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杨师群是一位老师，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老师。2008年11月底，杨师群先生在博客上透露，因为自己在《古代汉语》课上对当今政府说了几句批评之言，班上两位女生竟去向上海市公安局和上海市教委告发，称杨师群为“反革命”。
杨先生也因此遭到了有关单位的调查。从网上看到这则报道时，我感到有些荒唐，很是吃惊。我不禁联想到三年前卢雪松女士被学生告密的事情。卢雪松也是一位老师，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老师。
2005年，在一次课上，她向学生讲述了林昭——这个在毛泽东时代罕有的清醒且勇敢的女子——的故事。并且，为了使学生们有更真切的认识，她组织班上学生观看了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然而，令她想不到的是，班上的学生竟去向校方检举，称卢雪松在课堂上讲述反动内容。学校官方收到消息后，秘密停掉了卢雪松的课。
事后，知识界人士有个基本共识：这样的事情之所以发生，可能与吉林艺术学院作为地方院校的封闭性有密切关系，如果此事发生在一个中心城市的全国性高校，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情况。
可是偏偏三年之后，在作为全国中心城市的上海，再一次真真切切地上演了如此相似的闹剧。同样是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告密者同样是学生，自己班上的学生。这实在是向知识界人士的共识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无法想象，当这两位热心的老师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竟然被学生视成为“反动”、“反革命”，甚至被告发到有司之处时，他们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卢雪松先生的朋友、网络知名作家冉云飞在《大学里的极品告密者》一文中提到：
几年前，遇到卢雪松之时，曾问及告密一事，从谈话中，可以感到，卢雪松对告密的学生没有怨恨，而是充满了深深地悲悯。因为，他们虽然是大学生，却也只是中国愚民教育下的牺牲品而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多少人曾告诉我们，大学，是知识的殿堂，是百家思想自由交流的天地，是精神成长的净土。而当怀着这样的期盼，步入大学校园之时，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在这里，思想开不出花朵，自由独立的翅膀被硬生生的扯断，校园里一位普通的老师，仅仅在课堂上讲述了对政府的几点不满，竟会被学生认作反革命，这是谁的悲哀？而放眼世界，华夏之外，在哪一个自由的国度，你能够看到这种闹剧？也许，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蔡元培先生曾多次说：“人言有良社会斯有良大学，吾谓有良大学斯有良社会。”如果大学校园成为告密者的天堂，学生们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进谏的本能，只知歌功颂德、拍政府的马屁，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老师作为附势的本钱，那么蔡先生所说的“良社会”又怎么可能在他们手中形成？
老师是没有错的。一位大学教师，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政府提出任何意义上的批评，这是其作为知识分子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也是言论自由的应有之义。因此，这些老师不仅没有做错，反而因了他们的行动，展示为人师者的良心，若不是出于对学子的关爱，对国家的满腔热忱，他们又何需煞费苦心向学生揭露被隐藏的历史，又何需向政府提出批评给自己惹来祸端？试问在当今中国的大学里，依然拥有这种意识和胆量的知识分子，还剩多少？有这样的老师，我们难道不应该倍感庆幸吗？卢雪松女士被停课之后，曾经给告密的学生写过这样几句话：“你，我的学生之一，我想说，我在课堂上的全部努力，是希望你在一个荒谬的世间逐渐做一个精神健全的人。”
“人在社会上立足可以有许多方式，我比较欣赏回归真实的内心生活。但那就需要退出许多虚假丑陋织网的纠结，这已只能做为个人化的选择而存在了。”短短几句，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学生的无限关爱，对未来一代成才的殷切期望。她全心全意掏心窝儿地培养学生独立健全的人格，勇敢地捍卫作为大学之基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教学理念，不可谓不珍贵；这样的老师，不可谓不伟大。然而，他们热情的投入换来的是告密的回报，他们关爱的拥抱换来的是冷冰冰的匕首。这并非偶然现象，这种告密风潮其来有自。从49年开始，中国就已经逐渐沦为了告密的土壤。最典型的莫过于每次运动、斗争的前前后后，都会兴起揭发检举的风潮。在文革之中，别说师生之间，就是父母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之间都要被迫划清界限，互相揭发检举。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少数没有充当过告密者的角色。这种毒素已经深入了当代中国畸形的传统之中，一直延续到今天，延续到原本健康、单纯的大学校园之中。近些年来，在中国的高校里，创一流大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形象活动搞得轰轰烈烈，钱财也砸进不少，但如果连基本的言论自由都保证不了，世界一流大学之梦岂不只是意淫？