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八旗最后的劲旅：僧王马队zt

僧格林沁不到30岁就开始领兵（第一次鸦片战争），此后逐渐升迁至参赞大臣、顾命大臣、御前大臣，到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初期，他已成为地位、权势堪与惠亲王绵愉（咸丰帝皇叔）、恭亲王奕?（咸丰帝异母弟）比肩的朝廷重臣。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军情紧急，僧格林沁随之被咸丰帝赋予整顿京师驻军的重任。同年，清政府调集万余蒙古骑兵拱卫京师。

当时，清廷可调动的蒙古官兵主要来自察哈尔（编制兵力8000人）、土默特（编制兵力5000人）和东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别看编制兵力不少，但真正堪用的精锐不过2万来人。

 

 

也正是从这一刻（咸丰三年）开始到同治四年，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僧格林沁所率数万蒙古马队（包括部分八旗劲旅）一直是清廷在北方的主力兵团，成为晚清皇室赖以维持至高无上权力的坚实后盾。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清朝惯例，战时出征会给予官兵一定赏赐和补贴，而蒙古士卒不仅要自备军装、武器（清廷只配发少量火枪）和部分马匹，领取的赏银也比八旗兵丁少得多（仅为后者1/3或1/4）。

尽管待遇低下、武器落后，但若论起吃苦耐劳、作战英勇，蒙古骑兵在当时的清军序列中堪称翘楚。史载，蒙古骑兵“冒暑冲寒”，人不解甲，马不卸鞍，能在饮食无法接济的情况下连续几昼夜坚持战斗。

 

 

由于蒙古马队长于奔袭，给当时逼近京津的太平军北伐部队造成很大杀伤。战役后期，蒙古骑兵更是隔绝了静海与独流两部太平军之间的联系，加速了后者的失败。

消除了太平军对京师的威胁后，外部侵略势力又接踵而至。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在抵御外侮的历次重要战斗中，僧格林沁及麾下蒙古马队同样扮演了关键角色，前者或遵令驻防京畿重地（通州、南苑），或奉命部署在抗敌一线，足可见清廷对其寄予厚望。

 

 

第一次大沽之战前后（1858年4月15日至6月15日），奉调赶赴大沽、山海关、通州和京师南苑的清军共计1.6万人，其中蒙古官兵有5000人，占比超过30%。第二次大沽之战前后（1858年12月8日至1859年6月27日），奉调开赴天津、大沽、山海关的清军约1万人，其中蒙古官兵为3500人，占总兵力35%，占大沽守军（约8000人）的44%。

 

 

后人多以为当时驻防京津的清军兵力远超英法侵略者，实则不然。八里桥之战（1860年9月21日）打响前，英法联军通过8个月调兵遣将，仅在华地面部队就有2.8万人，包括2.35万步兵、1000名骑兵、3200名炮兵（按照当时每门炮需要8名炮手“伺候”估算，英法联军装备的各型火炮或达数百门之多），另有约120艘战舰在海上配合陆军作战。

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主力约1.8万人在海军配合下登陆北塘。当时分驻新河、唐儿沽、石缝及大沽北炮台的清军不到5000人，尽管寡不敌众，但这部分清军或主动迎战，或据守阵地，进行了比较顽强的抵抗，对此许多当时参战的外国官兵在回忆录中都有明确记述。

 

 

经过3轮战斗，清军虽一再失利，但主力尚存。僧格林沁也认为，几场前哨战失败是因为他的骑兵还没大量投入战斗。1860年9月21日上午7时，八里桥之战打响。清军一方3万余人，其中蒙古马队万余，步兵近2万，主要装备弓箭、刀枪和少量火器。因重炮转运不便，此役清军使用的火炮一般重量在2000斤以内，射速5分钟1发，射程不超过1000米。

反观英法联军，远在2000余米外就开始用康格里夫火箭攻击清军，在1000米处开炮发射霰弹杀伤发起冲击的蒙古骑兵，使之损失过半。等到剩下三分之一清军冲到200米处，英法联军又以排枪连环攒射。由于清军所用弱弓有效射程仅70余米，只得冒着枪林弹雨继续冲锋。当冲到敌阵50余米处时，蒙古骑兵已伤亡殆尽。

 

 

八里桥之战，僧格林沁麾下1万蒙古骑兵基本伤亡殆尽。5年后，僧格林沁所部1万余人（多数为满蒙精锐骑兵）又在曹州被捻军围歼，全军覆没。

僧格林沁兵败身死，不仅断送了清朝皇室所仰仗的最后一支战略预备队，更促使清代兵制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八旗军、绿营兵、蒙古骑兵等中央军在清代国防力量的首要位置，被湘淮军等地方实力派武装所取代。

 

 

实际上，早在八里桥之战失败后没多久，咸丰帝命各地督抚出兵勤王，当时坐镇安庆前线的曾国藩就敢“坐视军国之急”而托词按兵不动。

史载，僧格林沁被杀的消息传到京城，9岁的同治小皇帝吓得大哭，满城文武惊骇失色，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更是束手无策，只得宣布辍朝3日以示哀悼。自此，清廷在满蒙贵族中再也物色不到增格林沁这样的得力干将。

 

 

迫于无奈，暗气暗憋的清廷只好再次请湘军大帅曾国藩“出山”，赴山东一带督兵清剿捻军，还命令山东、河南、直隶3省的八旗军、绿营兵和地方文武官员，统归前者节制调遣。同时，又调遣湘军悍将、南镇总兵刘松山及属于淮军系统的刘铭传、潘鼎新等部配合曾国藩作战。

就这样，以僧王之死为转折点，原本属于满蒙王公贵族的军权，逐渐落入握有重兵的汉族督抚大员（说白了就是军阀）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