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战争的两中国战俘归国记》
如果不是偶尔读到中央电视台高级编辑张讴的博客《中国战俘归国记》，我以为这两名在印度精神院里苦捱了四十一年的中国战俘的故事会永远地埋没下去；我以为十三年过去了，这个当初曾经我感慨万千的故事会在我的记忆中麻木直至彻底的遗忘。
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0年8月1日中国建军节，印度媒体《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 报道说：印度兰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里发现1962年时中印边界战争时的两名中国战俘，当时他们已经在这家精神病院里已经呆了整整38年。印度的记者到医院里采访了一个叫马胜龙和一个叫杨家仑的前中国士兵。但他们只会微笑和做手势，根本无法说清楚自己的情况，面对38年前的那场战争，他们看上去已经麻木。
报道说，根据精神病院的记录，两个中国战俘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于1962年12月分别被入这家精神病院。后来他们在精神病院还真得了轻微精神病。因为不懂英语和印度语，他们只能呆在同一个房间里相互交流，与外界则毫无联系，他们不知道当年指挥他们作战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已去世。整整38年，两人已经几乎说不出整句的话。
报道说，印度国防部和陆军对这两个战俘居然没有一点记录。这两个被中国和印度官方遗忘多年的士兵看来只能在这个精神病院里渡过他们一生了。
印度媒体的这个报道发表后在印度国内产生很大反响，让印度政府和军方都感到尴尬。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迅速将此事报告给国内。国内也很吃惊，指示驻印度大使馆尽快核实两人的身份。
但一等又是三年。
2003年6月，经过驻印度大使馆长期的努力，加上中印两国总理在北京的会谈，印度终于决定释放这两名在精神病院里呆了41年的中国战俘。我们驻印度使馆将此释放的消息报告国内。那天我读到使馆这份报告时的感觉的是震惊。我第一次知道，41年了，我们居然还有两名战俘生活在印度的精神病院里。41年，人生最精彩、生命最亮丽的41年居然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而国内媒体对此一无所知。
多年来我们一直自豪地认为中印战争中没有被俘的中国士兵。那场战争中国打得太漂亮了。在那场中印边界战争中，我们消灭了印度军队三个旅，自己只阵亡了722人，我猜测这两位中国战俘很可能早就列入了阵亡名单。我们当时俘虏了近4000名印度官兵。当然，他们受到了中国的善待并全部谴送回国，其中有些人还去中国内地参观了一番才回印度。
1993年我作为译员第一次随团访问印度。有一天见到一位印度陆军准将，他说他上一次见到中国军人是30年前。我问他在哪里，他很诡异地笑了笑，不接我的话。我往前一数，应该是中印战争时期。
国内当时对新发现的战俘问题反应也比较很快，决定立即派员把这两名战俘接回国内安置。我们驻印度的使馆与印度方面迅速交涉，把我们的两名战俘马胜龙、杨家仑从契兰接到了使馆，然后安排他们回国。我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就是当时央视驻印度记者张讴写的个人博客，记录了两位中国战俘在驻印度大使馆的短暂生活、他对他们近距离的观察和感慨。
两位老人回国的那天，我当时的领导代表国防部去首都机场迎接他们。其中杨家仑行为言语都很正常，马胜龙的反应则有些迟缓。由于两名战俘都是四川人。我们要求成都军区派医疗组赴京接他们回四川，在他们老家的荣军院颐养天年。在机场贵宾室里看到穿军服的首长时，杨家仑向首长敬了个礼，马胜龙语言表述有困难，但他们一听到成都军区医疗组的乡音时都激动不已。
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这两位英雄归国一事并没有报道。美国的媒体《华盛顿时报》对此发过一篇报道，题为《1962年战争的两中国战俘被谴返》。这曾经让我倍感失望。我记得那天晚上和同事们一起吃饭，我曾经挺激动地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全美国都会系上黄丝带迎接他们英雄的归来，也许会有一个盛大的集会，总统会向他们授勋，好莱坞会很可能因此拍一部大片。
但是在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做，两位在异国他乡的精神病院里度过了41年的中国战士轻轻的来了，又轻轻地走了。1962年，马胜龙20岁，杨加仑24岁。两个年轻的生命走上了战场，不幸成为战俘，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1963年他们真的得了精神病，可以想象他们在陌生、冷漠的环境中面临的孤独、恐惧和绝望，不得精神病才怪。即使他们后来康复了，他们依然无处可去，就像是被判处了终生监禁。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他们真的会被彻底地遗忘，在异国他乡的监狱般的环境中渡过余生。他们41年的岁月，曾经年轻的那段生命，在弹指一挥间，随风如烟般地飘散了。
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却无人知晓。他们故事被彻底忘却，这让我至今仍倍感遗憾。我一直以为这个故事会在人间消失，没想到记者张讴不仅早就把它记录了下来，还收进了他出版的书《行走在大神中间》，他记录的那段文字真实细腻，令我感动。
（张讴的博客链接：http://blog.cntv.cn/7608054-12626.html）
