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狭人多,自然灾害频繁。自然而然地会向往对亚洲大陆的征服和殖民。日本只要能够整合国内各地区的力量,不管中国政权是不是强大,总会发动对亚洲大陆的入侵。
日本对亚洲的入侵,最早是唐朝,然后是明朝,最近的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和全面抗战。上升时期的唐朝和未衰落的明朝都毫无悬念地在朝鲜粉碎日本的进攻。可见日本发动侵略只与内部的人口压力和区域整合有关,与亚洲大陆的政权强盛或衰落无关。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日本举全国之力投入的战争,整个政府,民众,和军队同心协力。整个过程中,目标明确,经济动员,军事打击,外交谈判,各方面配合的丝丝入扣,为日本争得了最大的利益。
等到了1931年,日本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向欧美出口锐减,中国也抵制日货。日本大部分人的生活处于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连报纸上出卖女儿的广告都比比皆是。日本的军力和国力远超中国,这时候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时候的东北,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东北军主力在关内。而且张学良莫名其妙的与苏联交恶,被苏军消灭几个边防旅。东北地区东北军,苏联,日本三方三足鼎立的平衡局面被打破,日军在东北一家独大。这个时候,日本的文官政府和陆军总部,海军总部还没有来得及认清东北的新局势,制定好协调一致的国家政策,日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和关东军的将校就抓住了这一个绝佳的机会,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整个东北和长城沿线。
九一八事变使得广大日本民众的扩张热情高涨,出身于中下层民众的日军中低级军官认为那些出身于贵族的文官和军部高层是日本扩张的障碍,针对政府高官的刺杀急剧升高,最终导致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兵变虽然被镇压,但是日本民众对于快速扩张的热情使得陆军部的激进派得势,进而威逼政府,日本变成彻底的军国主义。
如果仔细考虑那些被激进军国主义分子刺杀的日本文官的政策主张,就会发现这些文官和军部高层一样,支持对中国的侵略,完全不是反战分子。只不过这些文官考虑的事情多一些,强调协调经济发展和外交支持,不主张无节制的军事进攻。二二六兵变的杀戮和以后陆军部对政府的控制,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失去了平衡,失去了控制。
当然,日本的激进军国主义分子也确实是来自日本中下层民众中的精英分子,视野不足,具体事物上的才干却是不容置疑。卢沟桥七七事变的发起者们制定的计划还是非常现实,非常有节制的。没有日本文官政府和陆军部高层参与的七七事变“计划”,只是要赶走中国地方军队,二十九路军,占领日本实际控制下的华北自治政府,并挡住中央军可能的进攻。这个计划的制定非常合理,执行也非常顺利。华北眼看着就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又一个东北。
打乱这一计划的是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和蒋介石进攻常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神来之笔。这个战略把日军拖进了全面抗战的泥潭,也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代价之一就是吸引日军进攻长江中下游,造成南京过早的陷落。
当时日本最好的策略,应该是撤出上海,全力从华北进攻,以战促和,坚持蚕食中国。
不过,事后诸葛亮地批评日本的军事冒险,也是很无聊的。毕竟以当时日本远超中国的军力和国力,全面侵华的策略确实有成功的可能。历史上满清入关后没有稳扎稳打,而是穷追李自成,继而马不停蹄地打碎南明,是满清控制全国的关键。日本的真正教训,应该是文官主导的政府在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中被摧毁以后,协调有效的军国主义的政府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日本陆军和海军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彻底失败,都没有统一起来。这样一个陆海军分别军事独裁和充满国策对抗的日本,连协调一致的军事政策都没有,协调一致的外交政策就更谈不上。如果中国还未整合,日军在卢沟桥重复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没有任何困难,想要应对国共内战结束后的中国抗战热情,上海战事,和中国的全面抗战,就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