审我的人中就有隐藏很深的“五一六”，我怕他们杀人灭口。
周瑛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在粉碎“四人帮”后两年就因肝损伤而去世。
时在校保卫处工作、“文革”结束后任保卫处副处长的朱永生和他的妻子汪福珍，在深挖“五一六”中被分别隔离了。汪福珍已怀孕。她拒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看管她的人说，只要你交代了，可以每餐给你买大块肉或大排骨或大肉圆，不交代，只能喝青菜汤。于是，尽管在孕期需要营养，却只能是每餐2分钱的菜汤，直到分娩。在医院分娩后，继续带了婴儿被隔离，历时一年之久。待到朱永生、汪福珍被放出隔离室，朱永生才见到已一岁的孩子，这也才听到孩子第一声叫爸爸。朱永生对我说，这孩子就像《红岩》中的“小萝卜头”，一起同妈妈坐牢了！
历史系的梅国祥（粉碎“四人帮”后任学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处长）也是始终不作交代的，被认为是“顽固分子”。他说，这隔离，没有放风，冬天也只是一条薄棉被，得了气管炎，现在还常常发作。一天一瓶热水，连喝带洗。吃的是1分钱的萝卜干或是2分钱的菜汤。挨打，罚跪是常事。有一男性审查人员是特别凶的，而沈某、曹某稍好一些。这种日子过了有近两年。梅国祥有信念，不能死。冷了，就在室内跑步，可以取暖。他相信这种局面肯定会转变的。
施压之外，是骗、诱。有一教师对我说过，审查人员要他交代“五一六”，子虚乌有的事，他无从交代。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天，又提审了。在隔离室内，隔着对面的两排课桌，审讯人说：你还不交代？说着，用手挥着材料道：“你的材料都在这里！”说完把这材料往课桌的桌肚里一放：“你好好考虑吧，我待会儿再来。”那个教师开始还坐着，可过了许久也未见审讯人回来。胆子大了一些，悄悄过去把桌肚里的材料拿出来看了。果然是别人的揭发材料。他把这材料看了几遍，记熟了。待到第二天审讯时，那个教师就说了：“我交代。”他把材料中的东西复述了一遍后，审讯人说：“你终于从‘泥坑’中走出来了。”这“泥坑”是当时深挖“五一六”的专用术语。在1972年春节过后，那个教师被下放到校办的尹山农场劳动了近一年，直到这年年底。
荒唐闹剧，大肆上演
为显示深挖“五一六”的战果，校运动领导小组在大礼堂开了一个“五一六”分子坦白大会。上台交代的有中文系教师王锡良（“文革”后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等。王锡良和我同一个系，他的交代当然为我所关注，但听他说了，是谁介绍他参加的，最后说“我跌入了‘五一六’反革命泥坑”。听来听去也没有听出个实质性的东西，都是虚的。原来他是把参加中文系的一派群众组织“红五月”作为“五一六”交代了。如此儿戏，居然也被运动领导小组作为“战果”大肆宣扬。
时过两个月，在大饭厅召开了又一次深挖“五一六”大会，最引人注目的，说是挖出了一个“反革命杀人灭口集团”，主犯为中文系总支书记邵玉彬、外语系总支书记王春元（1944年参加革命，“文革”后任江苏师院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大学副校长）。有人上台分别揭发、控诉邵玉彬、王春元的罪行。但我当时听了之后就不相信，几个揭发者的发言，对他们的“罪行”连细节都是完全相同的，这分明出于同一个模子。
在当时，这反革命杀人灭口集团完全是一场闹剧，但主持其事的军宣队、由造反派掌控的院革委会还上报苏州市公检法要求判处邵玉彬、王春元死刑。这在《苏州大学校史》中也有记载：“在这场运动中，还无中生有地制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杀人灭口’假案，把十余名干部、教师打成‘杀人犯’，其中两位老干部被诬指为‘杀人灭口集团’的主犯，竟然上报公、检、法，要判处他们‘死刑’。”
