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1925年长沙被捕事件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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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1925年长沙被捕事件的历史真相

2008-09-13 12:46:09

文革公布的刘少奇专案中，涉及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军阀赵恒惕秘密逮捕，恰逢其小学同学杨剑雄与赵恒惕有亲戚关系这一背景得以放人。解放前夕，杨剑雄本来有条件去台湾，但他抱着救刘少奇有功的幻想，认定自己可以得到保护才没有出逃。解放后杨剑雄按恶霸地主罪被处死，这在解放初期是习以为常的事，没有料道个中还有一段复杂的往事。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年的当事人均已作古，成为历史人物。以前一些历史真相不敢提及，不能全面显示一些复杂人和事。历史上的人物，大多数是属于“人无完人”，没有绝对的完美和绝对的坏。现在完全以历史事实来分析这次事件中的人物：

杨剑雄的同胞姐姐杨莲娟是当年这次事件的经历者和知情者，文革时她讲出了这件事情的原委。她说：“杨剑雄叫（称）赵恒惕姨父，杨剑雄得到赵恒惕的赏认和信用，所以刚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省政府的会计。因刘少奇和杨剑雄他们是县城玉潭小学时的同学，两家离的很近，也就七八（华）里。当年能直接见到赵恒踢的，只杨剑雄有这个方便条件和背景，杨剑雄营救刘少奇是完全出于帮助同学而为。”至于专案材料中刘少奇说的“因有很多人营救”（洪赓扬贺耀祖、叶开鑫等）。杨剑雄的姐姐说：“洪赓扬是赵恒惕手下的禁烟局长，贺耀祖、叶开鑫是赵恒惕的部下师长。他们与刘少奇无亲无故，互不相识。要是没有赵恒惕的侄子（杨剑雄）出头，以及赵恒惕（受杨剑雄的影响）改变了杀刘少奇的主意，他们不会主动出面的。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有头有面的人，未得到赵恒惕的许可和授意，他们不可能为共产党要人（犯）的出狱，去做担保人。”

以上说明洪赓扬、贺耀祖、叶开鑫等人，一）他们当时已是国民党的高官。二）他们与共产党没有联系、接触，政治上不亲共，思想属于右的范畴。三）他们与刘少奇没有个人的亲属或同学关系，互不相识，也不是同一个年龄层次的人。这就决定了三人不具备主动营救刘少奇的主观条件，至多是按赵恒惕的授意，为他下台阶打圆场。

据杨莲娟回忆：“杨剑雄性格刚直、仗义，他看不惯国民党腐败，始终未参加，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但也锋芒外露，得罪了一些人，才划上恶霸地主。”

刘少奇与杨剑雄是同县、同乡的近邻，在乡下同属富户人家，才有钱上县城玉潭小学读书，虽然毕业后各奔前程。刘少奇被捕入狱时，杨剑雄具有以下条件才能够帮助刘少奇出狱：一）年青热情、仗义，看重同学旧情，才能为同学在危难时奔走帮忙。二）依仗自己的姨父赵恒惕作后台，利用赵恒惕对他的赏认和信用，去影响和说服赵恒惕。三）在这次营救事件中，杨本人在省政府工作，能第一时间知道刘少奇的被捕情况，并可利用职权去监狱看望刘少奇，帮刘少奇与他的夫人何宝珍取得了联系。四）杨剑雄利用了赵恒惕的威望，因而联络到贺耀祖、叶开鑫和洪赓扬等宁乡的社会名流促成了此事，因此杨剑雄是这次刘少奇出狱的主要策划人和上下沟通的主要联络人，客观上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解放前夕，杨剑雄的胞弟杨章绶是湖南芷江飞机场的站长，在国民党撤退时，他考虑到杨剑雄的地位，在国民党政府中属中下层，解放后难免受冲击。曾特意留了一架飞机停在衡阳，准备接杨剑雄去台湾。杨剑雄过于相信自己营救刘少奇有功，才未去台湾。解放后杨剑雄被镇压，但当时没有人会想到此案与刘少奇有直接关系。即使刘少奇的胞兄刘作衡在文革前也不知此事的内幕，解放后刘作衡担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时，曾多次去长沙小吴门杨剑雄之妻周尚钧家看望，并对居委会负责人打招呼：“此人家可是救刘少奇有功之人，你们不要把她们当作一般地主看待。”