但今天回首一想，好在他们终于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也许回到了亲人身边，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如果他们1962年被作战俘被谴返，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生遭遇？
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曾有过大批的志愿军战俘，他们一部分人选择去了台湾（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国民党军的战俘和起义部队成员）。那些一心向往祖国、毅然决然选择回国的战俘在回国后受到的却是歧视和迫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也有过被越南俘虏的中国战俘，他们回国过受到的是冷遇，在政审之后，被复员处理回家。
时代在进步，如今我们对战俘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懂得了人性。每一个曾经为国战斗的人都应该是国家英雄，如同这两位中国战俘。
他们是英雄吗？马胜龙和杨加仑并没有什么英雄的事迹，连他们是怎么被俘的都不知道，我只是通过印度的媒体知道他们在印度的精神病院里是怎么渡过的。
战争是残酷的，战士的生命在残酷的战争机器面前极其脆弱。但每一个鲜活生命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家庭。每一个为国家走上战场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即使他们战败成为俘虏。
黄继光、邱少云是为国牺牲的，他们本来就是英雄，本来就应该得到尊重，恰恰是那些不真实的、神化般的宣传才让他们在多年之后遭受质疑。
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更加尊重生命了。所有为国奋战过的人都应该是英雄，不管他们是否堵过枪眼，不管他们是否浴血奋战，不管他们是否放下了武器投降，只要他们没有当逃兵，没有叛变，我们应该尊重那些曾经平凡战斗的战士们。
生命是最宝贵的。
十三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两位老人目前是否还安好。
补充说明：两位老人接回国后，他们的家人并不愿意赡养他们，毕竟已经有41年的隔绝，隔代的亲情早已不在，为什么要凭遥远的亲情平添生活的负担。当地的民政部门也因为经费等原因不愿安置他们。最后经过总部机关反复协调，解决经费问题后，两位老人被安置进了当地的荣军院。他们荣军院里的生活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肯定不是我想象中的亲人团聚的美好场景。
曾经有“关爱老兵行动”的朋友想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系统寻找两位老人的下落，也没有找到。因为他们回国后未曾落户过。
他们的一生就是在没有身份中渡过的。
都说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中国战俘归国记》--- 张讴 中央电视台驻印度首席记者
马胜龙（左）与杨家仑（右）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里合影
2003年7月6日印度当地时间下午6点整，我站在新德里的帕拉姆机场出口处，忐忑地等待着两位中国老人的出现。这两位中国老人在印度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里孤独生活了四十年。他们是怎样度过那漫长的日子呢？现在他们要返回中国了，他们此刻怀着何种心情呢？6点15分钟后，一位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交官陪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他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在使馆人员的引导下，他快步走进了中国大使馆派出的专车。另一位行动迟缓，但是精神奕奕，他拄着拐杖慢慢走了过来。
从机场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只有三十分钟的车程。在去使馆的路上，前去兰契市办理老人移交手续的中国外交官黄先生和霍先生介绍说，那位身体健壮、身材高大者叫马胜龙，行动迟缓、身材矮小者叫杨家仑。我仔细地打量他们，两个人表情淡然。杨家仑不时朝窗外望上一眼。新德里天气有些阴沉，周围的景物显得十分柔和。街上车辆不多，汽车很快就到了大使馆武官处。早已等候在门口的华君铎大使和公使衔参赞郑清典先后与两位老人握手。华君铎大使动情地说，“你们回家了！”这句话令迎接的人唏嘘感叹。
两位老人来到了会客室，在场的人试图与他们交谈，他们已经四十多年没有与中国人交谈了。杨家仑难以适应这种场面，眼角有泪光，嗫嚅良久，只能说出一两个简单的字。华大使询问他老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杨家仑很吃力地想，断断续续地说，“老家在川西……家里有父母……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其他都不记得了。”大家推算了一下，倘若父母还健在的话，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马胜龙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吃饼干。他对问候没有准确反应，有几分歉意的茫然。华大使向杨家仑询问马胜龙的一些情况。杨家仑只是说，他是四川人，其他都不晓得了。曾经去中央精神病院迎接两位老人的黄先生说，马胜龙其实学东西很快。在飞机上，空中小姐给他简单比划了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带了。旁边一位印度人反复几次都没有系上，马胜龙竟然主动帮对方系上了。