2014年2月2日（农历年初三）上午，我去王春元家。谈到1971年“反革命杀人灭口”一案，他记忆犹新，说专案组咬定校内的归行素、谭家琛、何祚永作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是他们谋害的。归行素是1968年跳井自杀的，当时苏州市公检法来验过尸，结论明确，确系跳井自杀。归行素于抗战中期入党，长期坚持在常熟从事地下工作。此时，作为“叛徒”被批斗了。谭家琛为图书馆职员，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批斗，上吊自杀。何祚永于解放前在东吴大学参加地下党，被揭发与顾佩兰（后任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江村（后任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为反革命小集团，何祚永于1968年跳运河自杀。现在均作为邵玉彬、王春元杀人灭口的罪行了。这一“集团”被残酷批斗的，还有“骨干”徐纪忠（后为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王耀良（后为江苏省司法厅副厅长），对他们来说，都有不堪回首的噩梦经历。
专案人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伎俩是层出不穷的。1972年初，唐某、陆某找到隔离中的王春元，要他把《毛主席语录》拿出来，撕去了林彪的“再版前言”，说：“你们的黑后台垮台了，你还不交代！”而以往，是说他们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的。
直到1972年12月，王春元才被放回家。他去洗澡，无法冲洗了，身体太虚;有一段时间也无法直面阳光，长期在密闭的室内，眼睛已无法面对阳光的刺激。
邵玉彬已去世，无法再请他口述当年的遭遇了。
对受残酷迫害的人来说，打几下耳光是极轻的惩罚。据中文系教师王永健对我说，他亲眼见到这一幕：中文系革委会一负责人责令中文系教师王迈写交代。结果只见一张白纸。他劈头就问：“写交代了没有？”王迈答：“没有。”于是，两记耳光。
不堪忍辱， 多人自杀
令人发指的，还有人利用审讯之机侮辱女性教师。据看管一位女教师的朱孔怀说，一天，这位女教师突然在室内赤身裸体大喊：“你们来看吧！”这是她发现有审讯人在室外偷窥。这位女教师被关在小屋中一年半，历经了两个夏天。无法洗澡，只能在室内用水擦洗，这就给道德败坏者有了可乘之机。
专案人员孙某还曾利用单独提审之机强奸了一位女教师。当时这位女教师就说要控告孙某，孙某则说：你去告吧，我不怕！又说：上面相信谁的，相信你还是相信我？在“四人帮”爪牙控制下的江苏师院，确实也有冤无处申。受此侮辱，这位女教师痛不欲生，曾自杀三次，一次吞食了晾衣夹子上拆下来的铁丝弹簧，一次吞食了破热水瓶胆的碎片，都被抢救过来了;一次跳楼，又未成。
1977年初，江苏省委、苏州市委已派工作组进驻江苏师院，这位女教师找到她的大学同班同学王海兴，请他代笔，写了控告信，并由王海兴陪同，把这封控告信交给了工作组副组长俞明（后任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找孙某谈，孙某拒不认罪，认为没有证据，是无法处理他的。这位女教师提出了孙某私密处有一特殊标记作证词，这就可以认定。工作组即把材料移送法院，有了确证，法院判处孙某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这明显是轻判了，但当时清查“文革”中三种人的工作尚未启动，帮派势力仍在。一帮小兄弟还怂恿孙某上诉，结果江苏省高院认为孙某不认罪，非但强奸，且造成被害人3次自杀（未遂）的后果，改判徒刑5年。这位女教师无法在原单位工作，不久要求调离了江苏师院这处伤心之地。
据《苏州大学校史》记载，江苏师院有代表在出席1971年春夏之间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作了《批判孔子“有教无类”》的发言，说“旧江苏师范学院，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五一六’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占全校教职员工的77%”。这也可见当时打击面之广了。据《苏州大学校史》记载：“‘文革’期间全院被迫害致死的师生员工有20人。” 在深挖“五一六”的过程中被迫害致死的有5人（其中4人为中共党员）。