随着文革中刘少奇专案的公开，世人也从解密的档案中看出：1925年刘少奇被捕入狱事件中，恰同学青年的杨剑雄，出于帮助少年时的同学，从刀下救出了刘少奇。据杨剑雄之妻周尚钧在文革时回忆：“刘少奇出狱后，与夫人何宝珍亲自到我们家登门致谢，当时的情景仍记忆忧新。”周尚钧在家里亲自接待了刘少奇与何宝珍。在二十年代刘少奇和杨剑雄还保持了一段同学之情。

解放后刘少奇地位已经大变，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党内经过历次激烈的政治斗争，“被捕入狱”、“叛徒”、“阶级立场”等是政治斗争的大是大非和大忌，也使一些干部谨小慎微。刘少奇因为自己的阶级出身，被捕历史并不光彩夺目，只能以极左的面貌和做法，去掩盖并保护自己。1951年杨剑雄到北京求见刘少奇遭到拒见，显然不想再搭理过去的救命恩人，以划清阶级界线。杨剑雄被捕后的交待中，详述了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及其营救过程，这是刘少奇很忌讳之事，借故杨剑雄在自白书中的时间写错了一年矢口否认，称“并无此事”！对出狱之事硬说：“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借着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以镇压“恶霸地主”的名义，达到杀掉知情人的目的。

党对保护过共产党人的敌伪人员有过宽大政策，宁乡县的基层干部对此事也是慎重认真的。刘少奇对救命恩人杨剑雄可以划清阶级界线，但只要实事求是说一句真实话，也可留下杨剑雄一条性命。但此时的刘少奇，没有念及当年同学救命之恩，却是以是否威胁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采取了消灭知情人的手法，与历史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有很大的相似，客观上起到恩将仇报的效果。虽然此种作法在政治斗争中常见，毕竟此举有违良心和道德标准。这次事件只是窥豹一斑，但也揭示了刘少奇在文革中倒台的一些哲理。

刘少奇被捕入狱的知情人，宁乡县国民党元老周震鳞先生，解放后，全家受毛主席的邀请，于1951年从长沙迁至北京，毛主席亲自接见和宴请了周震鳞等，出席作陪的有同乡及近邻刘少奇。那次接见和宴请时，刘少奇没有和周震麟多说话。后来毛主席多次在五一节和国庆节时，邀请周震鳞先生上天安门城楼观赏烟火。毛主席在1961春节时设家宴招待过周震鳞。而刘少奇对同乡、近邻没有任何来往。2002年与周震鳞之子周锡卿先生谈到这事时，周锡卿先生深表怀念，感谢毛主席对他父亲的关怀和照顾，而说到刘少奇时，“王家湾（周震鳞宅）与炭子冲（刘少奇宅）相距这么近（五六华里），比起毛主席的老家韶山来（相距四十多华里），爹爹（父亲）与刘少奇应算是地道的同乡，但刘少奇对爹爹（父亲）很冷漠，在很多场合见面时，装作没有看见。而毛主席每次都要走过来与周震鳞握手、问候。刘少奇对待周震鳞的态度与毛主席有很大的差别。”说明刘少奇对知情人是很提防和戒备的。而毛主席对待老师和老同学是很重感情的。如果杨剑雄是救的毛主席，其下场绝不会如此悲凉。

杨剑雄的胞弟杨章绶，于1990年从台湾回湖南老家探亲，谈到1949年接杨剑雄去台湾的旧事时，杨章绶说：“那时我说服不了他（杨剑雄），最后没有去成。他太相信同学刘少奇了，到头来成为政治人物手下的牺牲品……”。

文革刘少奇专案中，涉及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入狱史实，与知情人亲属回忆基本是差不多的。只是文革专案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其目的是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将刘少奇扣上“叛徒”的帽子。仅就这次出狱而言，赵恒惕为了他的地盘安宁，驱逐刘少奇出湖南，刘没有出卖和损害党的利益，不能说是投敌叛变。但赵恒惕秘密逮捕刘少奇，已经判了“斩决”，如果不是杨剑雄鼎力及时营救，刘少奇也早成了革命烈士。杨剑雄在解放前夕，如果听了胞弟的话去台湾，或者刘少奇的良心未泯，也可免除杀身之祸。俱往矣！这就是1925年刘少奇在长沙被捕入狱事件中，一段真实的历史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