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大院（3）

我们这些昔日两小无猜的小伙伴们，在赤色风暴下被裹挟到“拼爹”潮中。毛时代人群有“红五类”【注1】、“黑五类”【注2】之分，还有一些非红非黑的“中间类”【注3】；红五类的孩子们主要是工人和小部分普通干部的子弟，他们根红苗壮属于大多数，他们中的一些人效仿大学生于9月间成立了《附小红卫兵》，头头是六年级任XX，此人工人出身，1965年刚从农村老家转学过来，比同级同学大二岁，长得人高马大。全校第一次批斗教导主任就是由他主持，之后一系列批斗老师的大会都由他出面，并且屡屡对老师们大打出手。
随着运动深入，不断揪出“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叛徒、阶级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一堆坏人，随着“黑五类”队伍迅速扩编，其子女也会沾爹妈的光成为“狗崽子”。更有甚者有个同学因为祖上是康有为而倒霉，居然开始“拼爷爷”。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黑五类的狗崽子们则低头顺耳唯唯诺诺，大院的孩子们截然分成红、黑两大阵营。大串联期间（1966年8月—12月），附小红卫兵几次三番上门为外地串联进京的红卫兵征收棉被、冬衣，记得有次一位六年级女生带着附小红卫的兵几个人到我家对着母亲大发淫威拍桌子瞪眼，我在一旁望着昔日同学只能忍气吞声。
当然，“红、黑”之间有时也会有所变化，我的出身成份在文革中就颇有戏剧性，犹如“变色龙”般在“红、黑”间几度沉浮，从一个侧面折反出大院孩子们文革中的生活形态。
家父是三十年代的ZG党员，在大学里混个副职．文革初期就有幸成为黑帮分子，时常出席各类大会站在主席台上，或者走在游街队伍的前头，每次红卫兵都会给他发个大大的＂胸牌＂挂在脖子上。我家住的小院是个走资派聚集地，大门口的公用煤房转眼变成红卫兵值班室，大人们每次进出都要登记，他们还恭送对联一副，上联＂庙小妖风大＂，下联＂池浅王，八多＂，横批＂牛鬼蛇神窝＂。孩子们出入也都灰溜溜地不敢抬头，当起“狗崽子”。那是一个光怪离奇年代，家父是走资派，而我哥哥却以“老兵”身份（泛指1966年8月加入红卫兵的中学生）身穿黄军装，腰系铜扣牛皮武装带，在社会上造反、破四旧。有时借着夜色从学校潜回家中，眉飞色舞地向我白话一通外界见闻，再从妈妈那儿领取“给养”后俏然离去。
到了1966年10月，北航红卫兵开始“扫地出门”战役，全院90%的中层以上干部、教授、副教授，以及其他“牛鬼蛇神”，纷纷被赶到工人居住区。而“牛鬼蛇神窝”不久则成为北航红旗战斗队的司令部，人称“红旗院”。
我们家搬进北院一个20来平方米2居半，这里30来户人家公用一个水龙头和厕所，生活条件远不如前。但是，离开了“牛鬼神蛇窝”，再不用看那些“看守”的脸色，倒反而感觉气氛轻松许多。这时，北航的“红卫兵”和“红旗”两派争斗正酣，忙于争权夺利，扩大各自的社会影响力，似乎无暇顾及这群黑帮。街坊邻居对我们没有丝毫歧视，一帮老工人傍晚总会围着我爹（一个戴帽的“黑帮”）听他讲打仗的故事，老头也乐于沉浸在过去的枪炮声中，以排解眼前的烦恼。
随着政治微环境的改善，我自认为回到“红五类子女”行列，于是蠢蠢欲动暗地联络了几个高年级同学，于11月间发起成立《北航附小红旗战斗队》，至此北京航空学院大、中、小学的《红卫兵》、《红旗》两派群众组织形成系列。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在全国高校实属罕见。附小两派关系非常微妙，《红卫兵》中又以年级区别，六年级红卫兵掌管学校大全，与我们格格不入。五年级红卫兵则与我们相同，不介入学校运动，唯大学生马首是从，跟着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比如卖各派的报纸、散发传单、参加社会上集会等。虽然是两派但相安无事，彼此礼尚往来，各为其主关系微妙。这种局面随着《北航红旗》以绝对优势打垮《北航红卫兵》而告结束，附小红卫兵作鸟兽散后不久，附小红旗也自生自灭。
大约自1967年春季之后，几乎所有小学生都陆续脱离各自“组织”，把“红卫兵”、“红旗”抛在脑后，成为“逍遥派”回归孩童本色。小伙伴间也没有家庭出身差异，摈弃前嫌在一起玩耍，这段时期仿佛回到文革前的形态。这种状况持续至1968年1月，在“停课闹革命”一年半之后，我们在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稀里糊涂地当起中学生。也是在1968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3月间，家父因1939年ZG县委遭到破坏，在太行山里避祸脱党近一年的历史问题，一纸《勒令停职审查》告示贴在门前，我再次成为“狗崽子”。如果说文革初期批黑帮有大拨哄的意思，这次是打到“七寸”了。因为这个历史问题早在1955年授衔时已下过结论，性质属于被动脱党。如今又有人旧事重提，显然来者不善。况且10多年过去了，在现今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证明人是否还键在、能否讲实话，都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