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两则：移除罗伯特·李雕像对美国是利是弊？要移除李雕像，就得一并移除华盛顿雕像吗？
移除罗伯特·李的雕像对美国的稳定是利还是弊？
前情提要：《美国弗吉尼亚州「白人至上」游行》。
移除李将军及其它南方邦联领袖的雕像，乍从短期上看似乎不利于稳定，毕竟激起了左右翼的直接碰撞，但从长期而言，其实是维持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势在必行之举。
自美国建国时起，奴隶制（以及后来的种族隔离制度）便在其政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了能让南方蓄奴州加入合众国联邦，制宪者不惜在宪政框架上做出种种妥协让步，从直接贬低黑奴人格的「五分之三条款」，到间接提高蓄奴州话语权重的参议院一州两票制、总统选举人团制、「逃奴条款」等，无一不为后来美国政治发展埋下隐患。
内战虽然终结了奴隶制，但对种族主义罪恶清算的不彻底，使得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在战后卷土重来，一方面在地方政府包庇下，大肆动用火烧、绞死、剥皮、阉割等私刑恐吓和残害南方黑人以及其它少数族裔（包括华裔劳工），令其不敢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又制定种种「吉姆·克罗法」剥夺南方黑人（及其它少数族裔）的宪法权利、推行种族隔离，将其世世代代踩在社会的底层。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将种族隔离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种族主义的阴魂仍在美国政治中萦绕不散，从七十年代「毒品战争」的立法细节，到近年引起媒体关注的警察执法暴力，再到里根时代迄今围绕社会福利分配的种种争议，背后莫不若隐若现着种族矛盾的深层脉络。
对美国历史上出现的不同型态的种族主义及其影响，参见我的美国政治史系列：《民主党成立于何时》、《年轻的「大老党」》、《向左走，向右走》、《特朗普、共和党与美国当代右翼极端主义》、《邦联旗飘扬》、《权力结构的语境》。
但这一切与是否移除邦联雕像又有何联系？
其实，在种族隔离大行其道的几十年中，美国政客与民众之所以会其罪恶安之若素、视而不见，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竭力争夺历史解释权，积极篡改内战叙事，淡化南方邦联的奴隶制原罪，将包括李将军在内的邦联人物洗白成维护「州权」与「南方文化」的彬彬绅士、为「命定失败的伟业（Lost Cause）」而战的悲剧英雄，把北军将士污蔑为粗鄙不堪见钱眼开的小人，把翻身得解放的黑人污蔑为烂泥扶不上墙的懒虫和反咬旧主一口的恶犬。
从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小说《飘》（以及由其改编的《乱世佳人》）等影响力巨大的文艺作品，到如今遍布美国的邦联雕像和邦联纪念碑，无不是这一「文化战」、「历史战」的产物。
中文网络上的不少评论者，想白人种族主义者之所想，急白人种族主义者之所急，搬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之类大道理来反对移除邦联雕像。殊不知真正「灭国去史」的，并不是主张移除邦联雕像者，相反恰恰是长久以来孜孜不倦地淡化奴隶制与内战的关系、洗白邦联罪恶、四处兴建邦联雕像的那些人。
种族主义是美国政治中一块溃烂多时、动辄引发机体失调的脓疮，只有及时治疗才有望痊愈；然而讳疾忌医者却试图在被篡改与重构的内战历史记忆帮助下，掩盖脓疮存在的事实。事实上，美国几次兴建邦联纪念地标的风潮，都在种族政治斗争激烈之时：
（高清原图链接：https://www.spl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whoseheritage-timeline150_years_of_iconography.jpg）
第一次高潮始于1896年高院认可种族隔离（Plessy v. Ferguson），鼎盛于1910-1920年代「第二波三K党运动」。夏洛茨维尔此次引起冲突的两尊雕像便建于这一时期，均为1915年万人空巷的白人至上主义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影响下的产物（李将军像于1917年动工、1924年落成，杰克逊将军像于1919年动工、1921年落成）；
第二次高潮是1950-1960年代，南方各州为了对抗最高法院「公立学校种族融合」的判决、以及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而将大量学校用邦联人物命名、在政府大楼内外挂满邦联旗帜、在公园及街道醒目处兴建邦联雕像。此次夏洛茨维尔事件中所涉及的，弗吉尼亚州「地方政府不得移除已经落成的内战纪念碑」的法律，也是制定于此时；