高等教育又有什么指望？！而如果一个国度的大学教育都被如此阉割，又能够指望谁去实现所谓民族的伟大复兴，又奢谈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谁当为此负责？学生自然有错，他们成了告密者，成为了扼杀言论自由的帮凶，作为成年人的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但是，有罪的，又岂止是这些学生？如果不是政府的不良引导，如果不是权势的威逼利诱，天真单纯的学生又怎会走向告密者的道路，又怎会“大义灭亲”，向自己亲爱的老师下手？真正需要改良的是环境，真正需要反省的是政府。一个文明的国度，公民永远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只是打理日常事务的管家，绝对不可以凌驾于人民之上。为了保证一个社会的良性健康发展，对于政府的批评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在中国，权力垄断信息造成消息闭塞已是有史以来的“传统”，由此造成的官方愚昧甚至丧权辱国也是人们不愿提起的真实历史。这样形势之下，公民更有义务提出批评，政府也更有义务接受批评。
因此，任何一个公民，对于政府和执政党的批评权利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能受任何形式的束缚。况且，一个自信且勇敢的政府，必须有承受任何批评的胸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只会因接受公民的批评督促而进步，不会因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步入危境。
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左传》中的《子产不毁乡校》一文中讲到，郑国大夫然明向执政者子产提及毁乡校（乡间公共学校，又是议政之所）之时，子产回答道：“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奈何毁之？”并用防川作为比喻：“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人就有这样的思想，这是很难得的，而两千五百年后，若是还有执政者将言论自由视作危害自身安全的洪水猛兽，甚至将此观点散布在精神独立的大学校园里，毒害单纯柔弱的莘莘学子，只能说是难得的混账不可救药了。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时就提倡“自由民主”“兼容并包”，提倡对学生的教育应从健全人格做起，现在先生已经故去，如果知道当今大学里依然是人不敢言、万马齐喑，知识分子唯唯诺诺、趋言附势，学生充当起官方的雇佣告密者，以出卖师长作为巴结官方的利器，他在九泉之下怎能瞑目？！
恢复自由的精神，恢复大学的尊严，此其时矣！而要迈出这一步，请先从消除告密的土壤开始，请先从政府的反省开始。告密者：一种历史幽灵的闪现朱大可告密者（GMZ），一种历史上曾经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
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
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案，给人了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这所我曾经应邀前往演讲的学校，涌现出两名杰出的学生告密者，她们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告密者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正是基于这种“双管齐下”周密手法，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告密者”的称号。
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这种告密传统此后在东德达到辉煌的高度。乔治奥威尔的反面乌托邦小说《1984》，就是这种现实的寓言体镜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迹，跟本土厂卫制度相比，却只能黯然失色。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特务政治方面变本加厉，形成以告密文化为特征的“核心价值”。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扬州举人徐述夔日下晒书，风吹书页，信手援笔题诗：“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被人告密，遂被斩首弃市，整个家族均遭株连；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乾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杭州人卓长龄所著《忆鸣诗集》，书名“鸣”与“明”谐音，被告密者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大怒，亲令开棺戮尸，连孙子都被斩首。本朝马屁作家夸为“盛世明君”的乾隆，秉承康熙雍正的遗志，在众多告密者的支持下，亲自制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狱推向华夏流氓社会的巅峰。在我的个人生命记忆里，告密者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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