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沈阳解放的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5、6月份参加工作的，具体日期已经记不住了。那年母亲16岁。本来母亲是想读中学的，可姥姥重男轻女，说啥不让母亲读书。母亲如果能读书的话，我想以她的记忆力和聪明，也许会是一个学霸。
也是机缘巧合，正在母亲为上不了学苦恼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改变母亲命运的机会。母亲读初小时的一个老师是地下党，这时正在自己原来教书的学生里招募地方 干部。这个老师找到母亲，动员她参加革命工作，还对母亲说，你现在参加工作还属于革命战争年代，等到全国解放再参加工作就属于和平时期了。母亲当时根本不懂革命战争年代和全国解放后参加工作有何不同，一直到离休时， 母亲才明白原来早几个月参加工作还是很幸运的。
刚解放时，沈阳郊区按东西南北划为四个区，即： 东边的深井子区，西边的马三家子区，南边的苏家屯区和北边的新城子区。母亲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几乎走遍了这四个郊区的各个行政村和自然村。
东北的土改据说是由陈云主持的，获得的经验之一是，在大规模土改之后要搞一次纠偏，其实就是重新审核土改，纠正土改中出现的违反政策的事。土改一开始都是没什么文化的农民和当地干部为主进行的，但纠偏就需要有文化的人，以便能正确理解和掌握政策。母亲虽然只是小学毕业，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所以母亲刚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去进行土改纠偏。
纠偏针对的是过左和过右两方面的问题。比如，有的按政策根本不是地主， 但被同村有私仇的人挟私报复，就硬给定个地主；有的本来应算地主的，可拉拢了村里的干部，哄骗土改工作队，就成了中农。另外，据母亲说，因为沈阳郊区解放 的晚，属于新区，农民对共产党还没有信心，所以一开始土改的时候，正经农民很少有主动斗地主的，都是村里的一些流氓无产者，也就是农村的二流子以报私仇的 阴暗心理出头斗地主，分田地，很多农会都是这些人把持。正经农民一看这些人当权，再加上不知道共产党是否真的能长久，对土改都不积极，甚至都不敢享受土改 成果。
土改纠偏就是冲着这些问题去的。母亲讲，纠偏的时候的确发现很多问题，农村二流子出身的农村干部后来基本被赶下台，有的还被定性为坏分子给抓了起 来，所以，纠偏过程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重建过程。老实厚道，又有觉悟的农民被推举为村干部，很多漏网的地主被查了出来，还挖出很多被地主掩埋的浮财。那些 不该定为地主的也基本都得以纠正。纠偏之后，农民的积极性才真正调动起来。
东北地区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总的说不像关内那么紧张，因为东北地区农村劳动力一直紧张，有时地主想雇个好劳动力也不容易，对农民太狠了，老地主也不 好过。像《暴风骤雨》里韩老六那样的恶霸地主是有，但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那样。所以母亲说，地主的地是给分了，生产资料也给分了，但沈阳郊区的土改没有枪 毙地主的事，更没发生过其它地区给地主上大挂和打杀地主的事，一是因为农民对地主没那么大仇恨，二是沈阳郊区属于新解放区，搞土改的干部已经有了丰富的土 改经验，也基本能掌握政策。这个从我奶奶那也得到证实。奶奶活着的时候经常提起村里的地主老高家，说老高家的人对给他打工的三爷很仁义，过年过节或出门回来都要给三爷和我父亲送点好嚼果（好吃的），有一次打猎回来还送给我父亲一块老虎肉。那时的地主和农民和谐相处的不少，农民也不懂什么是剥削。就像现在， 虽然混蛋老板不少，但好老板也有。
母亲是城里长大的孩子，对农村的认识全是那一年的土改获得的。母亲也讲过一些土改纠偏中有趣的事。
沈阳刚解放那会，郊区还有很多自然生长的树林子，狼也很多。母亲的一个男同事，长得瘦高瘦高的，但很有力气。有一次大雪天，他一个人夜里从外村往工 作组所在的村赶，走到半路上，突然有一双手搭到他肩上。这人很激灵，马上意识到是狼在后面，所以他头都不敢回，猛的一申手就把趴在肩上的那头狼给紧紧按在 自己的后脖子上。他就这么背着那只狼一口走了八里多路，等走进工作组的屋子时，把大家吓了一条。大个子还大声叫着，快拿家伙事，把这狼打死啊。胆大的过去 一看，发现狼已经死了。可大个子的手却因长时间紧张怎么也松不开了，大家费了很大劲，才把他的手掰开了。
还有一个事也挺逗。那时的农村还很落后，很多人都没有内衣内裤，晚上睡觉也是裸睡。母亲的工作组经常在一个村支书家开会，大家分坐在炕沿和地下的小 板凳上，支书的老婆也不管你们开不开会，自顾自地在炕头睡自己的觉。这边开会，她打呼噜，还时不时地把屁股拱出被窝。母亲那时是个小姑娘，一看她漏出屁股 就赶紧给她盖上，可一会她翻个身又露出来了，弄得母亲都不好意思了，就紧忙给她盖被子。再瞅瞅屋里的人，大家都像没看见似的见怪不怪。
土改纠偏那段时间，是母亲初入社会，建立三观的时期。母亲老了之后，每当说起过去的日子，总说最让她怀念的是五七年前那段日子，因为她那些同志们都那么好，相互之间感情真挚淳朴，整个国家也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这些和母亲一起参加工作的同志很多成了母亲一辈子的朋友。
那时的老干部一点架子也没有，因为物质欲望很低，加上供给制，干部们私心很小。当时的土改纠偏工作队还组织有土改宣传队，经常配合土改演出一些现代 剧和节目。母亲就演过《小二黑结婚》和《夫妻识字》等节目。宣传队的领导是延安时期的干部，既有艺术造诣，也有政策水平，而且还相当朴素，非常平民化。母 亲说，那时领导的家里啥都没有，进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领导的老婆也是延安时期的干部，自己怀了孩子挺个大肚子还照样跟着下乡。那时人们都是充满激情地 建设新中国。说那个时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一点不是文学性的夸张。母亲的那批人里，有的经过锻炼和延安艺术家的调教，后来就成为了专业艺术工作者。和母亲曾 在一个宣传队工作过的陆平叔叔后来成了话剧演员，退休时是沈阳话剧团的演员队队长。据说演员张良也是这样走上演艺道路的。
