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泽东威胁邓子恢：不听我的就炮轰你

来源: 千里于 2016-03-23 15:07:08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8610 bytes)

1955年毛泽东威胁邓子恢：不听我的就炮轰你

    王橙宇微博

    1955年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身穿白色衬衣、头戴草帽的毛泽东亲自察看了地里庄稼的长势，听取了省里干部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价和判断。毛泽东说：“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向毛泽东反映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不无联系。

    他所说的“有关部门”，指的还是邓子恢领导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柯庆施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再次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重新评估农村中各种阶层和势力。

    柯庆施到北京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时，有意将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给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话汇报交给了毛泽东。这份汇报应该说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听取汇报的人对汇报内容的“取”“舍”。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对汇报的后半部分非常重视，当即印发到会领导人手一份，并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一句上加了批注：“这种估计不对。”

    继而，毛泽东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浙江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40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干部和群众的不满，这是很欠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面对这样严厉而不公的批评，邓子恢内心很难平静。

    事情的对与错姑且不论，单凭“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这一点，对邓子恢就是不公的。基本事实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制订的每一件有关农业政策法规的大事，都经过审慎的讨论并经过中央反复研究批准。但尽管如此，邓子恢凭着高度的党性和委曲求全的博大胸怀，还是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将被毛泽东批评的这一切承揽了下来，分别向中央和浙江省委作了检讨。

    1955年5月17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各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数目都比上年翻一番。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约见邓子恢谈话，根据自己在南方考察得出的印象和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的汇报，毛泽东提出：到1956年春耕前将全国农业合作社由现在的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当时没有表态，他在经过认真思索后，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子恢认为上年由11万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下年按计划发展到100万个，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将大大超出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邓子恢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邓子恢的根据是：第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第二，根据各地反映，现有65万个社存在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尚很繁重，如果再过多过快发展势必影响质量，合作化威信下降，反而欲速不达；第三，应接受苏联、匈牙利合作化过急的教训，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毛泽东则认为邓子恢对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办社条件。双方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这次谈话的情况部机关很快就知道了，许多人暗暗替邓子恢担心，有人找上门劝邓子恢部长：“何必为30万个社的数字同毛主席争论呢？有什么必要冒这个险呢？”邓子恢坦然地说：“要紧的是，主席认为那些办社的条件都是不必要的，这怎么能够不讲清楚呢？这可不是几十万个数字的问题。”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谭震林、杜润生，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主张。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生气地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7月18日，毛泽东要杜润生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各项材料送他一阅，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在报告中准备用大炮轰邓子恢了。

    中央定于7月底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专题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会前中央书记处召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在毛泽东调阅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材料和邓小平“吹风”之后，邓子恢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农业合作化的几点意见》，这是为即将召开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准备的发言稿。已经是泰山压顶了，他仍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坦率，坚持发展100万个合作社的意见，并在发言稿中阐述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怎样做的种种理由和办法。

    7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的一开始，毛泽东情绪激奋地讲了那段“文革”中我们倒背如流但在当时莫名所以的话：“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把他同邓子恢的争论在全党面前公开了。

    8月26日，毛泽东指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 共和国分管农业口的副总理、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自此由农村工作的决策者降为执行者。中央农村工作部也随之大权上交。 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幕，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于邓子恢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无一人持异议。会议热烈而亢奋地批判了合作化问题上“反急躁”、“反冒进”等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情此景，在四年后的庐山上几乎如同拷贝似的重映了一遍，而被批判的主角，是同样忠诚、同样铁骨铮铮的、真正替人民说话的共产党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红潮网摘编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作者：项小米，原题：邓子恢主政农工部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