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资质高于李政道 却成中国爱因斯坦身边的特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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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最好的学生不是李政道，是我。”这位八十五岁的老人每每谈起自己光辉的天才岁月，眼睛里还是闪着光亮。
他说这话不是空口无凭，有“中国的爱因斯坦”之称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对他这位学生的评价也是：“天资高于李振道，只是体质差。”
但多年以后，当与李振道在某次报告会上相见，这位老人在台下听着自己的同学在台上滔滔不绝的演讲，顿觉自惭形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甚至不敢多谈科研的事情，默默独自离开了。
他和李政道是同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命运转了弯，自此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呢？
从一个学术天才、束星北最好的学生，到成为背叛恩师的“告密者”，“卑鄙无耻的特务”，他为何自认尽职尽责，与人为善，最终却落得家庭破裂，执教半生连“教授”职称都求不来？
王镇皋，一直不明白。
王镇皋在山东大学时的照片。
对于王镇皋来说，山东大学应该是自己梦想的起点。
王镇阜出生于浙江前良村，19岁那年，他高分考入了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成为家乡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新中国大学生。
入学后不久的一次摸底考试，王镇皋的学霸属性展露无遗，数理化直接拿了三个一百分，震惊了整个山大，天才的名头就此坐实。
但王镇皋体质不好。因为被舅妈传染，王镇皋染上了肺痨。但当时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一天只买个馒头，更别提看病了。每天躺在隔离宿舍，感受自己的皮肤一点点化脓，直至溃烂，数着自己还有几天可以活。他就这样虚弱的等待着死神领走他，甚至从未想过能有转机。
1952年，中央颁布新令，大学生吃饭、看病都不要钱。原本以为自己得了绝症的王镇皋重拾了希望，在新政策下得以救治，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了一次重生的机会，“如果不是党，我肯定已经死了。”他笃定是党救了自己一命，“当时我认为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应该拼命为党工作。”
病好之后的王镇皋重回课堂，恰逢当时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在山东大学开课，他成了束星北的学生。束星北，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雷达之父”。24岁不到就先后拿到了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的硕士文凭，曾与爱因斯坦共事，在麻省理工等研究机构任助教，被盛赞为“中国的爱因斯坦”。
而与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相比，更加突出的是束星北的耿直甚至是偏执、敢想敢做、棱角分明的性格。据传束星北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他常从简单的实例出发，深入浅出的阐明理论。讲课范围无拘无束，常从物理谈到哲学，讲到激动处就索性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他还极尽严苛，对于一些朽木呆瓜的容忍度很低，甚至曾直接走向讲台打断热力学家王竹溪的报告会，上台拿起粉笔直言他的报告“漏洞百出”，全然不顾王竹溪先生的面子。
正在讲课的束星北。
这样的性格让学生既崇拜他又感到几分畏惧，能得到他的赏识，绝对不是件易事，但王镇皋做到了。
当时王镇皋只选修了束星北相对论的课，在回答问题时，王镇皋的思维敏捷，对答如流，这给束星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束星北对爱徒的偏爱也不加掩饰，让王镇皋来带有暖气的办公室学习工作，还专门给王镇皋单独开课，补上生病时耽误的课程。
这样看，王镇皋本应走自己最适合也最擅长的科研之路，但在时代的洪流中，却被虚掷了才华。