中文系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的郁永琴（中共党员），性格开朗，待人友善，在深挖“五一六”中，于1971年9月上旬在文科楼三楼隔离室内自杀。据知情人说，当天专案组人员曾找她谈话。这谈话的内容，对郁永琴造成了什么压力，却是永远的谜了。隔离在二楼的李家钧（“文革”后任苏州大学政教系党总支书记）经常听到楼上郁永琴的哭声，不久，就传来了她的死讯。郁永琴于1968年结婚，被隔离时，第二个孩子出生不久，还让她带着孩子哺乳，后隔离升级，审查人员就让她婆婆把孩子接走了。哪知，这竟是永诀。
据化学系教师马经德对我说：他在隔离中，不堪忍受这非人的折磨，踩在粪桶上上吊自杀，很难受，这一难受，又使他清醒，不该这么死去，好在上吊前无法踢倒这粪桶，又踩着粪桶下来了。马经德曾在“文革”前作为江苏师院代表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
已经毕业分配，又被揪回的数学系毕业生裔英，被逼自杀。中文系毕业生刘沛，被揪回后，受长期折磨，被逼疯，神智失常，直到8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正常。不堪折磨而自杀的还有历史系教师王畅、物理系教师吴晓明、外语系教师李福林。
“四害”垮台，余毒难肃
终于，“四人帮”被粉碎了。学校由新来的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凡一在大礼堂宣布，校内没有一个“五一六”！在清查“四人帮”余党的活动时，苏州市紧跟“四人帮”、与王洪文勾结甚深的苏州市革委会头目华某、苏州武斗总指挥刘某等等都被逮捕了，判刑16年（均死于狱中）。
江苏师院也改组了院革委会。还未撤离的军宣队、工宣队与原院革委会负责人见形势变化，互相推诿。原院革委会负责人说主要是由军宣队、工宣队搞的，而军宣队、工宣队的负责人则说：材料不都是你们提供的！虽说材料基本上是由江苏师院的造反派提供的，但无所不用其极的审讯，军宣队能推卸责任？军宣队负责人张某对审讯对象谈话逼供，几次都说到：你不是“五一六”，我摘下帽徽、领章！原院革委会负责人徐某在未传达“四人帮”被捕前，已从时为苏州市民兵指挥部头目的刘某处得知这一消息。也由此可见，苏州市的帮派势力与王洪文在上海的党羽有着何等密切的联系。据有人揭发，徐某在回校路上就惊慌失措;回校后在老招待所内对人说，实在不行，就拉起队伍上山去打游击，足见这些人之惶恐与不甘心覆灭。苏州市的帮派势力让造反起家的江苏师院1967届毕业生某人任东山公社党委书记，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就准备武力对抗。粉碎“四人帮”后，其人被判处徒刑5年。徐某畏罪自杀。
但是，批判“文革”中极左的错误以及清查深挖“五一六”中的种种非人的迫害行径，却因当时领导人的指示而停止了，并未得到认真的清理。一些帮派头目与打手也未得到应有的处理。但是，一些当年施害于人的，终因自己的为非作歹而自知无法再在江苏师院继续生存下去，而纷纷要求调离。
1984年11月，我在参加江苏省写作学会成立大会时，时在连云港职业大学任教的江苏师院1966届毕业生李怀志，听说我也与会，因在1966年9月9日在大礼堂批斗我，并与同班同学徐某来我宿舍抄家一事，来到我的房间，向我深深一鞠躬，表示了歉意。我当即原谅了他，并推荐他为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我为学会副会长）。
虽说已由凡一在全院教职员大会上宣布江苏师院没有一个“五一六”，但这算平反了么？当时就有汪福珍站起来发言指出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没有下文。凡一在“文革”前是苏州市委副书记，“文革”中也被打倒，来江苏师院任职时“解放”不到两年，清查“五一六”也不是他的责任。但当时的牵制、阻力，也是明显存在的。
有文章提到，“铭记并向后代讲述这段历史是我们的责任”。1971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了，当年的打手有的已不在人世，被迫害者有的也已逝去，尚存者，不少人已年过八旬，1964年、1965年毕业留校的教师也已年过古稀了。这一段历史，不该被湮没吧。
（原作者是苏州大学文学院的一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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