使馆人员开始讨论两位老人的吃饭问题。有人说，一定要让两位老人吃上正宗的川菜。也有人建议，两位老人已经习惯了印度饮食，最好不要一下子吃太辣的饭菜。也有人提出做两碗可口的面条。人们对老人的呵护关怀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华大使说，征求一下两位老人的意见吧。杨家仑只说了三个字：“吃米饭”。武官处的厨师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老人做了四菜一汤。吃饭前，从兰契陪同老人回来的霍先生根据印度医生的嘱托，把镇静药碾碎后掺和在马胜龙的米饭里，又在上面浇上一勺菜，压住药味。印度医生曾对中方陪同人员说，马胜龙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惕性很高，从不肯吃药。杨家仑患有高血压和轻微的精神病，他可以自己服药。使馆人员给他们准备了筷子和勺子，但是两位老人已经不会用筷子了。一整天的劳顿让两位老人十分疲惫。晚饭不久，使馆人员就安排两位老人休息了。有使馆人员陪伴在隔壁，时刻准备照料他们的起居生活。
华君铎大使夫妇和使馆主要领导与两位老人合影
第二天早上3点钟，杨家仑和马胜龙就摸索着从床上爬起来，非要到外面去散步。使馆人员赶快劝说，说天亮以后再到使馆去转一转，现在雾气太重，天又黑，什么也看不见。两位老人一直坐着等到了天亮。在使馆人员的陪同下，两位老人在武官处的院子里转悠。院子里的路灯水泥柱上有五角星图案。他们一直盯着五角星，目光久久不肯离开。
吃完早饭后，使馆人员带着两位老人在使馆里散步。大使馆有成片树林和菜地，空间十分开阔。此时正是使馆人员的上班时间，人们自动站在路旁，为两位老人的到来热烈鼓掌。马胜龙突然向周围的人们行了一个军礼，人们又热烈地鼓起掌来。有人把武官处黄副武官介绍给马胜龙，说这是你的上级，你应该给他敬个礼。马胜龙竟然没有多少反应，而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人们这才意识到那个敬礼是一个下意识动作。人们陪着两位老人来到大使馆礼堂前面的草坪旁。一位使馆人员指着礼堂上高悬的国徽，对两位老人说，“这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两位老人都抬头凝视着这个图案。突然间，马胜龙又对着国徽敬了一个礼。杨家仑手柱拐杖，一直仰脸看着国徽，布满皱纹的嘴角有一丝抽搐。
印度医生曾经嘱咐迎接两位老人的使馆人员，不要让他们情绪激动，以免突发精神分裂症。于是，使馆人员连忙带领两位老人参观使馆里的菜地。杨家仑显得十分兴奋，他指着蔬菜架上一个长长的果实说，“丝瓜”。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使馆人员给他摘了一个辣椒，杨家仑竟然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看来他还保留着四川人的饮食习惯。
回到房间后，使馆里的四川老乡纷纷前来探望，用四川话与他们话家常。使馆特意给腿有残疾的杨家仑买了一根高级拐杖，但是他坚持使用一根用树枝砍成的木棍。与昨天相比，杨家仑的话明显多了，回忆起了更多的过去。他说自己曾经在西藏部队服役，自己是班长，他还记得有一位好朋友是毛排长。马胜龙一直保持着挺拔的军人姿态，对电视里播放的中国节目很感兴趣，这也是两位老人四十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国电视节目。马胜龙一直拿着遥控器，很快就学会了换频道。CCTV-6正在播出电视连续剧《烈火金刚》，两位老人看得十分认真。
明天早上两位老人就要返回祖国了。晚上9点半，使馆人员开始为他们整理行装。除了大使馆为他们准备的两个书包、两件衬衫和三包饼干外，我发现他们竟然两手空空，没有其他行李。他们表情十分平静，这种平静让我十分震惊。他们在印度生活的时间几乎等同于我的年龄。这四十年的时间，空空荡荡，却冰结了他们的所有情感和生活。两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磨蚀成了老人。四十年的光阴没有带给他们一件财物，也没有带给他们应有的天伦之乐。杨家伦手里拿着一根用树枝砍成的拐杖。这就是他四十年来的唯一财产。我从摄像机的取景器里望着这两位平静的老人，视线竟有几分模糊，这是我当记者二十多年来最难忘的场景。8月8日清晨，在使馆人员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东航MU564航班飞向了北京。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已经派人在北京国际机场迎候他们。
《印度快报》刊登的中国战俘被释放的消息
中方获得印度扣留有中国人的消息来自印度报纸的报道。2000年8月1日，《印度快报》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战俘们的遥远回忆》。这篇文章在印度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吸引了我的注意，报纸上刊登的中国老人照片让我十分震惊。我立刻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汇报此事，大使馆也注意到了这则消息，并通报给了国内有关部门。国内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大使馆尽快核实两人身份，争取早日接他们回国。
