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硬伤：卢森堡PK列宁与托洛茨基
【破土编者按】红白黑对话录，在孤立和断裂的后现代信息时代，以书信的形式，重新连接人与人最基本、最朴实的对话状态，让理想于情感之中流动。在这封信中，小红与小黑分享了卢森堡对于列宁与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批评。卢森堡对于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和先锋党内在矛盾的思考，对于我们今日的社会主义实践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小黑：
我想你走得够远了……在理想的路上，希望你不要跌倒，当你发现光环背后埋藏着黑暗的时候，要当一个不倒翁。
上份信我与你提到过一些国内左派的毛病，有时候，我真的认为他们的毛病比小资还严重，小资嘛，喜爱一点小事儿就叽叽喳喳，抱怨不断，不过，他们的世界比较小，每天抱怨抱怨，除了烦人外，其实不碍事，起码他们不会相互倾轧，他们不会对“人民内部矛盾”采取“敌我矛盾的方式”，说到底，人家对民主还是有几分认识和尊重的。
反观国内的一些左派，他们大多抱着三尊老祖宗：马列毛，一开口不是马克思，就是列宁，更多的时候是毛泽东。面对三位革命导师之间有关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的差异，一点都不探索，凡举为真理，显示自己的理论权威，殊不知真理和权力之间往往就是一步之遥。
小黑，让我看不下去的，还有他们的傲慢态度，精英心态。对于如何介入当代的社会变革既提不出切实的方案，又往往眼高手低，好高骛远。对于社会主义运动该如何实践民主的问题，近乎没有思考。他们当中，除了喜欢廉价地批评美国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以外，就是嘲笑西马或新马偏离老祖宗，对于如何丰富和实践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没有多大兴趣。我想，这一切应该是源于列宁主义的先锋党传统，而先锋党内在的权力和民主对立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集中和民主的辩证关系的紧张性，而后来民主消失了，剩下的就是权力的集中，在掏空了民主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也就是消失了，倒下来只是时间问题，小黑，看看苏联的历史，也就清楚了。
其实早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就已经有许多丰富有益的讨论了，可惜后来都被官方的马列主义者扣上了“政治不正确”的帽子，一概不给予认真讨论和思考。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麻痹症”——革命者在麻痹自己，为的是让幽灵还依附在一副僵尸身上爬行。事实上，革命时期对于俄国该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关于土地革命、议会选举、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之间的矛盾，就有许多争论和挑战，其中罗莎·卢森堡就是一位佼佼者，她对列宁提出的批评，今天看起来是非常深刻和有洞见的。
1918年，当全世界还在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欢呼、沉醉于革命胜利的时候，罗莎·卢森堡便在狱中写出了《论俄国革命》这本小册子。她高度赞扬“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的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的持久的影响”，“俄国的革命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动摇了一切阶级关系，展示了全部社会和经济问题。” 作为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她毫无保留地支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俄国革命所采取的策略，将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开启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但是她在赞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严厉的批评，其中关于民主的部分，小黑，是我今天特别想与你分享的。
1917年11月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后马上解散立宪会议。卢森堡对此非常不满，她质问：“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直到十月胜利以前都激烈地要求召开立宪会议，正是克伦斯基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拖延政策成为布尔什维克谴责那一政府的一个理由，为他们进行激烈攻击提供了口实。”但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散这个立宪会议”，“有什么理由能使他们决定采取这样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呢？”
她接着说，托洛茨基同样提到“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是群众向左转，工人、士兵和居民自发地涌向布尔什维克的时期，而这一过程在社会革命党内部表现为左翼通过削弱右翼得到加强。但是在社会革命党的党员名单上，老的右翼党员的名字仍旧占四分之三……这一情况使人对立宪会议已在多大程度上落后于政治斗争和党派组合的发展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
卢森堡认为“这一切是十分精彩和很有说服力的。只不过人们一定会奇怪，像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聪明的人竟没有从上述事实得出最简单的结论：既然立宪会议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很久就已选出，并且就其组成来说反映了已经过时的旧状态，而不是新的形势，那应该宣布过了时的、也就是说生下来就是死胎的立宪会议已经无效，并且立即举行新的制宪议会的选举！”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认为任何由普遍的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议机构在一切革命期间都是无效的”。托洛茨基如是说：“由于为争取政府权力进行了公开和直接的斗争，工人群众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经验，迅速地从本身发展的一个阶段提高到另一个阶段。国家愈大，它的技术设备愈不完善，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就愈不适应这一发展。”
卢森堡对于“一般的民主机构的机制”这种说法非常的不满。她认为，“针对这种说法首先需要强调，这种对代议机构的评价表现出一种多少有些公式化的、僵硬的观点，一切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恰恰是与这种观点明显矛盾的。按照托洛茨基的理论，任何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会议永远只反映它的选民正好在他们走向票箱的那一时刻的精神状态、政治成熟程度和情绪。因此民主机构总是选举日的群众的映象，正如赫歇尔星空图所展示的天体始终不是我们朝它注视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它们从无限的远方向地球发出光信息的那一时刻的那个样子。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间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二者之间的持续的交互影响在这里都被否认掉了。”
她非常严厉地说，“这同全部历史经验有多大的矛盾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却与此相反。人民情绪的活的流体始终包围着代议机构，渗透它们，指引它们。否则我们怎么有可能在每一个资产阶级议会里都有时看到‘人民代表’非常有趣的疯癫行径呢？他们突然受到一种“新的精神”的鼓舞，唱出了完全出人意料的调子。为什么每当工厂、车间和大街上发出喧嚷声时，连最干枯的木乃伊有时也像年青人一样行动起来，而形形色色的小谢德曼一下子就在自己的胸脯里找到革命的声音呢？”
