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变法图强还是因循守旧——发生在商鞅变法之前的一场激烈论辩

 

       一日，秦孝公同商鞅、甘龙、杜挚三位大臣一起研讨强国大略。他们根据当时的天下大势，探讨变法图强的必要性，最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辩。

 

       孝公：作为国君，应该时刻心系国家；作为臣子，应该多方筹划以协助国君实现治国目标。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但又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商鞅：臣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办事犹豫不决一定做不成出什么大事。”我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虑天下人会有什么议论。何况具有高度智慧的人，本来就不会被俗人所理解；具有非凡见识的人，必定会遭到一般人的非议（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於民）。俗话说得好：“愚昧的人在事情被办成后还是不知其然，而具有高度智慧的人在事情刚冒头时就成竹在胸（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老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如何开创事业，只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的乐趣（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的法书说：“抱负远大的人，不会去附和世俗之见；成就大事业的人，无须去考虑百姓的看法（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度，其出发点本来是为了百姓的利益；政策，本来就是为了便于办事。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为了国家的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为了百姓的利益，就不必去遵循旧有的政策。

       孝公：说得好！

       甘龙：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来施行教化，有智慧的人不会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施行教化，就不需费什么劲就能办成事情；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办事得心应手，百姓也安乐自在。如今如果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度，改变法度、政策来管理百姓，臣担心天下人都要非议国君了。望我君对此议慎之又慎。

       商鞅：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世俗之人所说的话。平庸的人只知道因循旧的习俗，读死书之人的眼界仅限于书本（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这两种人，只能按部就班地当官办事，而不能越过旧有的法度讨论变法大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政策各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也各有各的法度，却先后称霸诸候。所以智者能创造法度，而愚者只能受法度的制约；有作为者能改变政策，而浅陋之人只能被政策所束缚（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被旧的政策束缚的人，不能同他商讨国家大事；受旧的法度制约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我君无须再犹豫了。

       杜挚：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作用，就不要更换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度，不会造成任何差错；遵循旧的政策，不会发生任何偏差。我君对此议万请仔细斟酌。

       商鞅：以前的朝代，法度各不相同，那么我们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呢？各代帝王的政策互不因袭，我们又应该遵循哪种政策呢？伏羲、神农光管理而不杀戮，黄帝、尧、舜虽然时有杀戮但却能掌握分寸，到了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又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政策。政策和法度都应根据时势来制定，规定和政令的制订都要依据当时具体的实际情况（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所以臣认为，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汤、周武之所以称王于天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死守古代法度；殷朝、夏朝之所以灭亡，正是由于他们没能改革旧的政策。事情非常清楚，推翻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到非难；遵循旧的政策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我君对变法的事请勿再迟疑了。

       孝公：对极了！我听说从偏僻小巷出来的人喜欢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专爱纠缠细枝末节；愚昧的人所喜欢的，正是聪明人所讨厌的；狂妄自大的人所沾沾自喜的，正是真正有本事的人所鄙夷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会再被它们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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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不错。建议那些肆意攻击改革开放的毛派人士多加阅读。 -0101011- ♂ (161 bytes) () 12/22/2016 postreply 23:5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