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领袖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大国领袖》 作者：尼克松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1953年当赫鲁晓夫在苏联高级领导层中初露头角时，我正担任副总统的职务。西方世界里许多人很快对他作出了评价，然而，他们对他的初步印象往往离实际有十万八千里之远。他们对像斯大林那样严肃但秘密地在幕后操纵、控制事物的苏联领导人比较习惯。但是，身材粗胖的赫鲁晓夫一跳上政治舞台中心，就不拘行止、言谈失检、夸夸其谈，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模式，这使许多人不拿他当一回事。
《生活》杂志称他为“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新闻周刊》的一位专栏作家赠予他“庸庸碌碌的公务员”、“一匹普普通通的役马”的绰号，《时代》杂志则称他为“硬提拔起来的人”，意思是尽管他缺乏教养和训练，却是被形势“推上来了”。西方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赫鲁晓夫连给斯大林擦皮鞋都不配，更不用说接替他的职务了。当他首次出国去贝尔格莱德时，他的一举一动很不利于改善他的形象。他粗鲁无礼，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社交界中显得格格不入。新闻界喜欢描述他狂饮作乐的姿态，并且写道，同斯大林相比，他只是一个待不长久的无足轻重的人物。
那些比较关心外交政策，但又一知半解的华盛顿社交界人士，乃至一些职业外交官，也都低估了赫鲁晓夫。其中有一个人当时对我说，他对赫鲁晓夫评价不高，因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太贪杯，而且“俄语讲得不好”。这些观察家们压根儿就不了解，尽管赫鲁晓夫讲起话来句法混乱，衣着很不入时，趣味粗俗低下，但这些都没有使他在成功地担任领导人方面有所逊色。这些观察家过于注重风度和教育，他们忘了，举止文雅并不能使人成为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就政治家而言，关键不在于一个人的外表，而在于他的内涵。一个政治家的个人外表无论多么美好，如果缺乏久经磨炼的内在力量，他就不会成功。
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是一个俄国的克拉霍恩参议员式人物。有一年五·一节举行军事检阅时，苏联的高级领导人都脸无表情地观看部队在他们面前通过。后来，当一中队喷气式战斗机在上空轰鸣时，赫鲁晓夫顿时在检阅台上活跃起来，他拍着尼古拉·布尔加宁总理的肩膀，像一个小男孩看到一套新玩具一般的高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洛托夫看到喷气式飞机时仍冷冰冰地保持着尊严，赫鲁晓夫不像他，但这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使用这些飞机时会手下留情。
赫鲁晓夫的个性是在斯大林极权时代锻炼出来的。斯大林手下的人员有两种类型：一种人很机灵，另一种人很死板。安东·安东诺夫·奥弗森科在其所著《斯大林时代：暴政的写照》一书中提到，在那个年代，只有那些会运用无情手段的天才和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人，才能生存并晋升到高级领导岗位上去。为了奋力跻身于那个行列，赫鲁晓夫必须十分机智，必须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钢铁般的意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看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掌权伊始，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会议上说：“在共产党那个为生存而残酷斗争的地方，任何一个能幸存下来并上升到高级领导岗位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一个危险的敌人。”他的话言之有理。一位眼光敏锐的西方外交官说，赫鲁晓夫外表显得软弱，“内心却坚如钢铁”。
我初次遇见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59年。那时，我去莫斯科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仪式。同年晚些时候他访问美国时，我又同他见了面。
1959年7月，在我动身去莫斯科之前不久，国会通过了自1950年以来国会每年都要通过的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决议中包括了艾森豪威尔发表的声明，要求美国人“研究受苏联支配的各国所处的困境，并且再次表示支持这些被奴役国家人民的正义愿望”。