作为CCTV驻新德里的记者，我决定去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了解两位中国老人的情况。去中央精神病院采访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我向印度外交部外事司等有关部门递交了采访申请，多次向主管领导表达我的采访愿望，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正在研究”。虽然我是印度新闻局批准的驻印度记者，我担心自己过多介入可能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或者会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无助于问题早日解决，于是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方式。当我得知中印双方已经就此事开始协商后，我就一直关注印度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和进展。
没过几天，《印度快报》刊登了《比哈尔邦向中央政府送交中国战俘的报告》一文。该文章称，中国战俘事件让比哈尔邦政府和印度政府十分难堪。印度国防部和陆军司令部都没有关于这两个人的任何记录。中央内政部负责调查此事的人说，印度外交部和内政部的外国人管理局也没有这两个人的任何资料。内政部让比哈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并解释为什么中国战俘一直囚禁在精神病院里。兰契市副专员率领的调查组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印度内政部有消息说，这个报告将有助于印度与中国外交部门进行磋商。在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后，立刻释放他们。
印度方面扣留中国战俘的消息也引起了国际传媒的关注。法新社在2000年8月20日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当两位中国人被关押在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后，他们都慢慢患上精神病。印度军方情报人员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当新闻媒体披露这一事件后，一些印度党派和人士纷纷督促政府早日释放这两位中国人。兰契市的官员们说，印度政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他们并非故意拖延。由于办事效率极低，这使得失踪中国人的自由之日遥遥无期。兰契市警察局局长也表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应该早日释放他们。这样脱离家庭和社会的生活真令人悲哀。”
华君铎大使夫妇与两位中国老人交谈
2001年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先后访问印度，使得中印关系有所升温。也就在这个时候，一直负责交涉中国失踪人员的周刚大使离任，新任驻印度大使华君铎来到新德里后，很快就争取中国失踪人员尽早回国问题在大使馆里作了指示，“一定要把中国老人接回去，即使与印方谈判一百五十次也要把他们接回去。我们要让老人知道，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华大使和中国外交官利用各种机会向印度官员提到中国老人的处境。印度官员得知本国依然关押着中国失踪人员后，感到十分尴尬，并允诺催促有关部门尽早拿出处理意见。大使馆人员也主动约见印度官员。在第九次商谈中，印方终于同意释放两位中国老人。2003年7月4日，印度方面正式通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表示可以派人去兰契市把中国老人接走。大使馆指定外交官黄先生和霍先生马上行动。第二天，两位外交官坐最早的航班就赶到了兰契市。印度内政部也派出了副处长阿南德一同前往。
中国外交官赶到精神病院后立刻向院长了解了两位老人的生活、病情和治疗情况。院长介绍说，马胜龙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杨家仑的病情较轻，服药后可以进行正常思维，只是在情绪低落时容易犯病，其症状是自言自语。为了保证两位老人的情绪安定，院方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药物，主要是安神镇静药、降血压药和维生素片。在印方人员陪同下，两位中国外交官见到了中国老人，他们把从使馆带来的两件T恤衫交给了老人。两位老人抚摩T恤衫上的“龙”字。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双方开始办理交接手续。交接文件上写着：中央精神病院于2003年7月6日下午，把两位中国公民杨家仑和马胜龙移交给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印度内政部副处长阿南德为交接见证人。双方交接人员都在上面签字后，各保存一份。随后，双方一起去接老人。两位老人已经换上了印方提供的旁遮普袍，静静地等待在病房里。这种长袍质地薄，透气性好。中国外交人员发现，两位老人都贴身穿上了他们带来的T恤衫，T恤衫上的“龙”字清晰地从旁遮普袍上透了出来。印度医生和护士一直把老人护送到了兰契市的机场。在中国外交官和印度官员的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IC810班机飞回了新德里。
