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共当局无理残酷关押

与中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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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之中共记载（大陆以外地区称为九八事件）（文字内容主要整理自上海公安志第二编第四章、上海宗教志第四编第六章）

1948年，得悉罗马教廷要祝圣龚铎为苏州教区主教后，就在祝圣前到徐家汇耶稣会总院做了一个月的依纳爵神操。上海教区在惠主教去世后，一直产生不出继任主教，由耶稣会姚会长代理教务。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龚品梅纠集天主教内一批反动神职人员，组成反革命集团，根据美国和罗马教廷的指示，利用控制的教会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以策应美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反攻大陆。[3] 

1949年10月7日，龚品梅任上海教区首任国籍主教，预感到教区形势即将恶化，把教区首先托给圣母无玷圣心眷顾。[1] 

1950年5月，召集总本堂以上神职人员，在南市圣方济各沙勿略堂，隆重举行奉献上海教区于圣母无玷圣心。在五年又一个月中，祝圣国藉司铎五十位。（上海本教区外还有献县、景县、徐州等教区的）外籍司铎二十位。（有美国、法国、西班牙、加拿大、墨西哥等在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读神学的）[1]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龚品梅威胁农民教徒“不得承认分得土地所有权”，“不得参加斗争地主”。龚3次召集上海、苏州、海门3个教区的100名神职人员在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开会，策划对抗土地改革，并在上海市区和川沙、南汇、松江、七宝等地天主教徒中广泛传达，强迫教徒遵照执行。[3]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龚品梅诬蔑中国抗美援朝是“不正义的战争”，阻挠青年学生参军。还在中外籍神职人员中公然散布希望侵朝美军打来上海，解除“倒悬之苦”。[3] 

1951年，国家推行自传、自养、自治革新运动开始，驱逐外籍传教士后，龚品梅开始了中国主教自己管理自己的教区，各堂区分派国籍司铎作牧灵工作，各堂区教友供养本堂区所需，实行了不脱离教宗的自传、自养、自治三自运动。为准备教难来临，必须提高教友教理知识和敬主热诚。在龚品梅的领导下，组成蔡石方神父等六人讲道小组，在上海市区徐汇大堂、君王堂、伯多禄堂、洋泾滨若瑟堂、虹口圣心堂，杨浦区和平之后堂，轮流在下午圣体降福前一小时讲解教理。[1] 

1951年10月，上海市军管会命令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时，龚以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名义，命令所有圣母军分子不准向人民政府登记，声称“登记即叛教”，公开进行对抗。[3] 

1951年冬，龚品梅秉承梵蒂冈指示，阻挠教徒在和平宣言和爱国公约上签字，并称“参加和平运动等于犯大罪”。[3] 

1952年底，龚品梅提出所谓“天国路线”，与共产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对抗，教唆教徒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抵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阻挠职工教徒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反对粮食统购统销。[3] 

在抗美援朝期间，竭力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蒋介石马上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准备放弃华东，撤退上海”，扬言要把“共产党员一个个杀死”。龚任上海教区主教后，即委帝国主义间谍分子才尔孟（G·M·A·Germain，法国籍）为“主教顾问”，接受才尔孟资助的黄金1806两，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才尔孟被驱逐出境后，龚品梅仍与其保持联系，并提供政治、经济情报。[3] 

1953年3月，龚指使陈天祥、朱树德、朱洪声、陈云棠等组成以宗教为掩护的“第二基督”、“无玷之心会”秘密组织，进行秘密训练，形成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3] 

1953年，上海市公安局破获帝国主义分子翟光华案时，龚品梅提出“不投降、不退让、不出卖”的口号，与人民政府对抗。龚在主教府及董家渡天主教堂内，窝藏迫害爱国志士30余人的反革命分子袁家潢、国民党军统特务邓家俊等人，还积极支持反革命集团“救国革命党”在崇明进行武装暴动。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成员，编写大批反动书刊印发到各地，并发出指示，严禁教徒爱国，提出“教徒不能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准教堂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他们还在一些教堂内私设监牢，非法禁闭爱国教徒。[3] 

由于龚品梅把持了天主教上海教区的领导权，因此，摧毁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上海镇压反革命斗争和宗教界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3] 

1955年9月8日晚，经过周密部署，上海全市统一行动，依法逮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为首分子和骨干分子183人。缴获大批罪证，其中有收发报机3部、收报机1部、发报机2部、手枪5支、子弹1382发、军用橡皮艇、军用地图、军用电讯器材、国民党国旗党旗，以及龚品梅给各地教会的秘密指令和文件。为进一步教育和发动群众，市长陈毅出席由宗教部门召开的神职人员会议，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举办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有3万多教徒参加各区声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行大会。[3]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落入法网，上海天主教界开展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上海报纸在公布破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消息后，连续发表有关文章，如《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坚决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彻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必须划清敌我界限》两篇社论，又发表了该报记者组撰写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人民的死敌》、《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迫害爱国教徒、打击教徒爱国活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是青年的死敌》3篇长文，还登载了上海市公安局从洋泾浜天主堂主教府龚品梅住所搜获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背叛祖国，破坏政府政策法令，禁止教徒爱国的部分反动命令。[4] 

1955年9月12日，上海市1900多天主教徒举行大会，杨士达主持了会议，胡文耀、陆薇读等在会上发言。3个青年教徒也在会上发言，以各自在参加“教理小组”后受毒害和被利用以致走上犯罪道路的事实，揭发、控诉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大会通过告全市天主教徒书，号召广大教徒团结起来参加声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4] 

