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工”
——三线往事系列
清晨六点三十分，一阵雄壮嘹亮的《东方红》乐曲声准时从家属区附近高楼上的大喇叭中响起，划破清冷晨风中的黎明，把寂静山坳中的“三线工厂”从香甜安谧的睡梦中唤醒。早起锻炼和遛弯的人犹在附近的老云贵公路（注）上跑步或在山岗上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活动身子。红彤彤的朝阳刚刚从重重叠叠的崇山峻岭中爬起，露出半个头来，弥漫山间和田野的雾气渐渐消退。山坡，石头，树林，灌木丛，田埂，全都湿漉漉的，碧绿的枝头，青翠的草叶儿，各种不知名的花朵的娇瓣上，沾满滴溜晶莹的露水珠儿，在晨曦中闪烁着瑰丽的彩辉。
踏青的人陆续返回家中，袅袅炊烟陆续升起，飘散在工厂周围附近的家属区上空。黎明时分静得偶有远处隐约传来几声婴儿哭啼的家属区逐渐变得人声嘈杂起来，家家户户开始忙活一家人的早饭，准备上班，“三线工厂”新的一天生活又开始了。
大人们忙乱着弄口简单的早饭，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则在大人们再三的“起床啦”的喊叫声中，极不情愿地地从热乎乎的被窝里钻出来，洗脸刷牙吃东西。然后背上书包，到隔几栋的平房或楼房或仅隔几个门的同学家呼唤上要好伙伴一起去“子弟学校”上课去。“子弟学校”是工厂自己办的学校，学生全部都是工厂职工家属子弟。我们这些小伙伴们和父母们一起从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地搬迁到这个“三线工厂”，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放学一起回家，饭后，星期天，年节假日一起串门，游玩，别提有多亲密了。
那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也不记得有高考这回事。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气候，也没有人会想到日后会有高考恢复的一天。我们这些家属子弟们，对学习绝不像今天的孩子们那样拼命。似乎心底从小就觉得长大以后，就跟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一样——进工厂，当工人阶级。所以对工厂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归属感。平常有事没事儿，找个理由走路十来分钟就从家属区进厂里玩去了。工厂大门口的门卫一看是几个说普通话的孩子，知道是家属子弟，往往睁一眼闭一眼就让进去了（当地人的孩子说的是当地安顺话，衣服也破旧，是绝对进不去厂里的。当然，他们有时会从没人处的围墙上翻爬进来或从墙底下的排水洞钻进来，偷厂里的铜铁金属或值钱的东西去卖钱）。记得我去厂里缘由最多的是去打乒乓球。厂里一些车间厂房里的大空地处和几个空荡的大库房里有工人们支好的乒乓球台。只要没人占用，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乐得上前占领，在乒乓球台中间立起的几块砖头或夹块木板当乒乓球网，快活地打起乒乓球来（你说，那时咋那么穷呢？连副乒乓球网都买不起）。可惜山高路远，地处黔野，没能有名师指点，终于未能成为“庄则栋第二”，遗憾终身。
当时，学校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工，学农，学军。”我们是个有三千多职工生产军用、民用各种型号轴承的大型机械工厂，所有的“学工”活动自然而然地就安排到自家的厂里了。
如今回想起来，发觉小时候还是太多的理想浪漫主义了。那工厂里的工种真是要分上、中、下和三、六、九等的。毕竟“干轻松活，拿高工资”是人性朴素的追求。厂里脏累苦差的活有锻、冶、冲、焊、压、铸、翻砂等工种，一天到晚车间里面机声轰隆，叮叮当当，偶尔还会传出滚雷般的沉闷巨响，在远处安静的家属区都可听到。这些工人们干的是风险高、体力消耗大的重体力活，有一些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和补贴。他们经常要手抬肩扛地搬动一些沉重的机件，当然太重太大的就得用车间里房顶上的天吊车了，外面就用龙门吊。工人们身上都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免得烫伤，脚上穿着坚硬的翻毛劳动皮鞋，免得磕碰和砸坏脚，但依然会弄得身上的衣服鞋子油污斑驳，到处是烧烫磕碰的痕迹。
好一点的工种有车、钻、镗、铣、刨、磨等，工人们站在这些机床前的踮脚木平台上，聚精会神地操作，不停地放入、夹紧加工机件，然后进刀，退刀，测量，再进刀，退刀，测量，直至达到标准后，放松取下加工好的机件，接着再加工下一个机件。一天到晚，工作不仅重复单调，而且铁削会四下翻飞，冷却液、机油会到处飞溅，电流也偶尔会泄露打人，一不留神，很可能把手弄伤，丢个指头什么的。前几天在微信群里，提到中学时“学工”的往事，两个当年娇滴滴的女生还抱怨当年学工时不下心让铁削划坏了手，流血不说，伤疤至今还留有痕迹，可见伤到心了。
除了办公室管理人员和技术员辅助工种外，较好的轻体力工种大概就是那些做成品检查的了。那里的工人们上班进操作间前，要换上白大褂，脚上换上拖鞋，在封闭、整洁和干净的楼房里做成品出厂前的质量检查工作，工作环境没有什么危险、噪音，也不需要太多的体力。