《印度快报》在7月18日以《在兰契四十年后，中国战俘获得自由》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印度中央精神病治疗所里的克兰帕林病区的第一号房间今天空了。它的主人杨家仑（61岁）和马胜龙（65岁）在这里期盼了四十年后，终于获得了释放。兰契市副专员普拉迪普·库尔玛说，“他们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由于需要核对和确认他们的身份记录与其他资料，竟然耗费了如此漫长时间。实在令人遗憾。”
摘自《行走在大神中间》 （张讴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2000年8月1日中国建军节，印度媒体《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 报道说：印度兰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里发现1962年时中印边界战争时的两名中国战俘，当时他们已经在这家精神病院里已经呆了整整38年。印度的记者到医院里采访了一个叫马胜龙和一个叫杨家仑的前中国士兵。但他们只会微笑和做手势，根本无法说清楚自己的情况，面对38年前的那场战争，他们看上去已经麻木。
报道说，根据精神病院的记录，两个中国战俘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于1962年12月分别被入这家精神病院。后来他们在精神病院还真得了轻微精神病。因为不懂英语和印度语，他们只能呆在同一个房间里相互交流，与外界则毫无联系，他们不知道当年指挥他们作战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已去世。整整38年，两人已经几乎说不出整句的话。
报道说，印度国防部和陆军对这两个战俘居然没有一点记录。这两个被中国和印度官方遗忘多年的士兵看来只能在这个精神病院里渡过他们一生了。
印度媒体的这个报道发表后在印度国内产生很大反响，让印度政府和军方都感到尴尬。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迅速将此事报告给国内。国内也很吃惊，指示驻印度大使馆尽快核实两人的身份。
但一等又是三年。
2003年6月，经过驻印度大使馆长期的努力，加上中印两国总理在北京的会谈，印度终于决定释放这两名在精神病院里呆了41年的中国战俘。我们驻印度使馆将此释放的消息报告国内。那天我读到使馆这份报告时的感觉的是震惊。我第一次知道，41年了，我们居然还有两名战俘生活在印度的精神病院里。41年，人生最精彩、生命最亮丽的41年居然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而国内媒体对此一无所知。
多年来我们一直自豪地认为中印战争中没有被俘的中国士兵。那场战争中国打得太漂亮了。在那场中印边界战争中，我们消灭了印度军队三个旅，自己只阵亡了722人，我猜测这两位中国战俘很可能早就列入了阵亡名单。我们当时俘虏了近4000名印度官兵。当然，他们受到了中国的善待并全部谴送回国，其中有些人还去中国内地参观了一番才回印度。
1993年我作为译员第一次随团访问印度。有一天见到一位印度陆军准将，他说他上一次见到中国军人是30年前。我问他在哪里，他很诡异地笑了笑，不接我的话。我往前一数，应该是中印战争时期。
国内当时对新发现的战俘问题反应也比较很快，决定立即派员把这两名战俘接回国内安置。我们驻印度的使馆与印度方面迅速交涉，把我们的两名战俘马胜龙、杨家仑从契兰接到了使馆，然后安排他们回国。我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就是当时央视驻印度记者张讴写的个人博客，记录了两位中国战俘在驻印度大使馆的短暂生活、他对他们近距离的观察和感慨。
两位老人回国的那天，我当时的领导代表国防部去首都机场迎接他们。其中杨家仑行为言语都很正常，马胜龙的反应则有些迟缓。由于两名战俘都是四川人。我们要求成都军区派医疗组赴京接他们回四川，在他们老家的荣军院颐养天年。在机场贵宾室里看到穿军服的首长时，杨家仑向首长敬了个礼，马胜龙语言表述有困难，但他们一听到成都军区医疗组的乡音时都激动不已。
根据当时的形势，对这两位英雄归国一事并没有报道。美国的媒体《华盛顿时报》对此发过一篇报道，题为《1962年战争的两中国战俘被谴返》。这曾经让我倍感失望。我记得那天晚上和同事们一起吃饭，我曾经挺激动地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全美国都会系上黄丝带迎接他们英雄的归来，也许会有一个盛大的集会，总统会向他们授勋，好莱坞会很可能因此拍一部大片。
但是在当时，我们没有这样做，两位在异国他乡的精神病院里度过了41年的中国战士轻轻的来了，又轻轻地走了。1962年，马胜龙20岁，杨加仑24岁。两个年轻的生命走上了战场，不幸成为战俘，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1963年他们真的得了精神病，可以想象他们在陌生、冷漠的环境中面临的孤独、恐惧和绝望，不得精神病才怪。即使他们后来康复了，他们依然无处可去，就像是被判处了终生监禁。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他们真的会被彻底地遗忘，在异国他乡的监狱般的环境中渡过余生。他们41年的岁月，曾经年轻的那段生命，在弹指一挥间，随风如烟般地飘散了。
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却无人知晓。他们故事被彻底忘却，这让我至今仍倍感遗憾。我一直以为这个故事会在人间消失，没想到记者张讴不仅早就把它记录了下来，还收进了他出版的书《行走在大神中间》，他记录的那段文字真实细腻，令我感动。
（张讴的博客链接：http://blog.cntv.cn/7608054-12626.html）
