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人与现代政治（一）姚文元批判邓拓

东林党人与现代政治（一）姚文元批判邓拓

   

    东林党人的出现，是中华文化演变过程中一个独特现象。中国的启蒙理论出现于宋理学，中国的政党萌芽出现于明中晚期。明代东林党人，既是启蒙理论宋理学的载体，又是企图干预皇帝一统政治的群体。它的情结对于中国文化人，无异具有强大和深远的诱惑。东林党人的情结，甚至滲透到现代政治中。

   

    上世纪六十年代，邓拓以一首《七绝》咏东林党人：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诗韵铿铿，明代东林党人的情结跃然纸上。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 ，《人民日报》等报刊都作了转载。姚文元在文中批判邓拓，为何赞美东林党人。

 

    东林书院的创立者顾宪成（1550―1612），有一副名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姚文元谴责邓拓，利用顾宪成的这副名联，来表达他“按照其‘政治目的’行事”的夙愿。文章讥讽邓拓崇拜“封建”制度的“腐败”官僚，要求个人进行社会批评的权利，甚至提出成立一个新东林党。

　　姚文元批判邓拓，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特别寄托在被罢的“清官”，反上的“傲士”， 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身上。极力吹捧他们“自做主人，不当奴才”的“骨相”。姚文元还批判邓拓，一再推崇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东林党，十分欣赏他们“在政治上的抱负”。邓拓更严重的罪名是，号召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结成当代的“东林党”，莫发“书生空议论”，而要“关心政治”，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哪怕“头颅掷处血斑斑”，也要“力抗权奸志不移”。

 

    邓拓（1912—1966）， 福建闽侯人。 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1929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政法系，1931年转入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从事中共地下活动。邓拓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1966年5月17日深夜， 在家中自杀身亡。

 

     邓拓临死前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写给妻子丁一岚。

 

　　在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邓拓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接下来，邓拓用了不少篇幅，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

记》时的背景与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文痞”姚文元， 是“四人帮”之中，唯一一个活着走出监狱的人。

 

附姚文元文章摘录

 

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

姚文元

 

《三家村札记》的登台，则是紧接着吴晗《海瑞罢官》序。一九六一年八月，正是国内的反动阶级加紧进攻的时期，吴晗在剧本的前言中特别指明，“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积极鼓动、支持“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重新发动进攻。他在序言中得意地说到他的“朋友”如何为他出谋划策，并且声明要“抛砖引玉”，“引”出大批毒草来。接着一九六一年十月五日，《燕山夜话》中登出了一篇《事事关心》，引用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十分激动地说：这“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这副对联的意义实在是相当深长的”。东林党是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邓拓这么欣赏“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负”，是因为“反对派”引起了他内心的共鸣。很明显，邓拓觉得现在阵阵“风声、雨声”，歪风黑雨，很不平静，应当进一步施展“政治上的抱负”，“事事关心”，更加公开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了！只隔几天，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出版的邓拓主编的《前线》中，公开挂出了“三家村”的牌子，把暗地里的地下工厂变成一个公开的合伙公司，集中三家的火力，开始几期就射出了《“伟大的空话”》等等极其恶毒地攻击党中央的领导的炮弹。 

三月二十九日，冒出了一篇《为李三才辩护》。题目就很奇怪：今天并没有什么人攻击四百年前的李三才，有什么必要大声疾呼地“为李三才辩护”呢？据说，李三才“是一个正面的历史人物”，是“攻击封建黑暗政治”的大英雄。一查《明史》，不对了，这是一个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大猾积盗，广设方略，悉禽灭之”，一生血债累累。这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封建黑暗政治”服务的地主阶级走狗，一再上疏要求彻底扑灭所谓“祸乱”“巨盗”，“永保”地主阶级的天下。为这样的人物“辩护”真正的用意何在呢？ 

　　原来，李三才是一个想爬进内阁去的野心家，他因为同当时地主阶级当权派有矛盾，以“反对派”的身份不断攻击当权派，在奏疏中提出过“为民请命”的口号，在狗咬狗的矛盾中“罢”了“官”。邓拓吹捧这个“辞官”的“反对派”，把他捏造成一个大英雄，是为了借这个死人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邓拓把笔锋集中在“罢官”之后：“甚至在李三才终于退归故里以后，他们还要把‘盗皇木营建私第’等罪名，加于李三才身上”，“李三才又一再上疏，……而万历的朝廷却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所谓“不敢彻底查究这个事实”是为了影射之用而捏造的，历史上明明记载着一批官吏“往勘”。邓拓不过借此极力吹捧当时已经“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阴挠革命的人们继续查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恶活动的斗争，竭力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大力支持“罢官”之后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用“上疏”向党猖狂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