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关于敌后抗战的回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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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敌斗争的坚强堡垒

1938年1月由李荒和马清藻二人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预备期一年。由于工作的需要，到了7月份，组织决定让我提前转正，並调我到河北省曲阳县任县长。

1938年7月，我来到了抗敌斗争的最前线——曲阳县。刚到曲阳县时，我们就住在县城里，并且还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那时，敌人的扫荡刚刚过去，整个曲阳县都已被敌人烧得不成样子，一片片倒塌的房屋，还有被抢掠一空的商店，满地砖头瓦块，到处是断壁残垣。县城里的居民已四散到周围的农村里，避难街上空空无人，一派凄凉景象。我们的县政府及其他一些县级机关单位，包括工、农、青、妇、武装部、县委、公安机关等，就设在当时残存的几处房子里。随后，四散逃难的居民陆续地回来了一些。街上也出现了几处叫卖摊。虽然这些小商贩们卖的都是些烟、酒、茶糖之类的小商品，但还是吸引了一些刚返回来的居民，小贩的叫卖声也给这小小的县城增添了一点生机。

抗战以前曲阳县就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后来发展到县与区级都有一部分党的骨干力量，与广大人民密切地联系，形成了一个以党为中心，广大人民群众为后盾的密切团结的战斗堡垒。因为具备长期打下的工作基础，曲阳县的各项工作与对敌斗争都做得比较好。

从地理位置上看，曲阳地处边区中心的东南，是阜平县的东大门（阜平当时是晋察冀边区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也是敌人进攻我边区中心阜平县必经要道之一。从敌人据点定县到阜平仅有二百里左右，因此曲阳县是当时的要害地区。

1938年秋季，敌人又进行了扫荡，占领了曲阳县城，随后又占领了党城、沙城、元兆三个镇子。这就使曲阳县成为对敌斗争比较尖锐和复杂的地区。

为了更好地组织好对敌斗争，把好曲阳县这个门户，不让边区政府受到损失，我们曲阳县政府的党政领导，包括我在内，平时就经常深入到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周围的村庄，加强对区、村政权的领导，鼓励基层干部始终保持旺盛的对敌斗争意志。我们组织群众在夜间破坏公路交通，使其白天的交通受到阻滞，敌人大批部队通过的时间因而大大拖延。及时传递敌情，配合对敌斗争，使敌人夜间少数人不敢出动。

对敌寇，我们采取各种办法与他们斗争，不让敌人进入我根据地。对汉-奸，我们备加警惕，只要抓住就毫不留情。尽管有的汉-奸很狡猾，表面上抗日，实际上亲日。但无论他们伪装得多么巧妙，也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想办法把他们抓住，加以处置。如曲阳县的一个伪县长，是个做恶多端的日本走狗，我敌区工作小组设法把他引到城外的—个村庄附近加以逮捕，就地镇压。这次打击汉-奸的活动，使各个伪政权的敌伪人员受到很大震动。

为了保证部队的给养和补充部队的战士，我们都亲自深入到各村庄与村干部一起进行公粮、人力、物力的动员工作。同时，在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方面，我们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的人民群众，人人都是情报员，侦察员。敌人的大小活动都逃不出人民群众的眼睛，—有敌情，群众就千方百计把情报送到我们手中。鸡毛信便是当时传递情报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弄清敌人出动的具体时间后，我们就立即组织民兵，提前在敌人必须经过的地方埋上地雷，设置重重障碍。有时敌人在局部扫荡中会与我主力部队在战场上相持一段时间。为了保存主力部队的实力，往往让部队在白天与敌人交战，民兵、游击队便在夜里袭击敌人，使敌人疲劳应战不得休息。对在战斗中负伤的八路军伤员，都由民兵组成救护队及时抬到安全地带救护治疗。人民群众都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这些在前线流血受伤的战士，减少部队的后顾之忧。

坚壁清野也是我们必须做好的工作之一。日本帝国主义本来就是一个物资贫乏的岛国，加上连年的侵略战争更使他们感到供应严重不足。所以，他们扫荡的目的之一就是抢掠老百姓的粮食与其它物资。曲阳县离敌人主要据点较近，所以坚壁清野就更为重要，敌人的“扫荡”一开始，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群众把收藏粮食与物资坚壁起来，不叫敌人抢到一点东西。

人民群众对敌人仇恨很深，对我们自己的部队则无比拥护和爱戴，战斗空隙中，他们经常主动热情地慰劳我们的战士。群众的热情在精神上给了战士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在肯定群众这种做法的同时，也及时向他们讲明，我们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不是一两年就能结束的。并告诉他们既要热情支援，又要避免在一时一地过多地使用财力、物力。这样既讲清了道理，又节省了民力。

由于曲阳县对敌斗争搞得好，所以被边区命名为对敌斗争的模范县。

白求恩大夫的一件事

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自愿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用精湛的医疗技术为中国抗日军民服务，培养了大批医务技术人员。后因抢救伤员在手术中不幸感染中毒，1939年11月12日在中国河北兖县逝世。毛泽东同志著文《纪念白求恩》悼念他，赞扬他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和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在曲阳县时与白求恩大夫曾有一面之缘。

当时我任曲阳县长，1938年底前后，我县政府驻在曲阳县北区的宋家庄时，白求恩大夫来到了那里。他是来找一个新西兰籍的女传教士何明清的。何教士也是一位热心支持我国人民抗日的国际友人，她以一个传教士身份经常突破封锁线，为我们买来急需药品，这次为白求思大夫带来了不少药品。但白求恩大夫亲自检查过之后，却认为有些重要的药品还没有买到。顿时白大夫的脸上出现了不悦的神色，当场提出了不少意见，并提出要何教士想办法掩护他亲自去敌占区买药。何教士认为白求恩大夫亲自去很危险，开始还极力劝阻，后来看白大夫的态度十分坚决，便应允了。

当时我正在外屋，对他们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一听白大夫要亲自去敌占区，我急坏了，一时拿不定主意，就立即回到县政府(在教堂附近)给三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同志打电话，向他请示这件事。陈司令员说：“我三分区也无权阻止白大夫外出。只有打电报给聂荣臻司令员，再让他来电报,通知白大夫回军区”。但这样很费时间，怕来不及。后来商量的结果是：先以聂司令的名义写一个命令给白大夫，事后再向上级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好这么做了。时间不长，一个通讯员拿着聂司令的“电报”送给了白大夫。电文说:军区有急事让白大夫速返。这样才及时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