但今天回首一想，好在他们终于回到祖国、回到了家乡、也许回到了亲人身边，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如果他们1962年被作战俘被谴返，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生遭遇？
当年朝鲜战争的时候曾有过大批的志愿军战俘，他们一部分人选择去了台湾（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国民党军的战俘和起义部队成员）。那些一心向往祖国、毅然决然选择回国的战俘在回国后受到的却是歧视和迫害。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也有过被越南俘虏的中国战俘，他们回国过受到的是冷遇，在政审之后，被复员处理回家。
时代在进步，如今我们对战俘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懂得了人性。每一个曾经为国战斗的人都应该是国家英雄，如同这两位中国战俘。
他们是英雄吗？马胜龙和杨加仑并没有什么英雄的事迹，连他们是怎么被俘的都不知道，我只是通过印度的媒体知道他们在印度的精神病院里是怎么渡过的。
战争是残酷的，战士的生命在残酷的战争机器面前极其脆弱。但每一个鲜活生命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家庭。每一个为国家走上战场的人都应该得到尊重，即使他们战败成为俘虏。
黄继光、邱少云是为国牺牲的，他们本来就是英雄，本来就应该得到尊重，恰恰是那些不真实的、神化般的宣传才让他们在多年之后遭受质疑。
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更加尊重生命了。所有为国奋战过的人都应该是英雄，不管他们是否堵过枪眼，不管他们是否浴血奋战，不管他们是否放下了武器投降，只要他们没有当逃兵，没有叛变，我们应该尊重那些曾经平凡战斗的战士们。
生命是最宝贵的。
十三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两位老人目前是否还安好。
补充说明：两位老人接回国后，他们的家人并不愿意赡养他们，毕竟已经有41年的隔绝，隔代的亲情早已不在，为什么要凭遥远的亲情平添生活的负担。当地的民政部门也因为经费等原因不愿安置他们。最后经过总部机关反复协调，解决经费问题后，两位老人被安置进了当地的荣军院。他们荣军院里的生活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肯定不是我想象中的亲人团聚的美好场景。
曾经有“关爱老兵行动”的朋友想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系统寻找两位老人的下落，也没有找到。因为他们回国后未曾落户过。
他们的一生就是在没有身份中渡过的。
都说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中国战俘归国记》--- 张讴 中央电视台驻印度首席记者
马胜龙（左）与杨家仑（右）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里合影
2003年7月6日印度当地时间下午6点整，我站在新德里的帕拉姆机场出口处，忐忑地等待着两位中国老人的出现。这两位中国老人在印度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里孤独生活了四十年。他们是怎样度过那漫长的日子呢？现在他们要返回中国了，他们此刻怀着何种心情呢？6点15分钟后，一位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外交官陪着一位老人走了过来。他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在使馆人员的引导下，他快步走进了中国大使馆派出的专车。另一位行动迟缓，但是精神奕奕，他拄着拐杖慢慢走了过来。
从机场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只有三十分钟的车程。在去使馆的路上，前去兰契市办理老人移交手续的中国外交官黄先生和霍先生介绍说，那位身体健壮、身材高大者叫马胜龙，行动迟缓、身材矮小者叫杨家仑。我仔细地打量他们，两个人表情淡然。杨家仑不时朝窗外望上一眼。新德里天气有些阴沉，周围的景物显得十分柔和。街上车辆不多，汽车很快就到了大使馆武官处。早已等候在门口的华君铎大使和公使衔参赞郑清典先后与两位老人握手。华君铎大使动情地说，“你们回家了！”这句话令迎接的人唏嘘感叹。
两位老人来到了会客室，在场的人试图与他们交谈，他们已经四十多年没有与中国人交谈了。杨家仑难以适应这种场面，眼角有泪光，嗫嚅良久，只能说出一两个简单的字。华大使询问他老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杨家仑很吃力地想，断断续续地说，“老家在川西……家里有父母……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其他都不记得了。”大家推算了一下，倘若父母还健在的话，也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马胜龙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吃饼干。他对问候没有准确反应，有几分歉意的茫然。华大使向杨家仑询问马胜龙的一些情况。杨家仑只是说，他是四川人，其他都不晓得了。曾经去中央精神病院迎接两位老人的黄先生说，马胜龙其实学东西很快。在飞机上，空中小姐给他简单比划了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带了。旁边一位印度人反复几次都没有系上，马胜龙竟然主动帮对方系上了。
