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被很多人用来攻击毛泽东，此文流传甚广。但文中充斥着夸大与主观臆断。其文中最后一部分，论证了三年自然灾害并没有灾害，那三年反而是风调雨顺的。他用了一个全国平均数来证明当年风调雨顺，然而谁都知道，平均数根本不可能说明当年没有发生旱灾。当年北方大旱，但福建刮台风，下暴雨，金辉将北方大旱与南方暴雨一平均，就成了全国平均降雨量正常。以此计算，便将南方的大雨下到了北方的旱地里，成了风调雨顺。以下通过对比来分析，金辉文章的谬误。
一个叫陈东林的人，分析了当时的天气和政策情况，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历史。以下是其中的分析：
1959年至1961年，我国经历了一个“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其困难的严重程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
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严重。
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
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 ，“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王劲峰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我们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集中地区、集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农村极度缺粮的困难，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以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为12.9%、26.5%、24.4%，自然灾害的粮食减产，只占其中一部分。其余的，应该说是决策错误所致。
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江苏、山东、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11省受灾993.3万公顷，直接死亡5000余人。山东部分地区30多天里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4米。东北辽河、太子河泛滥，流量为有史以来最大，淹没辽宁、吉林等地143.7万公顷，“鞍山、本溪等地区农田、村庄受到毁灭性打击”（《灾情报告》第378、379页）。本年3—5、9月，东部和西北部发生严重霜冻灾害，波及11省区，受灾面积138.1万公顷。3—9月，还发生了由南向北推进、波及21省区的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392.26万公顷。
本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另部分地区持续干旱，给救灾带来复杂困难。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五十年汇编》第35页），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1958年全国受灾面积65571万亩，1959年98812万亩，1960年全国受灾面积92623万亩。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旱，三年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 ，“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6页）。
专家通常认为，旱灾损失占总灾害损失之比一般为50-60%（王劲峰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影响评估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年版），按照1959年旱灾占全部灾害损失比例68.8%计算，我们可以估算出，三年中因自然灾害减产的粮食数量（A）为611.5亿公斤÷68.8%＝888.8亿公斤。
这三年因旱灾粮食年均损失率（因旱灾粮食减产量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611.5亿公斤÷（1700＋1435＋1475）亿公斤＝13.26%，大大高于全国1949-1969年因旱灾粮食损失年平均率1.6--3.3%的范围。按照另一种全国不完全统计的因旱灾粮食损失量计算，这三年年均损失平均117.7亿公斤。相当1949—1959年平均33.97亿公斤的3.46倍（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办公室编：《灾害管理文库》第一卷《当代中国的自然灾害》第705、57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事实上，因为各地受灾程度不同，粮食的减产情况也不同，灾害集中和持续的地区，缺粮情况比一般地区严重得多。如湖北省工作组1962年9月3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中说，谷城、光化、襄阳三县被调查的13个遭受旱灾的大队，特别严重的，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严重的，每人每月平均4-6斤；一般的，每月10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而且，各年缺粮程度和缺粮人口也不是平均的，如1960年粮食减产最多，这年形成的缺粮人口也比上年增加68%，高达21800万。集中地区、集中年份的灾害打击，使其力度比数字所能反映出的更为严重。“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大幅度减产，无疑是非正常死亡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
因此，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农村极度缺粮的困难，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以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标准，1959、1960、1961年下降的比例为12.9%、26.5%、24.4%，自然灾害的粮食减产，只占其中一部分。其余的，应该说是决策错误所致。
据专家研究划分，我国1479—1691年和1891年—现在为干旱期，后段中，1920—1931年，1959—1963年，1972—1978年为三个灾害严重的群发时期（《灾情报告》第5页）。
然而，尽管两个时期的主客观因素十分相似，经济状况却出现了较大的不同。全国粮食产量：1959、1960、1961年分别比1958年下降11%、28.3%、26.25%。
五十年代，我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初始化阶段，粮食等农产品出口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言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品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远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于是，出现了五项错误决策。
（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取消了粮食定量，实行敞口吃饭，宣传所谓“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1958年6月，中央决定劳动力的招收、调配由省市区确定后即可执行，各地又将招工审批权层层下放。职工1960年达到5969万人，比1957年增加2868万人，城镇人口1960年达到13000万人，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全国农业劳动者人数由1957年的19310万人急剧下降到1958年的15492万人，占工农劳动者的比例由93.2%下降到77.8%（《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5页）。（三）投资和人力物力继续向工业方面倾注，排挤农业。1958年秋收未完，就将大批农村劳动力调出，参加没有计划的水利工程，抽调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人搞钢铁等其他事业。（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根据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不实估计，1958年作出了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决策，1959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为174034万亩，比1958年的191420万亩下降了9.1%，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下降9.1%，小麦播种面积下降8.5%（《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第45-49页）。按照1957年粮食亩产，等于1959年全国减少了169.5亿公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为了支持工业“大跃进”，要求各地区加大征购指标，在发现农村缺粮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强行征购。如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
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1548页）。
这样，一调出二吃光，本来就难以为继，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法”。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毛泽东对此批示予以肯定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再如2月19日，《经济消息》刊登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对桐城的调查说，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在这种错误认识支配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最高的674亿公斤和41.6亿公斤，即使到了严重遭灾的1960年，征购量和出口量仍高达510.5亿公斤和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422页）。当然，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还有一个国际原因。1960年7月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向中国逼债很紧，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1548页）。
这样，一调出二吃光，本来就难以为继，当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的情况来临，国家、集体、家庭都严重亏空。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法”。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过两个月的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已经普遍出现饥饿导致的浮肿病。到5月，已有55个村255个食堂断粮停炊。全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区实在调苦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第2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50年代，国家财政力量十分有限，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总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着眼点看，但50年代末期的浮夸风，是个严重失误。
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和进口。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50年代，国家财政力量十分有限，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口粮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总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着眼点看，但50年代末期的浮夸风，是个严重失误。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仍属非常低下程度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是在全县规模上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他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209页）。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
如8月1日，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
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报刊上反而更加宣传“有了人民公社什么自然灾害都不在话下”的“豪言壮语”。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广积粮”政策。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由国务院召开了北方8省市区抗旱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强调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情，要做长远打算。”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
1972年、1977年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14和17省区市抗旱会议。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期性工作。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平均为2.05亿元，相当60年代的3倍以上。
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术级数，而是成几何级数。
综上所述，我们对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成因，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评价立场——应当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的作用结合进行分析，否认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这三年农村粮食的减少量大致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1、因灾减产；2、因决策错误减产；3、因高征购而减少。高征购的决策源于高估产。
1958年，根据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粮食预计产量3250亿公斤计算，核定各省市自治区征购粮食计划579.5亿公斤。从表面上看，征购率17.8%比上年要少得多。但是按后来核实1958年产量只有2000亿公斤计算，净征购率（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就高达20.9%。1959-1961年三年遭受严重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而年平均净征购率反高达22.3%，大大超过1957年的17.4%。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承认自己犯了追求高指标的错误。11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购率降为17.5%。但是，已经形成了贻误救灾时机的一年时间差，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的庐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决策。
因此，我们在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时期的撰写中，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之间的关系给予结合说明。不承认决策错误，完全归结为“天灾”的说法，及否认有“三年自然灾害”，只说明“人祸”因素，甚至直接说“大跃进”饿死若干万人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
（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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