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历史，读书人一个最普遍的误区就是：当时应该怎么做？拿自己的世界观硬去套，结果往往得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滑稽结论。看任何一段历史，都要有空杯心态，放下心中的执念，抛弃『应该』二字，把『当时应该怎么做』换成『当时能怎么做』去思考，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不要小看这一词之差，它反映出的是一个人对于社会的理解深度。一个人，无论他身处什么地位，面对现实，他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受各种条件的制约，而且地位越高，这种制约力越强。换言之，越接近高层，决策中的理性成份就越大。而升斗小民远离高层的困局，反而会放开自己的想像，以自己的感性去挑战决策者的理性。
以六四而言，当局者不镇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从四月开始闹，闹到六月，近三个月时间，北京乱成一团糟，严重时《天气预报》的录像带都送不进城，想在天安门迎接外宾都办不到，这样的局面总要有个尽头，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既然要结束，学生们又完全不合作，那么不如干脆利落地立刻结束。反正是得罪了，索性得罪到底，这就是最理性的决策。
蚂蚁认为学生们没有夺权的实力，所以镇压是因为当局者怕了，这个逻辑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至于后面说因为蚂蚁『估计』学生们没有那么黑，所以他们真掌权贪腐会好得多，已经不值一驳了。（这恰恰是感性思维的最佳例子）
我的年龄不足以经历六四，但道听途说，自己又经常看这方面的文章，总算是有一些了解。从前也是极度支持学生的。但年龄大了一些，再经历一些事，对社会与人的深层次认识使我不得不改变了当初的看法。
首先就是腐败问题。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就没有一个时代没有腐败的。我本人虽不在美国，但也在一个号称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度里混饭吃，自己行业里的腐败早就看得习以为常了，甚至被民主国度的当权者索贿的事也遇见过，虽然只有一次。我的经验告诉我，腐败不是制度造成的，腐败是人性的必然结果。只要一个权力被人类掌握，他就会有把这份权力变现的倾向。
诚然这里面有一个程度问题。在中国办事，不论多大的事，就算正常办个户口，兜里揣两条烟肯定是没错的；但在西方，至少符合规定的事办理起来是不必如此费钱费力的。这个我也承认。但问题是，哪怕是这个程度问题，他也跟制度无关，纯粹是一种道德感的折现问题。孔子不是说么，仓廪足而知礼义。这句话换个方式说，就是礼义与仓廪足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道德感是有价位的。西方目前就处于仓廪足的阶段，所以他的基层公职人员知礼义，他有道德感。但在中国，哪怕是一个民警，房子车子孩子老人这几座大山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的，这几座大山压下来，除非天生道德感强烈的人，否则一般人真的不可能不拿手里的权力去变现。
所以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你换任何一个党来执政，就中国这种经济状况，腐败是不会变的。不要扯什么法制，法制归根结底也是人治，全省的公务员都腐败，你还能都抓起来？就算你只抓厅级都不行，因为换个人上来一样腐败，工作干的还不一定好，那何必折腾呢？
学生就不理解这个问题。他认为，我大学毕业去落户口，按章办事，你凭什么刁难我？出国名额那么少，理当按学习成绩排，凭什么领导的孩子占了？脑子里全是凭什么，但你让他坐那个位置，他也得这么干，所以你说凭什么？就凭你是人！所以这事没有对错，大道理学生占了，细算小道理，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其次是镇压问题。
现在看，让学生们从四月闹到六月，够可以的了。你放现在试试？人还没等出校门呢就抓起来了。这说明一开始时中央还是想和平解决的，不想担镇压学生这个名声。这里要提个社会嗑——『谁有粉都想往脸上扑』——对吧？哪个不愿流芳千古啊？毛主席就说过，谁镇压学生运动，谁就没有好下场。但凡事有度啊。前面说了，闹到外交都没法正常进行了，啥时候是头啊？劝你回学校你不听，跟你对话你把嗑往死里唠，等了你俩月，最后等不了了，开枪了，你跑了，跑完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骂——他们开枪啊！打学生啊！这不明摆着你逼的么？不开枪的话，那天安门广场现在还绝食抗议呢。
最后是评价问题。
六四伟大么？我是没看出伟大来。一个运动想要伟大，你得出几个伟大的人物来啊。六四出的都是什么人？王丹？吾尔开希？还是柴玲？搞到中共都看不下去，亡羊补牢跟刘晓波做个扣，硬要造出一个中国的曼德拉来，你说这六四伟大啥了？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可以是学生出身，但他一定要深刻地理解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你得知道农民怎么想问题、工人怎么想问题、警察怎么想、教师怎么样、士兵怎么想。你想搞政治搞到伟大，你自己必须首先是个混子，你得够社会，看得透问题，说得透话，做事给人留余地，做人不给人留把柄。这些条件，哪个六四学运领袖够啊？都是一群惯坏了的毛孩子，就知道出风头，上电视，说起话来倒是慷慨激昂催人尿下，摄像机一关他连跟人说个客套话都不会，他们能伟大啥呀？就这样的人让他们领导中国？可别逗了，当个村长都得天天挨揍，一个月就得自己跑路，辞职报告都懒得写。真要共产党下台换他们上，不到半年就全变成各军头的傀儡。因为他们没成事，所以现在还能装英雄扯犊子，假使中国不幸他们真成事，那就是千年以来最大号的民族罪人！
我没拿共产学一分钱，纯粹是因为做过实事，深知干实事之不易，也深知说风凉话之辈的丑恶，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给共产党说点公道话。一把带刺的椅子，谁坐都得叫唤，光听人家叫的难听，不提这椅子上有刺，太不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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