使馆人员开始讨论两位老人的吃饭问题。有人说，一定要让两位老人吃上正宗的川菜。也有人建议，两位老人已经习惯了印度饮食，最好不要一下子吃太辣的饭菜。也有人提出做两碗可口的面条。人们对老人的呵护关怀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华大使说，征求一下两位老人的意见吧。杨家仑只说了三个字：“吃米饭”。武官处的厨师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老人做了四菜一汤。吃饭前，从兰契陪同老人回来的霍先生根据印度医生的嘱托，把镇静药碾碎后掺和在马胜龙的米饭里，又在上面浇上一勺菜，压住药味。印度医生曾对中方陪同人员说，马胜龙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惕性很高，从不肯吃药。杨家仑患有高血压和轻微的精神病，他可以自己服药。使馆人员给他们准备了筷子和勺子，但是两位老人已经不会用筷子了。一整天的劳顿让两位老人十分疲惫。晚饭不久，使馆人员就安排两位老人休息了。有使馆人员陪伴在隔壁，时刻准备照料他们的起居生活。
华君铎大使夫妇和使馆主要领导与两位老人合影
第二天早上3点钟，杨家仑和马胜龙就摸索着从床上爬起来，非要到外面去散步。使馆人员赶快劝说，说天亮以后再到使馆去转一转，现在雾气太重，天又黑，什么也看不见。两位老人一直坐着等到了天亮。在使馆人员的陪同下，两位老人在武官处的院子里转悠。院子里的路灯水泥柱上有五角星图案。他们一直盯着五角星，目光久久不肯离开。
吃完早饭后，使馆人员带着两位老人在使馆里散步。大使馆有成片树林和菜地，空间十分开阔。此时正是使馆人员的上班时间，人们自动站在路旁，为两位老人的到来热烈鼓掌。马胜龙突然向周围的人们行了一个军礼，人们又热烈地鼓起掌来。有人把武官处黄副武官介绍给马胜龙，说这是你的上级，你应该给他敬个礼。马胜龙竟然没有多少反应，而是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人们这才意识到那个敬礼是一个下意识动作。人们陪着两位老人来到大使馆礼堂前面的草坪旁。一位使馆人员指着礼堂上高悬的国徽，对两位老人说，“这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两位老人都抬头凝视着这个图案。突然间，马胜龙又对着国徽敬了一个礼。杨家仑手柱拐杖，一直仰脸看着国徽，布满皱纹的嘴角有一丝抽搐。
印度医生曾经嘱咐迎接两位老人的使馆人员，不要让他们情绪激动，以免突发精神分裂症。于是，使馆人员连忙带领两位老人参观使馆里的菜地。杨家仑显得十分兴奋，他指着蔬菜架上一个长长的果实说，“丝瓜”。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使馆人员给他摘了一个辣椒，杨家仑竟然津津有味地咀嚼起来，看来他还保留着四川人的饮食习惯。
回到房间后，使馆里的四川老乡纷纷前来探望，用四川话与他们话家常。使馆特意给腿有残疾的杨家仑买了一根高级拐杖，但是他坚持使用一根用树枝砍成的木棍。与昨天相比，杨家仑的话明显多了，回忆起了更多的过去。他说自己曾经在西藏部队服役，自己是班长，他还记得有一位好朋友是毛排长。马胜龙一直保持着挺拔的军人姿态，对电视里播放的中国节目很感兴趣，这也是两位老人四十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国电视节目。马胜龙一直拿着遥控器，很快就学会了换频道。CCTV-6正在播出电视连续剧《烈火金刚》，两位老人看得十分认真。
明天早上两位老人就要返回祖国了。晚上9点半，使馆人员开始为他们整理行装。除了大使馆为他们准备的两个书包、两件衬衫和三包饼干外，我发现他们竟然两手空空，没有其他行李。他们表情十分平静，这种平静让我十分震惊。他们在印度生活的时间几乎等同于我的年龄。这四十年的时间，空空荡荡，却冰结了他们的所有情感和生活。两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就这样被无声无息地磨蚀成了老人。四十年的光阴没有带给他们一件财物，也没有带给他们应有的天伦之乐。杨家伦手里拿着一根用树枝砍成的拐杖。这就是他四十年来的唯一财产。我从摄像机的取景器里望着这两位平静的老人，视线竟有几分模糊，这是我当记者二十多年来最难忘的场景。8月8日清晨，在使馆人员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东航MU564航班飞向了北京。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已经派人在北京国际机场迎候他们。
《印度快报》刊登的中国战俘被释放的消息
中方获得印度扣留有中国人的消息来自印度报纸的报道。2000年8月1日，《印度快报》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战俘们的遥远回忆》。这篇文章在印度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吸引了我的注意，报纸上刊登的中国老人照片让我十分震惊。我立刻向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汇报此事，大使馆也注意到了这则消息，并通报给了国内有关部门。国内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大使馆尽快核实两人身份，争取早日接他们回国。