第三次（规模较小的）高潮则是1990-2000年代，白人至上主义在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掩护下重返政坛，再次通过为邦联招魂，以对抗联邦政府将「马丁路德金日」定为公共假日等措施、反制少数族裔对政治的参与。
目前全美一千多座邦联纪念碑与纪念雕像分布在31个州，包括蒙大拿、爱达荷等许多根本和南方邦联沾不上边的中西部州。这也说明邦联纪念物的用意绝非什么「缅怀地方文化遗产」，而是白人群体内部的种族主义暗号。任由这些邦联纪念物矗立于公共空间，其实就等于纵容和炫耀美国社会对自身种族主义历史的毫无愧疚与不知反省。试着想象一下，倘若如今德国大肆兴建隆美尔、古德里安等「纳粹名将」雕像，民众将作如何观感？
尤其在美国这样一个多族裔的移民国家，倘若时至今日，政府仍对一个以维护奴隶制为理念核心的叛国集团态度暧昧，焉能不加剧族群之间的对立与撕裂？移除邦联雕像、纠正虚假的历史叙事、清算种族主义的文化残余，短期内当然会引起不小的抵触，却也是美国拆除种族矛盾定时炸弹的必要步骤、通往长治久安的必由之道。
其他作者的相关讨论：
胡不知《神话可以休矣：李将军出淤泥而不染，移除雕像是白左找茬？》
北大飞《移除邦联标志物是白左在搞文革破四旧？一张图帮您学历史》
刘波《美国拆除李将军像，等于「破四旧」吗？》断桥《理解弗吉尼亚游行中的政治符号》
焦姣《美国人对这些历史符号敏感，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火星溅发的前兆》
罗超《南北和解与种族对立：美国内战记忆的建构与舆论导向（1896-1915年）》
北大飞《李将军的雕像，撑着灯塔的面子》
说沈马《二零一七年之前，美国没有纳粹党吗？》
为何现在美国民间掀起了一波拆除华盛顿雕像的呼声？要拆除李将军的雕像，就得一并拆除华盛顿的雕像吗？
（本则问答部分内容首发《腾讯·大家》）
美国民间并没有「掀起了一波」拆除华盛顿雕像的呼声。很多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印象，源于夏洛茨维尔事件后，特朗普一方面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段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开脱，声称冲突双方都有好人也都有责任，另一方面则试图用滑坡论证的方式混淆视听，抹杀拆除李将军雕像的正当性：「华盛顿也是奴隶主，你们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拆除华盛顿雕像了？」
对特朗普的滑坡逻辑，主流媒体早有大量反驳；同时，尽管在主张拆除李将军雕像的阵营中，确有极少数人中了这种滑坡逻辑的圈套、当真提出了此类激进主张（比如芝加哥的一位黑人牧师向政府请愿将市里的「华盛顿公园」改名），但这些仅仅是零星的提案，在整个阵营中应者寥寥。然而右翼媒体以及中文舆论圈的好事者却迫不及待地揪住这些极少数人的零星提案大肆炒作，营造出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正在得寸进尺地妄图「消灭历史」、国父们的地位朝不保夕的假象，要么试图据此打压反种族主义的整个议程，要么借机渲染美国的「混乱」并映衬国内的「稳定」，要么利用耸人听闻的内容增加点击量。
然则为什么拆除李将军雕像和拆除华盛顿雕像是两码事、为什么拆除前者并不意味着要拆除后者？其实道理并不复杂，稍作反思便可明白。
首先，华盛顿虽然是奴隶主，但奴隶主身份并不是构成他人格与功绩的核心元素；我们之所以纪念华盛顿，是因为他领导美国独立战争、参与建立一个法统延续至今的宪政共和国、当选其首任总统、并在两届任期后主动退休为后人树立典范。可以说，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没有美国未来的废奴主义者同种族主义不懈斗争的制度基础。
这当然并不等于说我们在任何场合都要「为尊者讳」、避而不谈华盛顿的奴隶主身份。但是因为华盛顿的业绩成就与其受历史局限而沾染的污点之间并无内在联系，并且其成就中包含了超越自身历史局限的种子，我们便得以更加同情地看待这种历史局限，并对其勋业加以独立于历史局限的纪念。
