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1936年考上山东大学(当时位于青岛),第二年是七七事变,8月份学生暑期归来,学校动员学生撤退到大后方,但是校方并未真正组织学生撤退。我的父亲当时还不到20岁,是山东大学学生会三位负责人之一。他当时已经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当时三位学生会负责人都是“民先”队员。在“民先”指示下,学生会三位干事组织了一百多学生,从1937年11月中旬开始撤退。当时学校让大家先到南京集合,听教育部命令,准备转往芜湖建分校。但是当父亲带领学生们快要走到南京时,日军已经接近南京,全城出现撤退潮,于是教育部命令学生们转道芜湖,改去安庆建校。然而,到达安庆时,南京已经接近失守,芜湖、安庆都不安全了,于是学生们只能继续前进,去到当时的临时首都武汉。这张照片就是在出发前和部分学生拍的,后排左三就是家父。刚到武汉,就传来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庆幸的是,父亲一行与这一震惊中外的灾难擦肩而过。
山大的学生们到达武汉后,有的转道回家,有的去四川或云南继续求学,有的就地参加国民党组织从事抗日。父亲到达武汉后,停留几天,遇到了中学时代的朋友和同学史叔叔。史叔叔出身于地方军阀家庭,当时父亲给他一笔钱,让他到大后方去读书,结果二人在武汉大街上相遇。这时父亲已经被“民先”派往山西“牺盟会”工作。“牺盟会”全称“牺牲救国同盟会”,是中共和阎锡山合作的抗日组织。史叔叔并不是一块念书的料,在武汉巧遇父亲之前,不知道应该去哪里,于是父亲说服他一起奔赴山西,参加牺盟会的工作。在山西,父亲和史叔叔遇到了从清华大学来的化名为陆旦的大学生,三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演绎了一段“三剑客”的历史佳话。后来史叔叔和陆伯伯分别赴延安,一个进入抗大学习,一个进入鲁艺学习,而父亲则留在山西继续为牺盟会工作,并且加入共产党,直到1939年父亲被调派前往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而史叔叔抗大毕业后上前线,1949年后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陆伯伯则在1939年离开延安,去云南联大读研究生,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父亲后边的故事就又是另外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