作为CCTV驻新德里的记者，我决定去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了解两位中国老人的情况。去中央精神病院采访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我向印度外交部外事司等有关部门递交了采访申请，多次向主管领导表达我的采访愿望，对方的答复永远是“正在研究”。虽然我是印度新闻局批准的驻印度记者，我担心自己过多介入可能带来外交上的麻烦，或者会使事件变得更加复杂，无助于问题早日解决，于是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方式。当我得知中印双方已经就此事开始协商后，我就一直关注印度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和进展。
没过几天，《印度快报》刊登了《比哈尔邦向中央政府送交中国战俘的报告》一文。该文章称，中国战俘事件让比哈尔邦政府和印度政府十分难堪。印度国防部和陆军司令部都没有关于这两个人的任何记录。中央内政部负责调查此事的人说，印度外交部和内政部的外国人管理局也没有这两个人的任何资料。内政部让比哈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并解释为什么中国战俘一直囚禁在精神病院里。兰契市副专员率领的调查组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印度内政部有消息说，这个报告将有助于印度与中国外交部门进行磋商。在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后，立刻释放他们。
印度方面扣留中国战俘的消息也引起了国际传媒的关注。法新社在2000年8月20日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当两位中国人被关押在兰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后，他们都慢慢患上精神病。印度军方情报人员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当新闻媒体披露这一事件后，一些印度党派和人士纷纷督促政府早日释放这两位中国人。兰契市的官员们说，印度政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他们并非故意拖延。由于办事效率极低，这使得失踪中国人的自由之日遥遥无期。兰契市警察局局长也表示，“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应该早日释放他们。这样脱离家庭和社会的生活真令人悲哀。”
华君铎大使夫妇与两位中国老人交谈
2001年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先后访问印度，使得中印关系有所升温。也就在这个时候，一直负责交涉中国失踪人员的周刚大使离任，新任驻印度大使华君铎来到新德里后，很快就争取中国失踪人员尽早回国问题在大使馆里作了指示，“一定要把中国老人接回去，即使与印方谈判一百五十次也要把他们接回去。我们要让老人知道，祖国没有忘记他们。”华大使和中国外交官利用各种机会向印度官员提到中国老人的处境。印度官员得知本国依然关押着中国失踪人员后，感到十分尴尬，并允诺催促有关部门尽早拿出处理意见。大使馆人员也主动约见印度官员。在第九次商谈中，印方终于同意释放两位中国老人。2003年7月4日，印度方面正式通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表示可以派人去兰契市把中国老人接走。大使馆指定外交官黄先生和霍先生马上行动。第二天，两位外交官坐最早的航班就赶到了兰契市。印度内政部也派出了副处长阿南德一同前往。
中国外交官赶到精神病院后立刻向院长了解了两位老人的生活、病情和治疗情况。院长介绍说，马胜龙患有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杨家仑的病情较轻，服药后可以进行正常思维，只是在情绪低落时容易犯病，其症状是自言自语。为了保证两位老人的情绪安定，院方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药物，主要是安神镇静药、降血压药和维生素片。在印方人员陪同下，两位中国外交官见到了中国老人，他们把从使馆带来的两件T恤衫交给了老人。两位老人抚摩T恤衫上的“龙”字。
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双方开始办理交接手续。交接文件上写着：中央精神病院于2003年7月6日下午，把两位中国公民杨家仑和马胜龙移交给了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人员。印度内政部副处长阿南德为交接见证人。双方交接人员都在上面签字后，各保存一份。随后，双方一起去接老人。两位老人已经换上了印方提供的旁遮普袍，静静地等待在病房里。这种长袍质地薄，透气性好。中国外交人员发现，两位老人都贴身穿上了他们带来的T恤衫，T恤衫上的“龙”字清晰地从旁遮普袍上透了出来。印度医生和护士一直把老人护送到了兰契市的机场。在中国外交官和印度官员的陪同下，两位老人乘坐IC810班机飞回了新德里。
《印度快报》在7月18日以《在兰契四十年后，中国战俘获得自由》为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印度中央精神病治疗所里的克兰帕林病区的第一号房间今天空了。它的主人杨家仑（61岁）和马胜龙（65岁）在这里期盼了四十年后，终于获得了释放。兰契市副专员普拉迪普·库尔玛说，“他们终于获得自由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说，“由于需要核对和确认他们的身份记录与其他资料，竟然耗费了如此漫长时间。实在令人遗憾。”
摘自《行走在大神中间》 （张讴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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