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4）

我:
这时中学已是军宣队、工宣队当家，还以首都中学红代会名义建立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出身好与工宣队走得近少数左派同学纷纷加入《红卫兵》。红卫兵中骨干分子倚仗工宣队撑腰，对我们毫不手软，有一次在课堂上，工宣队长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劈头盖脸地质问道：“昨晚学校体育器材库被盗，是不是你干的？”我毫不示弱：“你凭什么说是我干的。”接着他拍着桌子吼道：“有人看见一个黄穿军装的人进出。”我也拍着桌子喊：“穿军装的人多了。”他顿时被我的举动振蒙了（其实他哪里晓得我是附小红旗发起人，当年因筹措经费和警察交过手），知道硬的不好使，他缓了一下神说：“不是你就算了，何必发火。”我也不客气：“诬陷我能不生气嘛。”“那你回去上课吧。”既然如此，见好就收顺着下台阶，当然我很清楚，肯定是《红卫兵》那帮人告密。刘师傅说起来蛮有气量，事后和我相处的挺好，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在我第二次重回“狗崽子队伍”后，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与表现不积极的同学为伍，成为右翼群体，所幸我们这群体属于大多数。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充分体会到，一旦被打入另册，在这个政治高于一切时代，你就是贱民，权利、尊严所有一切都是奢谈。MZD同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使本应情同手足的童鞋们相互反目，这是无以伦比的悲催。
1969年底，父亲的历史问题终于查清，我呢“靠拼爹”又再次回归红二代行列，这时的我内心非但没有丝毫喜悦，反而有几分沉重。想想那些“狗崽子”们仍然在最底层挣扎，记得当年，我问父亲参加革命的动机，他老人家曰：“我看不惯那些人凌强欺弱，崇尚人人平等。”难道社会非要有人压迫人吗（尽管多数压迫少数），阶级斗争成为我心底永远挥之不去阴影。
1970年中，我毕业分配到国防工厂，离开熟悉的大学校园。次年1月参军入伍，退伍后进入邮电系统工作。同学间曾经的恩恩怨怨随着岁月早已消散，每逢回校园看望父母时，总觉倍感亲切。
文革后借着落实政策机会，北京各高校都有一个土政策：每家可以在本校安排一个子女。就此产生了“高校二代”，形成有意思的“世袭倾象”，以致现在各校附小、附中招生都有“高校二代”优惠政策。高校小社会化的趋势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也在逐渐弱化，大院的孩子群体早已失去昔日的风采。
              2017.1.4.
  
注1：“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是党依靠的基本力量；
注2：“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注3：“中间类”：既教师、银行职员、中农、“小土地出租”、“城市贫民”等属于可以团结的人群；
我:
作者的父亲是北航60年代的保卫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