她进一步论述：“群众的情绪和政治成熟性对当选的机构施加的这种始终生机勃勃的影响难道恰恰会在一次革命中，由于党派标志和竞选名单仍是僵死的老一套就失去了效力吗？恰恰相反！恰恰是革命通过它的火热激情创造了稀薄的、振动着的、敏感的政治空气。在这种空气中，人民情绪的波浪、人民生活的脉搏立刻就以极其奇妙的方式对代议机构发生作用。”她举例说，“难道在法国的三级会议里，在路易·菲力浦的按纳税额选举的国会里，在第四届俄国杜马里，没有重复这种同样令人惊奇的变化吗？最后这个最惊人的例子是托洛茨基十分清楚的，第四届杜马是在1912年的恢复年代、在最严酷的反革命统治下选出的，1917年2月它突然像晚年的恋爱一样感到了革命的气息并且成了革命的出发点。”
她义愤填膺地说，这一切都表明“民主机构的笨重的机制”这个说法不成立。“有一个有力的纠正者——这正是生机勃勃的群众运动，是它的不断施加的压力。机构愈民主，群众政治生活的脉搏愈活跃愈有力，影响就愈是直接和密切。”卢森堡指出，“当然，任何民主机构都有它的局限性和缺陷，这恐怕是人类设立的一切机构都有的。只不过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的一切天生缺陷的那一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这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卢森堡认为，在暴力革命时期，“中间等级、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后抵制苏维埃政府达几个月之久，使铁路交通、邮政电讯、学校和行政机构陷于瘫痪”，在这个时期，使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可厚非的，“这时不言而喻不得不采取一切镇压措施如剥夺政治权利、不发经济生活资料等等来反对他们，用铁拳来粉碎他们的抵抗。正是在这时社会主义的专政得到了表现，它为了维护整体利益。与此相反，如果用一种限制选举权的方式，宣布普遍剥夺广大的社会阶层的权利，在政治上把他置于社会之外，而在经济上却没有能力在这一社会本身的范围内为他们提供位置，而这种剥夺权利的做法并不是为了一个具体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而是作为普遍的规定持久发生影响的，那么这就不是专政所必需的，而是一种缺乏生命力的临时凑合的做法。”
（图为罗莎·卢森堡在一次家庭聚会，柏林，1902，图片来源：rosaluxemburgblog）
卢森堡进一步批评，“问题并不仅限于立宪会议和选举权”，布尔什维克还“取消健康的公共生活和工人群众政治积极性的一个最重要的民主保证：取消出版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反对者都被剥夺了这些自由和权利。”卢森堡写道：“列宁说：资产阶级国家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只不过是颠倒过来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一简单化了的观点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不需要对全体人民群众进行政治训练和教育，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某种有限的程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来说，这种训练和教育却是生存的要素，是空气，没有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
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按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精神，专政理论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命政党口袋里已有现成处方的一件事，只需要努力去实现就行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法律的体系，它的实际实现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这不是缺点，而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它自己的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显然就不能是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它需要一系列针对财产等等的强制措施作为前提。消极的东西，即废除，是可以用命令实行的，积极的东西，即建设，却不行。这是处女地。问题上千。只有经验才能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只有不受拘束的汹涌澎湃的生活才使人想出成千的新形式、即兴而来的主意，保持创造力，自己纠正一切失误。”一旦，“自由受到了限制，国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贫乏的，公式化的，没有成效的，这正是因为它通过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生动活泼的泉源。”
小黑，卢森堡的观点是如此的深刻，但是在正统的马列理论教科书那里，却不屑一顾，认为她不识时务，看不清楚国内外反动力量的反扑，又是一句简单的“政治不正确”，她没有受到迫害，还是因为她在革命中英年早逝吧。
小黑，我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你看看她如何骂列宁和托洛茨基:“如果这一切都取消了，现实中还剩下什么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
如果这还骂得不够狠，卢森堡进一步说：“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
卢森堡的勇气在于她指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来。她说，“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我们也从来不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者。”她直接要求：“如果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它应当创造社会主义民主制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制，而不是取消一切民主制，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小黑，对于我们经常听到的，什么时机不成熟，什么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不充分，卢森堡是这样回答的：“但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是在乐土中才开始的，那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已经创造出来，社会主义民主制将作为现成的圣诞节礼物送给曾在这一期间忠实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的恭顺的人民。社会主义民主制是与废除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同时开始的。它在社会主义政党夺取政权的那一时刻就开始了。它无非是无产阶级专政。”
她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铿锵有力的解析：“是啊：专政！但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是在于有力地、坚决地侵犯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得权利和经济关系，没有这种侵犯，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小黑，说到这里，我想卢森堡已经把先锋党内在的矛盾和它的致命点谈得很清楚了。卢森堡当然明白，革命不是用玫瑰香水施洗的，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错误却必须在源头寻找。当下，我们的民主课，该如何补才能让我们在未来的路上不会走回头路？因为走了，也会是白走……
想念你的
小红
（注释从略，全部引文均出自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殷叙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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