母亲讲，土改纠偏之后一段时间，农民真是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这在之后的抗美援朝中充分体现出来。
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的农民是做出巨大贡献的。这个贡献不仅体现在报名参军上，也体现在为志愿军提供物质支持上。母亲回忆说，当时的农民听说国家需要 军粮，都无需动员，主动把家里好吃的贡献出来，如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鸭蛋什么的都无偿地贡献出来。甚至工作组派饭，农民也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问母亲，农民给这些东西，国家给钱吗？母亲说：记不得给钱了，给也是给个以后换钱的凭证，当时是不给钱的。那个时候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是空前绝后的，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母亲讲，当时的农民都特别朴实，特别老实，也特别听指挥。抗美援朝开始后（一开始并不知道是抗美援朝），母亲和同事们在苏家屯火车站带领民工给志愿军做炒面，蒸馒头，闷大米饭，做鸡蛋甩秀汤，几百口大锅摆成一长串，母亲一个17岁的小姑娘负责指挥二百多民工，竟然是毫无差错。每当一列闷罐子军车到站后，母亲就带领民工将一袋袋的炒面、一簸箕一簸箕的大馒头和一桶桶的鸡蛋汤送到车上。车上的战士是不让下车的，战士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让说，也不让问。冬天的时候，看到一些从关内来的战士还穿着单衣，车站上的干部群众，包括民工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大衣扔进车里。
有一件事母亲到现在想起来还总是叹气。有一次母亲给军车送饭，一个女兵扒着车门问我母亲：“这是什么地方？看着很熟悉啊。”母亲一时忘了纪律，随口就说：“苏家屯。”女兵听说后，眼圈就红了。对我母亲说：“我家离这不远，是营城子的，我45年参后军就没回过家呢。”列车关门的时候，母亲看见那个女兵（也许是女军官）在抹眼泪。母亲多次说起这事，因为这个女战士的眼泪让母亲难受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母亲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女战士的样子。总说：“也不知道她是否活着回来了。“
我读过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其中有关女兵的描述每每都让我心情沉重，战争的残酷性在女兵的身上显得更为让人难以接受。女兵在战场上虽然是弱者，但其坚韧性和献身精神有时却超过男兵。抗美援朝后，母亲曾多次听过抗美援朝英模报告会。其中一次报告会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女英模主讲。说为了抢救那些尿不 出尿来的重伤员，作为卫生员的她总是用嘴去吸导尿管。母亲说听到这个事迹时非常感动，这个情节也让我记忆深刻。可惜我一下子想不起这个了不起的女兵的名字了。
当时的干群关系也非常好，高级干部也没有架子。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和市长朱其文当年就吃住在苏家屯火车车站的列车车厢里指挥调度。母亲那时年青，也不懂什么官大 官小的。有一次跟几个一般大的女同事因为好奇跑到指挥车上参观，看见车门处堆这几箱子苹果，就不管不顾地拿起来就吃。当时朱其文正在车上，看见来了一群年青人，就招呼大家吃苹果，走得时候还让他们带几个回去。母亲对朱市长的印象很好，说朱市长长得白白净净，说话和和气气，平易近人，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
那时经常有身边的人被抽调去参加志愿军的，女的很多是培训为卫生兵。因为害怕去当兵，有的人就偷着跑回了家。母亲说，什么时候都有当逃兵的。人的觉悟是不一样的。
母亲也参加过征兵动员。母亲说，虽然当时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但没有几个农民是真愿意当兵的，所以动员征兵的人就想出了一个不怎么光彩的办法。他们让前来听征兵动员的年青农民坐到炕上，然后使劲烧炕。时间久了，有的人热的受不了，就站起来说：我报名。这时母亲他们就赶紧过去给这个人带上大红花，大家鼓掌。大部分征兵都是这样征的。虽然手段不怎么样，可比国民党抓壮丁的办法还是有进步，至少当兵的感到光荣，家属也跟着光荣。
那时当然也有主动报名参军的，比如我父亲就是一个。抗美援朝正式开始的时候，父亲还在中学里。也许有点文化的人懂得国家大事，觉悟高，反正父亲背着爷爷奶奶偷着去报的名。但当时解放军征兵的政策性很强，并不是你报名就要你。父亲报名后，部队去学校调查，得知父亲是独生子后就没有接收。可征兵处的人看父亲的字写的很好，还有中学文化，就介绍我父亲去农村工作部工作，结果，父亲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工作。可在家里的爷爷不知道，还以为父亲当兵走了，一股火就病倒了。根据我奶奶后来的描述，我估计是得了脑中风。一年后，爷爷就去世了。
我们家的老邻居郭叔也是主动报名当兵的，但当时参加的是解放军。后来也被派去朝鲜，一直在连里当通讯员。所幸，完好无损地回来了。父亲，母亲的同事有很多都参加过志愿军，有时也听他们讲起朝鲜战场的事，我现在大都还能记得起来。等以后也整理一下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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