1954年，王镇皋即将从山大毕业，时任学校保卫处处长的巩念胜找到了王镇皋，对他说：“束星北是我们公安局头号控制对象，保卫工作非你不可。”。原来组织要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接近并监视公安头号监控对象束星北。“牺牲你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损失，但这项任务非你不可。别人都很难进他家的，我们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巩念胜这样劝说王镇皋。
王镇阜沉默、犹豫了，但当时的王镇皋又转念一想，这是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报恩的时候到了。更何况，巩念胜向王镇皋保证，未来的工资和支撑决不低于同届同学。
王镇皋决定接受组织给他的任务，而命运的轨迹从这一刻开始发生了偏移。
王镇阜不仅要留意束星北的言论、行动、思想动向，还要观察学校里其他老师的思想状况，并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向巩念胜汇报。
束星北在课堂上的高谈阔论多有不羁，这些统统都被王镇皋记录在案。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王某某曾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公开反对马列主义，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
1957年，山东省委鼓励“大鸣大放”，一向直言不讳的束星北毫无察觉这可能是“引蛇出洞”的策略，大笔一挥在山东大学民主报上刊发《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一文，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再次打倒。
这期间王镇皋再次接到任务，探望批斗会后的束星北夫妇，打探他们的心态如何。那晚束星北夫妇见老学生来探望，情绪激动，诉说了很多，甚至透露了自己家里有枪。王镇皋思考再三，还把束星北有枪的事情汇报了上去，随后束星北的枪被没收。
半年后，束星北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被派到月子水库劳动、甚至到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其后21年间这位学术界的天才无法继续科研和学术，潦倒半生。
然而，如果要说是王镇皋的汇报工作影响了束星北的人生，事实可能并不如此。且不说束星北曾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担任过要职的“前科”，在鸣放时期他在各种公开场合及报刊杂志发表的直言不讳的文章，也为批斗他提供了许多可说的“素材”。
对王镇皋来说，他对自己的工作也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自己在努力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并认为“没有哪个右派、反革命是因我造成的。”他说自己许多做法的出发点都是善意，比如汇报束星北有枪——“万一出了人命，身陷囹圄对他也不好”；他也曾汇报一起学生示威事件，而这些学生之后都被打成右派，但王镇皋认为，他的举报避免了大规模的冲突和可能的流血情况。
从1954年到1979年间，王镇皋做了26年的保密工作。这份工作分去了他太多的精力，导致他在学术和科研中的成绩平平。“教授”这个职称成为了王镇皋心里想起来就会痛的梦，而巩胜念关于职称的承诺也始终没能兑现。相比那些天资平凡却早早评上了教授的同学，王镇皋即便靠动情的长信请求自降工资来换取“教授”职称也无法如愿。
这让王镇皋觉得抬不起头。
其实，那时的王镇阜碰到不少条件不错的工作机会，但却因为工作重要被拒绝。王镇阜说：“我就是太实在了。”
1979年，王镇阜“告密者”的身份泄露，有消息称这是从王镇皋自己嘴里说出去的。同事间流传的版本是，在某次涨工资评职称时，王镇皋与学校的组织书记发生了冲突，王镇皋透露自己是为学校做出了贡献的人，是为公安工作过的。而王镇皋的说法是组织书记做了调查，有意泄密。
“不得了了，你是山东公安厅的大特务！”一时间人人都这么说。
当身边人把自己归类为“特务”时，王镇皋非常难受。私交比较好的朋友来质问他，“你竟然多年监视恩师，你可是他最为器重的学生啊！”而更多人则是避而远之。
这份“秘密”工作不仅没能让王镇阜继续科研，还成为了他两次婚姻破裂的导火索。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经不留情面的咒骂他是“卑鄙无耻的特务”。
这个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束星北的耳朵里。但除了流露出惊讶的神情外，他并未再多说什么。同年束星北被平反，终于在生命的末期回归了学术界，而这当中20余年的损失，无人能计算。一直到1983年束星北逝世，他几乎再未提到过这段往事。