1960年3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公开审理，对集团主要成员进行判决。依法判处龚品梅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一批骨干成员有期徒刑。[3]  （据天主教在线称，同十三位教区重要神父金鲁贤、陈哲敏、张希斌、朱树德、朱雪帆、朱洪声、陈天祥、蔡忠贤、王仁生、傅鹤州、陈云棠、李度、刘季泽出庭受审判无期徒刑，其他十三人都判有期徒刑。）[1]  龚品梅被判刑后，公安机关采取多种形式，对龚品梅进行形势教育、爱国教育和宗教政策教育，安排龚品梅参观市政工程和经济建设成果，同时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促使龚品梅思想有所转变。[3]  在龚品梅被判无期徒刑之前，主审判官曾要求龚品梅同政府合作，做独立自主爱国爱教的领导人。龚主教回答说：“我是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假设我脱离教宗，我不但不能称为主教，而且连作教友也不够资格，你们可以砍下我的头，但你们决不能夺去我的信仰”这句话为他争下了终身监禁的判决。[1] 

（2）大陆对秘密任命龚品梅为红衣主教的反对（注文字内容主要整理自《当代中国的宗教工作（下册）》）

1979年6月29日，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秘密任命因叛国罪正在服刑的原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为红衣主教。

1985年5月14日，龚品梅在亲笔认罪材料中供认自己听受格寿平（Fernand La cretelle，法国籍）的指挥，运用主教的地位，命令教区神职人员破坏人民政府的各项运动和政策法令，承认“中国共产党之在中国，一如燎原之火，不数年而天下归仁”、“获得亿万人民拥护”，“我竟螳臂挡车，与之争衡，反抗与破坏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等政治运动，犯了反革命罪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教义圣经的完整和保护正常宗教生活，我该当遵守”，“所以我今深感政府对我教育照顾之恩德，痛悔往年一切对抗政府的罪行，定要拥护创造新中国、爱民如子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遵守国家的宪法及政策法令，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守法爱国，守诚爱教而贡献有生之日，为参加社会主义祖国四化建设而努力。”[3] 

1985年7月3日，鉴于龚品梅已关押30年，年老体弱，又有一定认罪悔改表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宣布龚品梅准予假释。在法庭上，龚品梅表示“感谢政府给我宽大，我以后要守诚爱教，守法爱国，做个人民”。[3] 

1988年1月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龚品梅在假释考验期内遵守宪法和法律，没有发现有危害社会行为，决定减免龚品梅的剩余假释考验期，并恢复政治权利。[3] 

1988年5月11日，龚品梅被批准去美国治病探亲。[3] 

1988年9月8日，移民到美国的龚品梅，为纪念“98”三十三周年，在康州斯坦福若瑟医院圣堂，举行弥撒时，第一次公开证道：“我们要为三十三年来至今仍在经历考验和困苦，过着孤独贫苦生活的那些神长和可爱的兄弟姊妹们祈求，使他们继续不怨不忧，认为和基督一起走苦路，或为主作证而感到荣幸和称谢……。我们还要为那些迷失方向和在严峻考验中跌倒者祈祷，尤其是那些独立自主自办教会，自圣主教罪恶行为者祈祷，使他们不要执迷分裂，早日回到至一、至圣、至公的圣教会内，共成一栈，共属一牧。”[1] 

1989年11月，获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5] 

1991年5月29日，罗马教廷公布了其秘密任命。

罗马教廷对龚品梅的任命，遭到中国人民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

1991年6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严正表示：梵蒂冈宣布教皇任命龚品梅为红衣主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不能接受的。“这种做法只会对中梵关系的改善设置新的障碍，我们对此表示遗憾”。

1991年6月18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发表了《关于罗马教廷委任龚品梅为枢机主教的声明》，指出罗马教廷公布委任龚品梅为枢机主教的决定，“是对中国天主教事务的干涉，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1991年6月19日，天主教上海教区、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在获悉罗马教廷公布对龚品梅的任命后，联名发表声明。声明说：“龚品梅在解放初期即因接受国外指令，犯反革命叛国罪而被上海司法部门依法判刑，他的所作所为既背叛祖国，也违犯天主诫命，使我教会和广大神长教友深受其害，对此惨痛教训，我们记忆犹新，龚品梅本人在获宽大处理时亦当众表示认罪。罗马教廷最近公布的这项十二年前龚品梅还在服刑期间的秘密任命是干涉我国内政和我国天主教事务，企图重新控制中国天主教，分裂中国教会，破坏上海天主教大好形势的又一次暴露。它纯属政治性质，我们上海广大神长教友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声明表示上海天主教神长教友决心更坚定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自选自圣主教的道路，善尽爱国爱教本分，把上海教区的事业办得更好。北京、辽宁、吉林、山东、山西、陕西、江苏、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广东、贵州、内蒙古等1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也纷纷集会，一致拥护中国天主教三机构发表的反对罗马教廷对龚品梅任命的声明。

1991年6月28日，龚品梅在罗马接受红衣主教的任命，期间，发表了大量的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言论。这一事件，暴露了罗马教廷反对共产主义、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说明了罗马教廷企图控制中国天主教会的战略目标没有丝毫改变。龚品梅在罗马荣升枢机，教宗在授予红帽的典礼中，引用里昂主教的话说：“请保管这红帽，你务必要忠贞、刚毅、不屈不挠、不惜倾流鲜血”，教宗一再强调不惜倾流鲜血。[1] 

1991年6月29日，教宗在罗马接见了龚品梅主教，并授予枢机红冠。按照“默存心中”的规例计算，龚品梅枢机被列为第三位中国籍枢机。[2] 

1991年7月1日，龚品梅在罗马天神之后及致命之后圣堂为中国教友举行弥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