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说真话的高级记者——悼戴煌先生
2月19日下午4点13分，原新华社著名记者戴煌在北京仙逝，享年88岁。
戴煌，原名戴澍霖，江苏阜宁沟墩镇人。一生南征北战，著述等身，但却是中国最著名的“老右派”，也几乎是“老右派”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
死亡让一些东西复苏，怀念之声亦随之四起。这位以敢讲真话而著名的新华社记者的事迹，在新媒体时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重温。他的一位学生写道：“作为学生时代听过戴煌的课、并且始终对他保持敬意的晚辈，远在香港，悲悼之余，我不由自主地去猜想，离世前这段时间的戴煌，会有怎样的心境，并且根据对他的了解，不无理由地认为，他一定是带着失望与不甘告别这个世界的。因为在他眼中，中国还不够美好，那场他16岁时就被吸引并投身的革命，其高悬的理想，还没有真正开花结果。”
但是，为了这个理想，戴煌付出的是一生的辛劳与波折。
一．
1948年——1957年戴煌参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报道，成为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
戴煌曾经在越南工作过一段时间，和胡志明主席有过多次交晤。1955年大年初一，胡志明主席去看望水利铁路建设工地的工人、农民和兵营的战士们并向他们拜年，在河内众多的外国记者中，他只邀请了戴煌一人一同前往。事后，胡志明和众人在一片松树林中共进午餐。
胡志明饭后跟戴煌聊天说，凡是到过中国的越南人回去后几乎都向他说过，中国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都极其丰盛，尽管大家早就不能再吃了，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然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岂不是非常非常地浪费吗？
当时戴煌解释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想让客人感觉宾至如归嘛！”胡志明摇摇头说：“不能这么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他评价胡志明说：“通过多次跟随采访的所见所闻，我深感这位终身未娶的越南老人的真挚和虔诚。我认识胡志明的时候只有26岁，现在我已经80多岁了，50多年来，我一直怀念敬仰这位与我的父母同岁的老人，终生牢记难忘！
对于战争时局，戴煌说：“我对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非常憎恨，满脑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时共产党、毛泽东也是这么号召打破一党独裁的，这是当时大多数同志的奋斗目标。”
戴煌回忆起自己思想的变化说：“朝鲜战争时，我写完罗盛教舍己救人的报道之后，去以金正日母亲金正淑名字命名的‘金正淑女子学校’采访，在该校师生面前讲话：要牢记十月革命的辉煌。那时我对斯大林还是一种迷信思想。1953年3月，我到许世友为司令员的三兵团去采访，突然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们都站在斯大林遗像面前痛哭流涕。”
“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听到一位秘书传达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情愫开始有了大转弯，不仅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而且开始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产生怀疑。”
“其实在这之前我就有过疑问。中国内战结束后，我跟随在南京的大街上庆祝游行的队伍一起狂呼‘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可到了1950年的五一节，就只剩下“毛主席万岁”了。很快，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杂志的封面，也由朱德的题字变成毛泽东的题字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朱德是重要的骨干，井冈山朱毛会师的时候，朱还排在前面。怎么现在，就只剩下‘毛主席万岁’了呢？这是当时很多同志都纳闷的问题。”
戴煌还提到：“1955年春节，我陪同胡志明一起慰问时，在饭后聊天时胡志明就提出反对喊万岁。他当时说‘没有人能活到一万岁，就算是为了表达感情，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这在当时对我的思想也是很大的冲击。”
1956年3月，新华社举行国内工作会议，会议接近尾声时，与会人员接到通知到中南海与毛泽东合影留念。这时候戴煌的想法已经发生转变，“许多同志大喜过望，我却没有什么兴趣。身边有朋友可能觉察到我的变化，悄悄对我说‘不去不好’。很多人回家换衣服，我仍然穿着天天穿的一套中山装。拍照过程中，大家喜言欢笑，我却笑不出来。”
二．
1957年5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阐明并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戴煌把自己的想法真实地表达出来，提出了反对“神化和特权”等观点。