王镇皋在一次采访中失声痛哭。
“如果不做特务，现在可能是个院士，家庭也不会破裂……”85岁的王镇皋喃喃自语，他去探望巩胜念时了解到，巩胜念也曾多次为他奔走教授头衔。对于今天的这一切，王镇皋哽咽着用手捂住脸，他再也崩不住，放声大哭……
多年后王镇皋时常强调束星北对他天资的评价高于李振道，但再仔细听来，更像是一声酸楚的叹息。
有人问他：做这份工作，你有没有过后悔或者内疚？
王镇阜伤心的说：“觉得很可惜，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个事情上面了。”
对于王镇阜来说，他想要的也许只是安心科研、有个一官半职的头衔，过着自己的日子。可命运弄人，前半段人生的痛苦经历似乎注定了他的“使命”，他与束星北之间的“恩怨”也就这样消散在历史长河中……
他说这话不是空口无凭，有“中国的爱因斯坦”之称的著名物理学家束星北对他这位学生的评价也是：“天资高于李振道，只是体质差。”
但多年以后，当与李振道在某次报告会上相见，这位老人在台下听着自己的同学在台上滔滔不绝的演讲，顿觉自惭形秽，“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他甚至不敢多谈科研的事情，默默独自离开了。
他和李政道是同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命运转了弯，自此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呢？
从一个学术天才、束星北最好的学生，到成为背叛恩师的“告密者”，“卑鄙无耻的特务”，他为何自认尽职尽责，与人为善，最终却落得家庭破裂，执教半生连“教授”职称都求不来？
王镇皋，一直不明白。
王镇皋在山东大学时的照片。
对于王镇皋来说，山东大学应该是自己梦想的起点。
王镇阜出生于浙江前良村，19岁那年，他高分考入了山东大学物理学院，成为家乡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新中国大学生。
入学后不久的一次摸底考试，王镇皋的学霸属性展露无遗，数理化直接拿了三个一百分，震惊了整个山大，天才的名头就此坐实。
但王镇皋体质不好。因为被舅妈传染，王镇皋染上了肺痨。但当时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一天只买个馒头，更别提看病了。每天躺在隔离宿舍，感受自己的皮肤一点点化脓，直至溃烂，数着自己还有几天可以活。他就这样虚弱的等待着死神领走他，甚至从未想过能有转机。
1952年，中央颁布新令，大学生吃饭、看病都不要钱。原本以为自己得了绝症的王镇皋重拾了希望，在新政策下得以救治，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了一次重生的机会，“如果不是党，我肯定已经死了。”他笃定是党救了自己一命，“当时我认为党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我应该拼命为党工作。”
病好之后的王镇皋重回课堂，恰逢当时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束星北在山东大学开课，他成了束星北的学生。束星北，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雷达之父”。24岁不到就先后拿到了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的硕士文凭，曾与爱因斯坦共事，在麻省理工等研究机构任助教，被盛赞为“中国的爱因斯坦”。
而与如此突出的学术成就相比，更加突出的是束星北的耿直甚至是偏执、敢想敢做、棱角分明的性格。据传束星北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他常从简单的实例出发，深入浅出的阐明理论。讲课范围无拘无束，常从物理谈到哲学，讲到激动处就索性坐在课桌上高谈阔论。他还极尽严苛，对于一些朽木呆瓜的容忍度很低，甚至曾直接走向讲台打断热力学家王竹溪的报告会，上台拿起粉笔直言他的报告“漏洞百出”，全然不顾王竹溪先生的面子。
正在讲课的束星北。
这样的性格让学生既崇拜他又感到几分畏惧，能得到他的赏识，绝对不是件易事，但王镇皋做到了。
当时王镇皋只选修了束星北相对论的课，在回答问题时，王镇皋的思维敏捷，对答如流，这给束星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束星北对爱徒的偏爱也不加掩饰，让王镇皋来带有暖气的办公室学习工作，还专门给王镇皋单独开课，补上生病时耽误的课程。
这样看，王镇皋本应走自己最适合也最擅长的科研之路，但在时代的洪流中，却被虚掷了才华。
1954年，王镇皋即将从山大毕业，时任学校保卫处处长的巩念胜找到了王镇皋，对他说：“束星北是我们公安局头号控制对象，保卫工作非你不可。”。原来组织要交给他一项艰巨的任务——接近并监视公安头号监控对象束星北。“牺牲你对于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损失，但这项任务非你不可。别人都很难进他家的，我们万不得已只能牺牲你。”巩念胜这样劝说王镇皋。
