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石客何许人？

来源: 千里于 2016-04-20 10:53:46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2641 bytes)

秋石客何许人？

不知，但在网上颇为活跃。他近来频频发文为江青翻案，又在清明时节上演的“哭江青坟头”一幕中扮演了主祭人的角色，公然无视事实，对曾经祸害亿万中华黎民百姓的女人极尽吹捧之能事。

秋石客总是指责别人，却从不为自己洗洗脸，照照镜子，自以为得意，好像身上的虱子都是双眼皮的，这不好。笔者怕他忘了，在此引述两则。
（一）秋石客所述纪登奎夫人王纯说毛泽东1960年得了浮肿病是真是假？
秋石客说，文革期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夫人王纯告诉他：“我们几个女同志听说主席营养不良导致浮肿，一方面不信，另一方面关心，结伴去看主席，发现是真的，我还亲手摁了主席的腿，手指印很清晰，主席的确患营养不良浮肿病。当时我们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供主席一天吃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主席语重心长地回答说，吃肉我还吃得起，我的工资足够买肉吃了，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我们听后哭的更厉害了”（《纪登奎夫人王纯纵谈红都国事》）。
王纯已经去世，她究竟对秋石客说过这番话没有，无从对证。笔者的疑问是：1950年代，纪登奎还只是河南一个地委级干部。毛泽东的专列路过许昌时，他因为上车汇报效果不错，给毛留下深刻印象，“文革”时称其为老朋友，并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典型提拔到中央工作。但纪登奎到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时，按照纪律，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身为普通干部且无汇报之责的老婆一起带上车，毛泽东当然也不会见过王纯其人。那么到了1960年，恐怕连菊香书屋的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的王纯，有什么资格带着几位女同志进入中南海，进入丰泽园？1963年，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搬出中南海，随即被没收了通行证，其后想与自己亲生父亲见一面都难。那么，几位来自河南的普通女干部是通过什么办法“混进”这座由8341部队、外卫卫士、内卫卫士里三层外三层守卫的房子？即使真的进去了，毛泽东本人会同意让王纯这个陌生人随随便便地“摁”自己的腿吗？
秋石客总说别人编造“穿帮谣言”。像所谓王纯跑到中南海“去摁毛泽东的腿”这类假故事，稍有些那个时代生活常识的人都不会信，秋石客却深信不疑，大肆传播，他那些揭露“穿帮谣言”的本事哪儿去了？
（二）所谓刘少奇“沈阳叛变案”的材料是怎么搞出来的？
对于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的那次被捕，秋石客说，首先是周恩来对这次被捕的情况产生了怀疑。周说：“刘少奇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后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少奇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刘少奇专案组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认真查阅。恰在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革命群众把原所长孟用潜揪了出来，孟用潜的亲笔供词摆在大家面前：孟用潜即孟坚，与刘少奇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1929年8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一九三○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江青看过之后，感到问题严重，建议马上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特别注意到供词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刘少奇专案》成立之前，不是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来还不放心，又问道：“还有其他旁证材料吗？”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同志又拿出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1929年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供词。周恩来看料后说：“刘少奇这个人可恶之极！我看可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定案了。”1968年9月，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写出了《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整理成十六开74页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刘少奇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材料的名字就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提交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审议。会议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在会上，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除了一位女干部陈少敏外，全都举手通过（《黑白分野的刘少奇》）。
秋石客这则“穿帮谣言”，不像王纯1960年去“摁毛泽东的腿”那样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却瞒不过党史学界的学者们，不仅史实错讹颇多，对史料的使用也有违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道德。
外交部党委委员兼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的供词可信吗？按照秋石客的说法，“周恩来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特别注意到供词的日期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刘少奇专案成立之前，不是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
其一，秋石客这段对周恩来心理活动的描述有什么依据吗？周在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说过自己的上述想法？如果秋石客举不出来，无疑是在编造谣言。
其二，秋石客说“恰在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革命群众把原所长孟用潜揪了出来”。“此时”是何时？根据秋石客的叙述，是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以后的事，可见是在1968年初之后。秋石客分明是撒谎！孟用潜早在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被外交部党委打成“三反分子”。当年８月１０日，外交部党委在大礼堂全体干部大会，对戴了纸做的“高帽子”的孟用潜进行批斗，随后他又作为刘少奇案的“叛徒同案”被投入监狱，直到1984年才平反，次年便因身心受到极大摧残而去世。秋石客凭什么说孟用潜是1968年初才被什么“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革命群众”揪出来的？
其三，秋石客说，周看到孟供词的日期是在刘专案组成立之前，不是为了审查刘少奇才搞出来的材料，因此是可靠的。如果说这话的是爱在网上发些一知半解言论的历史爱好者，还可以原谅。秋石客自诩为毛泽东研究专家，说这话便丧了良心！党史学界都知道，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早在刘少奇专案组成立之前，就由王光美专案组进行了。1967年7月，王光美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见报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飞抵沈阳，随后50天，发动红卫兵查阅了1929年前后东北三省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却没有查到刘少奇“叛变”的任何证据，只好转向所谓“知情人”索取证明材料。孟用潜的供词就是因此被逼出来的（参见弭尚义、杨大勇《诬陷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是如何制造的？》，《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8日）。秋石客编造这个谣言，说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周恩来竟然对王光美专案组与刘少奇专案组的工作情况一无所知，对周的智商也是个侮辱。
其四，在所谓刘少奇“叛变”的问题上，秋石客相信刘少奇专案组（该专案组未成立前，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由王光美专案组进行）写的那份《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和74页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这些材料是怎么来的？事实真相是，为了证实刘少奇在奉天被捕后叛变，王光美专案组成员对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致使其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组成员的授意，讲了刘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泽东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均被扣压。对于其他牵连进来的人，办案人员施以高压威逼，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4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参见弭尚义、杨大勇《诬陷刘少奇的三顶“帽子”是如何制造的？》，《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18日）。秋石客对“文革”时期中央专案组的所谓材料（傻子都清楚这些材料是怎么搞出来的）深信不疑，却一字不提后来所披露的相关历史真相，死心塌地坐在政治流氓江青一边，还有点儿做人的良心和起码的学术道德吗？
秋石客，不要老当手电筒，还是先说清上述两则“穿帮谣言”的原委，把自己屁股上的屎擦干净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