一个月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整风运动”突然转化成为“反右斗争”，戴煌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右派”。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取得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马上，新华社办公楼后从上到下贴满了关于戴煌的大字报。1958年3月18日，戴煌接到新华社给自己的处分“撤销党籍军籍，撤销记者职务，劳动改造”。当时戴煌对这一处分不能接受，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在处分宣布会议上，会议主持人讲到：“接受二类处分的人，如果不接受处分，立即开除公职，自谋出路。”戴煌对此作了考虑，“虽然接受处分之后，虽然党籍军籍没了，监督劳动一个月只拿28块钱的生活费，但是公职还存在，将来弄得好，还可以继续革命。但如果现在连工作也被开除，自谋生路，那以后就跟革命二字彻底脱钩了。”
戴煌签字“认罪”。 于是，戴煌长达21年的苦难岁月拉开帷幕。劳改、判刑、入狱、妻离子散，成为人生中的关键词。
4月7号，戴煌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在那里呆了两年零八个月。
在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戴煌将北大荒称为“死亡场”，在戴煌的描述中，他用事实解释了这一名字的由来。
从16岁参加革命，戴煌一直做文职工作，没有进行过体力劳动，到北大荒之后，突然开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戴煌的身体短时间内很难适应。在劳动中，很多人受伤甚至死亡。戴煌的左腿也曾被爬犁撞伤，这个伤痛后来一直跟随着他。
刚到北大荒时，每个人的口粮定量是每个月100斤。随着“大跃进”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来临，口粮定量变为72斤，早晚只能喝稀饭，后来越来越少，逐渐变为63斤，48斤，36斤，最后一直到19斤。而每天所从事的还是同样的劳动。
戴煌身高1米78，去北大荒之前体重196斤。经过两度浮肿之后，只剩下82斤。戴煌感叹说：“在那里呆了两年零8个月，我体重去了一半多，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
1960年冬天，戴煌回北京的路上，从哈尔滨经牡丹江转车，他已经连天桥都上不去，甚至从月台上火车那两三个台阶，都是由一起同行的两位同志抬着他走上去的。
除了戴煌本人，这段“右派”生涯给戴煌的家人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戴煌被打为“右派”之后，他的前妻提出离婚，因为经济和其他原因，他们刚满十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刚刚学会说“爸”的时候，被送给了大连的姨妈。
戴煌原来的工资是每个月150元，他当时负担着一个患有肺病的姐姐的医药费以及多个侄子侄女的学费。到北大荒之后，戴煌的生活费是每个月28元，再也无力负担。
去北大荒前，戴煌卖了一支“派克”笔，得了30多元钱买了一些治肺病的药给姐姐寄回去，她吃了一个多月。戴煌到北大荒不久她就去世了，那年她34岁。
戴煌在1960年冬天回到北京。回北京之后不久，在周围同志的劝说下，戴煌写了《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共近10万字，文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之后，戴煌将此文上交组织。1962年国庆节前，新华社党委成员、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找戴煌谈话，说你受了这么多苦，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好，要给戴煌平反。他还表示新华社会组织人出去做一些调查，要戴煌好好配合他们，不要再发牢骚了。
1962年国庆节游行，戴煌擎一面大红旗走在新华社队伍的前面，通过天安门广场，戴煌认为这代表党恢复了对自己政治上的信任，非常高兴。
然而，国庆节过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的指示就传达下来了。新华社对于戴煌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并根据戴煌所写的回顾认定戴煌“坚持反党立场”，要对他进行“再批判”。
再一次的批判跟上次相比显得更加慎重。1962年10月提出“再批判”之后，经过半年的时间，到1963年五一过后，批判才开始，并持续了整整两个月。社内每一个星期出一期《批判戴煌简报》，并且不给戴煌看。
1964年4月23日，是戴煌参加新四军20周年。他们选择在这一天处理戴煌，罪名是“坚持反党立场”，处分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戴煌开始在北京南苑附近的团河劳改。
两年过后，“文革”就开始了。新华社的领导吴冷西、邓岗、朱穆之等人都被戴着高帽子游街，没有人管戴煌的事了，劳改农场的领导就叫他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后来戴煌去了天津清河农场。1969年又去了山西，在那待了十几年。
1978年元旦刚过，戴煌在劳改队劳动，左肋受伤，轻轻喘口气都疼得不得了，只好回北京过春节，顺便养伤，之后戴煌没有再回农场，结束了近二十年的劳改生涯。
1978年戴煌回到北京之后不久，“文革”结束。这时，中国境内掀起一股平反之风。
戴煌开始时是口头上访，没写书面材料，要求是：恢复名誉，重操旧业。去全国政协礼堂，那里的人说，这件事情不是他们搞的，让他们研究研究吧。去统战部，他们也说研究研究。然后去中组部，中组部院子前面有个传达室，里面有人也接待了，他们说我们一定研究，“不过他们态度比较好”，戴煌说。