王镇阜沉默、犹豫了，但当时的王镇皋又转念一想，这是党交给自己的任务，报恩的时候到了。更何况，巩念胜向王镇皋保证，未来的工资和支撑决不低于同届同学。
王镇皋决定接受组织给他的任务，而命运的轨迹从这一刻开始发生了偏移。
王镇阜不仅要留意束星北的言论、行动、思想动向，还要观察学校里其他老师的思想状况，并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向巩念胜汇报。
束星北在课堂上的高谈阔论多有不羁，这些统统都被王镇皋记录在案。
《束星北档案》中记载，王某某曾揭发束星北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公开反对马列主义，说哲学是玄学，辩证唯物论是骗人的。
1957年，山东省委鼓励“大鸣大放”，一向直言不讳的束星北毫无察觉这可能是“引蛇出洞”的策略，大笔一挥在山东大学民主报上刊发《生命维护宪法尊严》一文，讨论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再次打倒。
这期间王镇皋再次接到任务，探望批斗会后的束星北夫妇，打探他们的心态如何。那晚束星北夫妇见老学生来探望，情绪激动，诉说了很多，甚至透露了自己家里有枪。王镇皋思考再三，还把束星北有枪的事情汇报了上去，随后束星北的枪被没收。
半年后，束星北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被派到月子水库劳动、甚至到青岛医学院扫厕所，其后21年间这位学术界的天才无法继续科研和学术，潦倒半生。
然而，如果要说是王镇皋的汇报工作影响了束星北的人生，事实可能并不如此。且不说束星北曾在国民党军事机关担任过要职的“前科”，在鸣放时期他在各种公开场合及报刊杂志发表的直言不讳的文章，也为批斗他提供了许多可说的“素材”。
对王镇皋来说，他对自己的工作也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自己在努力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并认为“没有哪个右派、反革命是因我造成的。”他说自己许多做法的出发点都是善意，比如汇报束星北有枪——“万一出了人命，身陷囹圄对他也不好”；他也曾汇报一起学生示威事件，而这些学生之后都被打成右派，但王镇皋认为，他的举报避免了大规模的冲突和可能的流血情况。
从1954年到1979年间，王镇皋做了26年的保密工作。这份工作分去了他太多的精力，导致他在学术和科研中的成绩平平。“教授”这个职称成为了王镇皋心里想起来就会痛的梦，而巩胜念关于职称的承诺也始终没能兑现。相比那些天资平凡却早早评上了教授的同学，王镇皋即便靠动情的长信请求自降工资来换取“教授”职称也无法如愿。
这让王镇皋觉得抬不起头。
其实，那时的王镇阜碰到不少条件不错的工作机会，但却因为工作重要被拒绝。王镇阜说：“我就是太实在了。”
1979年，王镇阜“告密者”的身份泄露，有消息称这是从王镇皋自己嘴里说出去的。同事间流传的版本是，在某次涨工资评职称时，王镇皋与学校的组织书记发生了冲突，王镇皋透露自己是为学校做出了贡献的人，是为公安工作过的。而王镇皋的说法是组织书记做了调查，有意泄密。
“不得了了，你是山东公安厅的大特务！”一时间人人都这么说。
当身边人把自己归类为“特务”时，王镇皋非常难受。私交比较好的朋友来质问他，“你竟然多年监视恩师，你可是他最为器重的学生啊！”而更多人则是避而远之。
这份“秘密”工作不仅没能让王镇阜继续科研，还成为了他两次婚姻破裂的导火索。他的第二任妻子曾经不留情面的咒骂他是“卑鄙无耻的特务”。
这个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束星北的耳朵里。但除了流露出惊讶的神情外，他并未再多说什么。同年束星北被平反，终于在生命的末期回归了学术界，而这当中20余年的损失，无人能计算。一直到1983年束星北逝世，他几乎再未提到过这段往事。
王镇皋在一次采访中失声痛哭。
“如果不做特务，现在可能是个院士，家庭也不会破裂……”85岁的王镇皋喃喃自语，他去探望巩胜念时了解到，巩胜念也曾多次为他奔走教授头衔。对于今天的这一切，王镇皋哽咽着用手捂住脸，他再也崩不住，放声大哭……
多年后王镇皋时常强调束星北对他天资的评价高于李振道，但再仔细听来，更像是一声酸楚的叹息。
有人问他：做这份工作，你有没有过后悔或者内疚？
王镇阜伤心的说：“觉得很可惜，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个事情上面了。”
对于王镇阜来说，他想要的也许只是安心科研、有个一官半职的头衔，过着自己的日子。可命运弄人，前半段人生的痛苦经历似乎注定了他的“使命”，他与束星北之间的“恩怨”也就这样消散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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