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许多回复,非常感谢,父亲那一代人都已经故去,但是他们的故事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我从小就是个爱听故事的孩子,每逢父亲小酌微醺之际,就开始讲他们当年的事,别人听过就忘了,可是我都记住了。
有些回帖中说在大动荡的社会中,人的命运是非常不确定的,对有些人的确如此,譬如史叔叔。(史叔叔参加革命后改了名字,为了避免有人对号入座,我在这里仍用他的本姓。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文革前有一部电影,《大浪淘沙》,真的写的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故事。人们走到十字路口,各自东西。有些人随遇而安,有些人是注定要投身革命的。譬如我的父亲。
父亲的家乡是江南的一座省会城市,父亲家境虽不是赤贫,但也算贫寒家庭,他从小就性格耿直倔强,聪明又爱好文学,读了不少左翼文学的书籍,思想左倾。这在三十年代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父亲说他们上中学的时候,班上分为左、中、右三派学生。不用说,父亲是左派学生,和班上的右派学生,也就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学生斗的很厉害,经常有辩论吵架。
可是史叔叔不同,他家境富裕,父亲是一个下野的地方军阀,三妻四妾,生活富裕,吃香喝辣。史叔叔整个就是一个公子哥,富/军二代,对政治争论和社会问题完全不感兴趣,属于中间派,每天和班上所有的人都嘻嘻哈哈,因为有钱,时不时地请大家搓一顿。所以班上左派、右派学生都跟他关系很好。史叔叔跟父亲关系有些特别,因为父亲是班上功课最好的,尤其文章写的好,史叔叔不会做的作业、不会写的文章就都来找父亲。当然,做完之后,都要请父亲大大地搓一顿。
上到高中二年级,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要求高中学生都要军训,派军队教官来学校训练学生。国民党的军队教官可不是共产党的教官,打骂那是经常的事。于是父亲不愿忍受,就挑头找了几个人把那个教官打了一顿。当然他自己也没有好果子吃,被学校开除了。
开除就意味着失业,家里又穷,无法养活自己。只是学校的老师爱惜他的才华,遂推荐他到邻近的一所小学当老师。一年后,父亲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国民党政府的“清寒学生奖学金”。这种奖学金是当时政府为了解决一部分学生失学而设立的,它实在不能算“奖学金”,因为金额和名额都不多,而且毕业以后无论是否找到工作,都必须在几年内还清。其实更像今天的学生贷款。不论怎么说,父亲可以上大学了。
父亲一进大学,以他的气性,很快就找到了组织,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民先”。1981年我陪父亲重访旧地,他带我来到现在青岛海洋学院所在地,大门的对面就是中山公园,当年叫“海滨公园”,父亲给我指,哪里是他们当年民先队员秘密聚会之处。民先队员们组织抗战宣传队,上街讲演,表演街头剧,发传单等等,这些在山东大学校史中都有记载,其中也有父亲的名字。也正是因为“民先队”的指示,父亲才着手组织学生南下,向后方撤退。在学生会三个干事中,除了我父亲,一个姓周的,也是民先队员,一个姓徐的,由我父亲介绍参加民先,然后带领一百多名学生南下,去追不知道在哪里的学校。
上节说到武汉。到了武汉,大家各奔东西,那位姓周的干事直接奔赴延安,后来父亲和他失去联系。姓徐的干事想要继续学习,于是决定告别大家南下找学校,但是也兜兜转转,后来进了四川大学。1949年以后成了国内著名大学的著名的教授,父亲在文革后才和他联系上,我硕士研究生就是读的那所学校,所以还去拜访过他。前两年我在网上看到他居然还活着,是他的弟子们为他庆祝100岁诞辰,这两年没有见到他的消息了。
再回来说史叔叔。当日本包围南京,父亲的家乡也危在旦夕,老军阀怕儿子闯祸,就给了一笔钱,让他到大后方去上大学。但是史叔叔不是读书的料,不想去读书,又不知道干什么,正巧就在武汉又碰上了父亲,在父亲一番鼓动之下,血一热,就跟随父亲前往山西参加牺盟会的抗日工作。后来又去了延安,进了抗大。
史叔叔因为出身军阀家庭,总是喜欢玩军事的东西,于是抗大毕业后坚决要求加入八路军。但是史叔叔性格很好,很会处理协调关系,又出身于有钱人家,见过世面,所以很快就进入了八路军敌工科,专门做八路军对敌工作和情报收集。然后一路这样走下去,1949年后就在解放军总参同样做敌后工作和情报收集。据说他当时掌管派往香港、台湾的情报人员,可以说,他就是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晚香的上司。1960年代他和父亲联系上了以后,送给父亲一盒茶叶,是他乔装之后潜入台湾买的,因为难得,所以送给父亲作为礼物。这个茶叶盒现在还在我家,上面中文字的“台湾”字样已经被他刮掉了,但是英文还是清清楚楚地写着“台湾高雄出产”。史叔叔1996年过世,根据他的夫人的回忆录,他还参加了1962年中印边界谈判,同样是做情报工作。
这就是父亲和史叔叔的故事。下一次讲“三剑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