我从美国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出访波兰回国才一个半小时。波兰人民以冷淡蔑视的态度对待赫鲁晓夫。总的说来，苏联同其卫星国的关系十分紧张。赫鲁晓夫回国后从机场直接前往会场发表讲话，激烈谴责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我的飞机降落以后，我受到了冷淡但不失礼仪的接待。弗罗尔·科兹洛夫副总理致长篇欢迎词，声音很洪亮，但是没有军乐队，没有奏国歌，也没有群众场面。显然，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前往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进行第一次会谈。当我步入他的房间时，赫鲁晓夫正站在远处角落里察看数月前苏联发射的月球卫星的模型。当他把模型放回原处时，在他手里的模型看上去像一个特大号的垒球。
他迈着蹒跚的步子向我走来，身材比我想象的要矮，最多不过五英尺六英寸高。他腰围粗壮、双腿短粗，肩膀是斯达哈诺夫斯达哈诺夫是苏联早期的煤矿工人，劳动模范。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开展的劳动竞赛以他的名字命名。式的，身材矮胖而笨拙。当我们握手让摄影记者照相时，我感觉到这位65岁的苏联领导人很有手劲，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体格健壮、力大如牛的人。
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在场时，赫鲁晓夫友好地同我聊天，他那对敏锐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扫视着房间四周。滚圆的脸庞、厚厚的嘴唇、坚毅的下颌，再加上狮子鼻、高颧骨，显得很生动。赫鲁晓夫对我在大约八个月前在伦敦市政厅所作的讲演倍加赞赏。他表示欢迎我在讲话中提到的那类和平竞赛。接着他挥手示意让摄影记者离开，并用手势请我到一张长会议桌边，在他的座位对面入座。
这时气氛顿时改变了。赫鲁晓夫尖着嗓子，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激烈的言词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他声称，这是一次严重的“挑衅”，是一项愚蠢的、吓唬人的决议。他要求知道美国下一步是否就要发动战争。“以前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国会决不会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他说，“但现在看来，麦卡锡参议员虽然已死，他的阴魂却不散。正因为如此，苏联必须时刻作好准备”。
我向他解释说，决议只是表达了美国的看法，而不是一项战斗号令。我想接着谈其他问题，但是赫鲁晓夫不愿听。最后，我说：“我们白宫有个规定，在讨论时间拉得很长，而又没有进展时，就中断讨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我们谈这个问题谈腻了，换个话题吧。’也许你我此刻正应当这样做。”
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赫鲁晓夫仍然显得无动于衷，他决心再尝试一次，“我同意总统说的话，我们不该反反复复地谈一个问题”。他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贵国国会为什么要在这样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么一项决议”。说到这里，他怒容满面，大声叫嚷了一番，我意识到他说的是一些粗话，他的译员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脸顿时涨得通红——他后来担任过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显然觉得很窘迫，他朝卢埃林·汤普森大使看了一眼，汤普森大使懂俄语，正咧着嘴笑。过了几秒钟，译员终于将这句话翻译过来：“这项决议很臭，臭得像马刚拉的屎，没有什么东西比那玩意儿更臭了。”
当译员翻译这句话时，赫鲁晓夫两眼盯着我。我决心以牙还牙，将他一军。我想起给我准备的背景材料中曾提到赫鲁晓夫年轻时当过猪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就知道，马粪常常被用作肥料，但是有一次我们的邻居用了一担猪粪，那可真是臭气熏天。我逼视着赫鲁晓夫的眼睛，以交谈的口气回答说：“恐怕主席说错了，还有一样东西比马粪更臭，那就是猪粪。”
这句话翻译完之后，霎时间赫鲁晓夫太阳穴的青筋似乎立刻就要暴出来，眼看快要大发雷霆了。可是他突然又展颜微笑说：“说得很对。你刚才说我们现在应当谈些别的，也许你说对了。但是我要警告你，你在这里访问期间，还会听到我们谈这项决议的事的。”如果说赫鲁晓夫在其他问题上很少恪守诺言，在这件事情上他倒没有食言。
在我参加的一系列高级会晤中，我很少像1959年那次为同赫鲁晓夫会晤而准备得那样充分。但是自从我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办公室初次会见他之后，我意识到，无论花多大精力做准备工作，都不足以对付尼基塔·赫鲁晓夫。此人全然令人难以捉摸。礼貌、礼仪、日程对他都不起作用。在我访苏期间，他一会儿在作为样板展览的美国电视演播室的摄影机前对我高谈阔论，嘲笑美国；一会儿在美国厨房展览室的洗衣机前以核导弹威胁西方；一会儿又在社交性午宴上，当着惊讶不已的我的夫人、赫鲁晓夫夫人和其他客人的面，进行五个半小时的外交政策辩论。