我们“学工”活动的工种安排颇让老师们伤了一番脑筋——怎能想像，一个皮肤白嫩吹弹可破娇滴滴的上海女孩儿， 在那儿抡动着一柄十八磅的大铁锤？据说有个别女同学当年看“冬妮娅”看多了，得了“小布尔乔亚”症，小资思想严重，跟老师“走后门”要好工种。不过，最后看来安排基本还是合理的：五大三粗的男生去了锻、冶、冲、焊、压、铸、翻砂工种，体力还不错的去了车、钻、镗、铣、刨、磨，人娇体小的去干轻松点的装配、成品检查去了。记得上下班时，看到几个五大三粗的男同学一身“戎装”工作服，威风粗犷地走在马路上的样子，瘦小体弱的我觉得他们“酷毙”了，心底挺羡慕他们男子汉的气概——自豪的工人阶级！
于是，在那条笔直宽敞的厂内林荫大道上，迎着朝阳，走来了我们这群花朵年华的“学工”中学生。枝茂叶盛，树干挺拔的梧桐树向我们招手，随风飘摆，柔情万方的垂杨柳为我们献殷。
说到“学工”活动期间的故事，各个同学都有自己的岗位和独特的经历。我印象深刻的有几件。一个是退磁机和手表的故事。成品轴承装配好后，有一道工序是退磁。就是把成品摆放到一台退磁机上去，一按开关，机器发出“嗡嗡”的低鸣声，几秒钟就退磁完毕。然而这个机器本身就是个小范围的强磁场，所以，干这个活时不能戴（金属机械）手表。一个同学不知是不知道还是大意了，结果“悲剧”了——手腕上戴的手表受到了强磁场的干扰，从此再也走不准了。
再就是变形胶鞋的故事。那时候，男女青少年最喜欢和最时髦的鞋是白网鞋和蓝网鞋。更高档的是“高腰厚底”的运动鞋，最有名的名牌是“回力”牌。这些鞋的共同特点就是胶底，穿起来舒适，弹性好。（你说啥，“出汗脚贼臭！”俺就当没听见）。问题是车间的水泥地面上到处会有湿漉漉的油水，或以前遗留下来的油水污痕。胶底鞋和这些油水物质接触后起某种化学反应，开始变形，变形的特征是前后撅翘起来。所以，在厂里，如果看到有人穿一双前后翻翘起来样子丑怪的胶鞋，千万别大惊小怪，那是正常现象。聪明点的人去车间里，要么穿皮鞋，要么穿塑料底的鞋。
那时厂里“抓革命、促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的。除了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东方红”卫星发射上天，喜庆欢迎毛主席他老人家送来的“芒果”和愤怒声讨美帝国主义悍然侵犯越南外，经常搞“大战###天，提前超额完成任务，为XX献礼”的生产大会战（前面的###可以是30，50，100，后面的XX可以是元旦、五一、国庆、或党的第N次代表大会，或党和毛主席老人家的生日）。
在各种“大会战”期间，厂里的大喇叭会不断地播发会战的进度和各车间涌现的好人好事和先进事迹，号召向他们学习。实在太忙时，还会号召工人们主动加班加点，为国家做贡献。记得“学工”期间甚至“学工”结束后，我就不止一次主动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吃完晚饭后，跟爸爸妈妈打个招呼，说我去厂里帮加班去。爸爸妈妈一来知道我从小就是胆小怕事外加毛主席的好孩子，不会撒谎出去干别的坏事去，二来知道我去的是没啥危险的装配车间，都会点头让我去。我就自己溜溜达达去厂里成品装配车间，跟一帮叔叔阿姨们围坐在一张巨大的工作台边，台上摆满了轴承外套、内圈和大盆的钢球滚珠，把钢球滚珠按规定的数量放到内圈和外套中间，拿个铅笔一样粗细长短的有机玻璃棍，一拨啦，钢球滚珠就从一侧分布到四圈了，然后上下放好钢铁保持架，放到一边，等专门分工的工人过来取走，到另一边的一台机器上“咯噔，咯噔”地把保持架用铆钉给铆死了——一个轴承就做出来了，乌拉，耶！
前面提到，厂内林荫大道两侧栽种的是梧桐树和柳树。 古人云“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又有词曰“人传郎在梧桐树，妾愿将身化凤凰”。我知道“学工”时代同学中有那芳心暗动、少年情真的，据说还有暗渡秋波的。至于是凰求凤还是凤求凰，哪只凤佩哪只凰，是一笔青春糊涂账。眼下在俺的40多人的老同学微信群里，大家就这个问题相互还在热烈地指证、争议、辩驳着，激烈程度绝不亚于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该不该让美国给朝鲜的“小金子”动个“外科手术”。
最后要补充一点，厂里的高音大喇叭播放《东方红》乐曲，一天三遍，时间分别为早晨起床，中午和晚上下班时间。播音时间一个半小时，播音内容先是毛主席最高指示和党中央最新精神，然后是全国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最后是工厂的革命职工群众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然后广播在同样雄壮嘹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乐曲声中结束。如果你不能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结束时踏进工厂大门，你就迟到了！乐曲声一结束，厂区上空立即恢复和笼罩上片刻的寂静，因为工厂里的机器轰鸣声还没有马上开始。这时，偶尔会看到有零星的上班迟到的叔叔阿姨匆匆忙忙地在通往厂里的路上急赶，一副尴尬狼狈的样子，最怕的就是在厂子大门口有几个厂级领导在等着，“守株待兔”——抓上班迟到的。
（完）
注：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贵州“黄果树风景区”旅游资源的开发，更多更高标准的公路已经建成使用，那条当年连接云南贵州的唯一公路已经不再是连接云贵的主要交通公路了。
再注：下面的照片是我们“学工”的工厂在被夷为平地前一个厂子弟2009年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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