再说其历史局限。在华盛顿（1732-1799）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奴隶制是北美社会无所不在的组成部分；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北美十三州全都承认奴隶制；1787年制宪时，只有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两州已经完全废奴，其余北方数州刚刚启动「渐进废奴」过程。当时的许多政治精英（尤其华盛顿这样较为开明的奴隶主），一方面理智上承认奴隶制罪大恶极，另一方面又缺乏推动废奴的视野与魄力，只能寄希望于随着工业进步与技术发展，奴隶制会逐渐地自然消亡（然而十九世纪初轧棉机的发明令南方种植园经济得以复兴、粉碎了「奴隶制自然消亡」的美梦）；同时，更有良心一些的奴隶主（比如华盛顿本人），还会在遗嘱中解放自己名下的所有奴隶。
另一位开国元勋杰弗逊（1743-1826）的情况与此类似。同为大奴隶主，杰弗逊在思想上受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更甚于华盛顿，而且他身为奴隶主的不少举措（比如吝于解放名下黑奴、以及与女奴隶莎莉·海明斯的关系等等）也争议极大。但他与华盛顿一样承认奴隶制罪大恶极，并在政策立场上极力反对奴隶贸易与奴隶制西进扩张（比如起草并推动通过了1787年《西北法令》，在「西北领土」全境禁止奴隶制；呼吁制定并签署了1807年《禁止奴隶进口法》，终结国际奴隶贸易）。同时，杰弗逊还留下了《独立宣言》等不朽名篇，其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为废奴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而武装叛国的邦联领导人则不得不公开否定《独立宣言》、站在美国立国精神的对立面。
与此相反，为维护南方奴隶制而领导邦联叛军、与合众国军队作战，却是李将军戎马生涯的最大「业绩」，无论后来的邦联同情者如何试图洗白李将军的人品，也无法绕开这一基本的事实，只能拐弯抹角地在他「心怀故乡」、「主动投降」等方面做文章，甚至宣称他内心其实反对奴隶制云云，试图以此将他的「业绩」与奴隶制脱钩。
事实当然正相反，李将军眼中奴隶制的「罪过」，指的是为白人造成了额外的负担：为了把愚昧无知的「黑-鬼」带到文明世界加以「教化」、而不得不勉为其难将其收为奴隶，带在身边日夜熏陶培养；换句话说，奴隶制其实是白人大公无私精神的体现。此外，作为奴隶主，李将军拒绝按照岳父生前多次公开表达的意愿、在岳父死后立即解放其名下所有奴隶，而是将后者全数转入自己名下，直到引起《纽约时报》等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批评后，才登报声称岳父临终时嘱托他在五年内解放奴隶（这一说法与奴隶们的证词相抵触）、自己将在五年后完成岳父遗愿云云；同时，他对待自己的奴隶也极为刻薄，其手下一位奴隶曾说他是自己见过的最残酷的奴隶主。
此外，李将军（1807-1870）与华盛顿、杰弗逊相隔不止一代人。如果说华盛顿、杰弗逊们还缺乏接触激进废奴理念的机会、还可以寄希望于「奴隶制自然消亡」，那么到了李将军成长的年代，从1820的「密苏里妥协」开始，蓄奴废奴之争已经日渐成为全国政治的焦点议题，废奴主义运动自三十年代以后更是风起云涌；至于民意沸腾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卡法案》、洛阳纸贵的《汤姆大伯的小屋》、万人空巷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巡回演讲、乃至李将军亲自带兵镇压的约翰·布朗起义，社会上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足以对其造成思想上的冲击，促其反省奴隶制的不义。——然而他没有。历史背景的世代差异，也使得我们更难（也更不应该）像对待华盛顿、杰弗逊那样，套用「历史局限性」来为李将军开脱。
换句话说，纪念华盛顿（或纪念杰弗逊）与纪念李将军，存在两个方面的根本区别。
一方面，前者有着独立于自身瑕疵的卓越功勋，并且其著述与实践中埋藏着纠正自身瑕疵、超越历史局限的种子，故而有资格被承认为瑕不掩瑜的开国英雄，而后者只不过是一名主动选择为奴隶制卖命的叛军将领，除此之外并无显赫事迹可陈，对此人的纪念无法与对奴隶制的纪念相切割。
另一方面，即便仅以二者的历史局限性而言，在程度及性质上也迥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
正因如此，说「要拆除李将军雕像，就不得不一并拆除华盛顿（或杰弗逊）雕像」，就如同说「要拆除纳粹名将古德里安的雕像，就不得不一并拆除铁血首相俾斯麦的雕像」、「要拆除东条英机的雕像，就不得不一并拆除福泽谕吉的雕像」、「要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就不得不全盘否定明治维新」一样荒唐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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