我每次同他会晤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赫鲁晓夫其人的形象总在我脑海中构成一幅写照。他总是处于进攻的地位。他本能地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再加上抑制不住，一心想占对方的便宜，所以在对手面前得寸进尺，并力图压倒任何一个在他面前稍示胆怯的人。他的言谈举止十分丰富多彩，喜欢炫耀自己，尤其在人多的时候更是如此。
他做任何事都预先作好充分准备，在对手面前知己知彼，并以此自豪。由于他足智多谋，善于在走投无路或处于难以立足的困境时迂回周旋、转换话题，因而特别擅长进行辩论。虽然他表面上看来十分容易激动，但讨论重大问题时，我看到他总是头脑清醒、冷静沉着、善于分析。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赫鲁晓夫既令人发笑，也使人感到茫然不解。1953年，他从斯大林的助手的行列中悄悄向上擢升。到1964年却因出其不意地被同事打倒而骤然从舞台上消失。他掌权时给人们留下了三种不同的形象：一个夸夸其谈的小丑，是近代历史上公开场合醉酒次数最多的俄国领导人；一个投机冒险的务实派，他不愿为教条所约束，但常常心血来潮，企图用“灵丹妙药”，而不是采纳长期的治本的办法来解决本国的问题；一个共产主义极权主义者，他踩着竞争对手和同胞的尸体爬上权势地位，并对反对者使用放逐的手段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后却成了自己所用手段的牺牲品。
在我同赫鲁晓夫的接触中，我发现他身上小丑的一面又表现出两副面孔。有的时候他会吵吵嚷嚷、兴高采烈、豁达开朗，表现出友好和几乎是迷人的魅力来。他面带笑容，在任何场合都准备说上两句农民谚语。他同我讲话时有时抓住我的衣襟，似乎想借此吸引我的注意力。他常常侧身凑近我，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看是否有人偷听；然后就压低了嗓门，向我透露某些有关苏联军事计划的“秘密”。
有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他面前有很多人的话，他就会变得言行粗鲁、暴跳如雷、盛气凌人，成为他自己独创的高分贝外交的专家。在他对我大喊大叫时，他会站在我对面，用食指捅我的胸部，似乎他嘴上讲的刺人的话还需要配上捅人的动作来加重语气。他往往会像一名机枪手瞄准目标那样，眯起眼睛，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论点，并吐出一大堆夸大、亵渎的言词来。在我们每次会晤结束之后，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在讲究礼貌外交的时代，赫鲁晓夫在盛怒中说的许多话足以挑起一场战争，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些话仅仅使译员脸红而已。
我们参观美国展览会那天，从我们俩在电视演播展览室的表现中，我发现赫鲁晓夫身上小丑的形象，他熟练地施展着表演才能。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提出，要拍摄我们互相致意的镜头，以便在展览会展出期间播放给观众看。开始赫鲁晓夫有点迟疑不决，但当他看到一群苏联工人以后，顿时壮起了胆子，登上讲台对准摄影机讲话，为观众表演起来了。
“美国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三百年？”他问我。我回答说，美国大约有一百八十年的历史。“那么，好吧，我们可以说，美国已存在一百八十年了，这就是它所达到的水平，”他说这句话时，举起胳膊朝整个展览大厅挥舞了一下，“我们存在了还不到四十二年，但再过七年，我们就达到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大吹大擂吸引住了，他们喜形于色的表情似乎对赫鲁晓夫起了鼓舞作用。他接着说：“当我们赶上你们、超过你们时，我们将向你们挥手致意。”他以夸张的手势结束他最后这句奚落美国的话，煞有介事地睁大眼睛回头凝视着后方，用他胖乎乎的小手向他想象中正在向远处消失的美国挥手告别。
如果把赫鲁晓夫其他一些可笑的形象拍摄下来，并汇集成册，不仅饶有兴味，而且很说明问题。这些照片不仅将反映他最出色的一面。也将反映他最糟糕的一面。例如，他可以以自己小丑式的表演来解脱东道主遭遇丢面子时的尴尬。1956年，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农村时，他乘坐的汽车轮胎瘪了，年已61岁的他，嬉皮笑脸地向59岁的副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挑战，于是两人在路旁举行起即兴摔跤比赛来。在铁托手下的人修车的时候举行这场逗人嬉笑的比赛，正好给新闻记者们解闷。他们见到这个情景大为吃惊，在发回的电稿中纷纷以两位共产党要人进行路边比赛作为导语，却未就令人难堪的轮胎撒气事加以渲染。