在给右派改正的通知下发到全党之前，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和其他三个人，一人拿20元钱，到戴煌居住的小屋子里，给他们一家人解决生活困难。国庆节前，新华社复查组工作人员就通知戴煌，国庆节三天假期一完就回去上班。1978年10月4日，戴煌重新回到新华社。
“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间国家和党犯过的错误太多，短短一时的平反活动根本没有完全揭露。尤其是对于某些领导人所犯的错误更是提也不敢提，对其所做的错误的事情动也不敢动。不敢承认历史中的错误，就不能真正的进步。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一点短时间内还很难做到。”谈到这段时期，戴煌表示了深深的遗憾。
戴煌第二次走上新闻道路之后，他加大了对普通人和社会的关注，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他们平反以及揭露调查腐败现象。谈及这个问题，戴煌表示，他现在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自己的经历才促使他这样，而是由他从小受到的教育和长期培养的信念决定的。
“我还没有上学，在家中认字的时候，就跟着比我大六岁的四哥练拳脚，想长大了劫富济贫、主持公道，让穷苦人也过上好日子。”
“1941年，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老师谈着风琴，让全班小朋友唱毕业歌。歌词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每一次练唱，我跟同学们都噙满眼泪，都希望立即奔赴战场。”
“战争中，我见过的牺牲数不胜数，我自己也流过泪流过血，但是我们都为了达成一个执政目标从没有后悔过。但是现在的社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社会。”
三．
“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腐败现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民主程度太低。阿克顿在1887年就提出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光是现在，历史上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权力集中产生的。”
戴煌写道：“咱们政府名义上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样的事情可多了，就谈我们四川凉山那里的贪官污吏。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权柄魔术师》，发表在1988年第六期《当代》杂志上，是那一本杂志的第一篇文章，记录了凉山彝州那里的贪官污吏。
“然后又写了一篇，《在层层厚网的覆盖下》，也是凉山的贪官污吏，一个副州长的儿子，在饭店里面吃饭，另外一个人无意地碰倒了他摆在地上的空酒瓶，他就拿出刀子把人家杀了。所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结果外面报刊上发表的这些文章，凉山的这些贪官污吏居然到北京法院来告我，好像他们是合法的，我是非法的。
到法院打官司，打了两场官司，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在这个《权柄魔术师》的标题下面，我还引用了苏联过去一个话剧里面的台词，“没有良心的权力是卑鄙无耻的，没有权力的良心是软弱无力的。”中国社会就这样。
当然你们都是年轻人，现在就是在台上的这些人，当年也是喊万岁、万万岁，万寿无疆上来的。就这一次开作家代表大会，胡锦涛不是也去讲话了吗，第一个还提毛泽东思想。你们看见那个报道了吗？对平反冤假错案做出重大贡献的胡耀邦一个字都没有。为什么？值得思考。
所以我说，当年我参加新四军，党和军队强调的口号最著名的口号：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我们打天下多少同志牺牲了，为了争取这个天下，结果天下争来了，最后有没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呢，鬼影子也没有。所以，到现在我从16岁到现在，80多岁，六七十年了，我还在想这八个字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要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关爱，这天下多好啊。你们这么小，是不是也想这个啊？（哈哈笑）普世价值，真正民主的是英国、法国、美国。1888年，恩格斯访问美国，回来以后他就高度赞扬美国的民主自由，胡耀邦的大儿子，胡德平前些日子在《改革内参》上，在文字上表明了这一点。
当记者问道新闻自由这个问题时，戴煌说：“因为很多干记者的讲话都要看上面的眼色，明明应该要写的看上面的眼色就不敢写，当然就牵扯到新闻自由了。因为我是看到对党、对人民有利的，我都要写。
要看到别人不敢写，我就想到‘一言堂’了，这哪像革命呢。反封建、反专制，反来反去，打着一个人民的旗号还是要人家来喊万岁，这不是和封建帝王一样吗？
中国几千年都是喊万岁，我们共产党要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天下，也要人家喊万岁，这还叫共产党，这还叫革命？完全是欺骗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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