为赫鲁晓夫拍摄的大部分形象都毫不虚夸地表明他是一个无耻之徒。1959年柏林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莫斯科时建议举行外长会晤以解决柏林纠纷。在赫鲁晓夫看来，这种会晤无济于事，因为外长们不掌握必要的决策权。为了说明外长们的地位如何无足轻重，赫鲁晓夫对麦克米伦脱口而出：如果要我的首席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葛罗米柯也不得不照办。
这不是麦克米伦最后一次听赫鲁晓夫说粗话。1960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建议这个国际组织进行几项改革，其中包括将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者苏联去。在联合国大会拒绝了他的建议之后，他开始对其他代表无理取闹，在他们发言时大声叫嚷并发出笑声。麦克米伦讲话时，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苏联领导人当着几乎全世界各国代表的面，脱下一只鞋，把它当作木槌一般在桌子上砰砰敲打。
赫鲁晓夫是个笨拙无能的家伙，是俄国老妈妈身上掉下来的一块土疙瘩。一个典型的沙俄时代脾气暴躁、言语啰唆的农民。虽然他的小丑表演自然而逼真，但只有在需要时他才充当小丑。他以举止随便、信口开河为策略。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苏联的实力远不如美国，赫鲁晓夫试图以意志力来补偿军力上的不足。他进行核恫吓，并且宣称“你们的子孙后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之下”，以使西方害怕苏联的威力。大多数西方领导人并没有被他所骗，但他的好战言论使许多公众认为，尽管他口称要“和平共处”，但对发动世界大战不会手软。
1956年赫鲁晓夫在访问英国时所发表的讲话十分典型。他告诉听众说，他在车队行进途中看到有几个人对他的访问表示抗议，还特别注意到有一个人向他挥舞拳头。“我以这个手势回敬，”他说着，为了增强效果也挥动着拳头，“我们互相都懂得对方的意思”。听众哄堂大笑，但是赫鲁晓夫又平静地说道：“我想提醒那个人，过去也有人试图以这种方式对我们说话……希特勒曾对我们挥舞过拳头，可是他现在已经躺倒在坟墓里。难道现在我们不该变得聪明一些，彼此不要再挥动拳头吗？”
赫鲁晓夫也许将作为某种务实主义者被载入史册。他不是那种能够死记硬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乃至每个标点符号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并对此有必胜的信念；但他只是在星期日才在理论的祭坛前顶礼膜拜。我很难想象他当真会把马克思厚厚的三大册《资本论》全部读完。在这方面，他和斯大林大不相同，斯大林博览群书，写过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著作。
赫鲁晓夫对自己的务实主义感到非常自豪。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谈论副总理弗罗尔·科兹洛夫，科兹洛夫去纽约主持苏联展览会开幕式时我曾出面欢迎过他。他是个政府官员，驯服地紧跟党的路线的每一个曲折变化。赫鲁晓夫以明显的轻蔑口吻说：“科兹洛夫同志是个没出息的共产党员。”赫鲁晓夫自己也是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员，但他不愿受教条的束缚。
他经常谴责马列主义的“宣传家们”，认为他们是一些“背诵”在当代“一个戈比都不值”的过时理论的“鹦鹉”。有一次他声称，“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能够复活的话，他们会嘲笑这些书呆子和引经据典的人，因为这些人不研究现代社会，去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都企图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一段关于如何管理机器与拖拉机站的引语。”
他对共产主义理论原则的信仰不是通过自己学习获得的，而是出于他的本能。他的脑海中装着从共产主义思想衍生的各种陈规俗套，但很少注意那些复杂的细节。他并不赞成斯大林关于“如果理论和实践不一致，就改变实践”的论调。但是，他从不错过机会去促进他的事业，或者如他所说的，“推动一下历史”。
在我访苏期间，赫鲁晓夫兴致很浓，邀我在莫斯科河上乘船游览。他先后八次停船同正在附近游泳的人握手致意，并且大声地问他们：“你们受到奴役了吗？你们是奴隶吗？”这些正在游泳的人显然都是共产党的高层人士，他们齐声回答，“没有，不是”。于是他用胳膊捅捅我的胸部，大声说：“请看我们受奴役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当时，苏联新闻记者将他的话全部记录下来了。我们上岸时，只见赫鲁晓夫眉开眼笑。我对他说，“你知道，我实在佩服你，你总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宣传”。“不，不，我并不是在作宣传，我讲的是事实”，他反驳说。然而在他一生中，只要谎言奏效，他从不讲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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