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与爱国主义

战俘与爱国主义
  
    文/ 张泽石

    摘要:他们用热血在济州岛那面五星红旗上书写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爱国主义”！但是，国家爱他们吗？

    1952年10月1日，在韩国济州岛的第八战俘营发生了一场大血案。美军在那个战俘营的10个营场里，总共监禁了六千名坚决要求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事发当场有56人遭美军枪杀、129人负重伤。重伤者送往医院后又有9人死去。此次血案的殉难者共达65人。他们被埋葬在济州岛西南角的慕瑟甫村海岸边。

    事件的起因是第八战俘营的中共地下党委“总委会”决定隆重庆祝新中国诞生三周年，准备“十.一”当天十个营场同时升起自己制作的五星红旗以表达中国战俘对祖国的忠诚。战俘营代表事先将此决定通知了美军战俘管理当局。美军总管波特纳准将告诉战俘代表：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战俘有保留自己信仰的自由，但不得对管理当局采取挑衅行动。你们可以举行庆祝节日的各种活动，但决不允许升你们的国旗，那是改变战俘营主权归属的严重挑衅！如果你们坚持这种挑衅，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以制止。

    然而十月一日清晨，济州岛第八战俘营里依然有九面五星红旗和一面朝鲜国旗傲然升空。波特纳准将立即命令布鲁克斯上尉带领部队赶到首先升旗的7号营场门口。他们只见大门紧闭，广场内空无一人，仅有战俘自己制作的那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心的旗杆顶上迎着海风猎猎作响。美军上尉随即命令装甲车撞开大门，掩护部队带着火焰喷射器强行进入营场夺取国旗。此时，全战俘营突然响起了几千人合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在山呼海啸般的国歌声中，第7号营场的上百名“护旗敢死队员”，从各自的隐蔽地点冲出来，用他们手里的帐篷杆、石块、石灰包、以及装有高温开水的铁桶等“武器”，跟全副武装的美军士兵展开了“护旗战斗”。一开始，中国勇士们的突袭行动还真的阻吓了美国大兵。但随着布鲁克斯上尉开枪的命令，随着“敢死队员”们前仆后继的肉搏厮杀，卡宾枪、机枪的子弹密集地向人群扫射了，旗杆前面倒毙的战俘愈来愈多，最后，护旗的队员主动降下了国旗、焚烧了旗子。其他九面红旗也随之降了下来，结束了这场牺牲惨重的“护旗之战”！

    朝鲜战争中我志愿军先后共有22000余人被俘。除两千多伤病员拘留在釜山伤病战俘收容所外，其余近两万人被关押在巨济岛第72、86、70、71号战俘营。1951年7月停战谈判开始后，战俘遣返问题被提上议程。中国战俘里有一些战场主动投敌的原国民党军官向美军提出停战后去台湾的哀求。美方情报机构在台湾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在日本东京对这些人进行了考察和培训，然后委任他们担任中国战俘营的俘虏官员；允许他们在战俘营内成立“国民党支部”、“反共抗俄同盟”；并为他们强力控制战俘营设立了“战俘警备队”。戴着袖标、手执警棍的“警备队员”们有权代替美军对战俘营里的“捣乱分子”进行暴力惩罚。

    为了促使更多的战俘不敢回国，美方纵容这些反共战俘强迫战俘们在要求去台湾的“请愿书”上签名、按血手印；残忍地在战俘肉身上刺刻反共标语乃至国民党党徽等等暴行。这一切遭到共产党人、亲共战俘以及众多渴望停战后回家跟亲人团聚的战俘们的强烈反抗。一场新的“国共内战”在战俘营里爆发了，没有硝烟却充满血泪。这场“国共内战”在美军战俘管理当局的直接支持下，以“国民党”势力取得大胜告终。

    1952年4月，根据板门店停战谈判双方达成的协议，美军对志愿军战俘进行了“遣返志愿甄别”。最后，有一万四千余名表示愿意去台湾，坚决要求回大陆者不到七千人。甄别结束后，美军对这两类中国战俘进行分别关押，并全部移往济州岛。愿意去台湾的一万四千人，被拘留在位于慕瑟甫的第一、二、三战俘营场。要回大陆的，近一千名伤病战俘仍留在釜山医病治伤，近六千人被监禁在位于济州岛飞机场北侧的第八战俘营。

    为了防止这些不安分的“红色中国战俘”集体闹事，在第八战俘营的大铁丝网里又圈出了10个相互隔离达100米远的小营场。但美军的隔离措施并没能阻止中国战俘们采用自己创造的“远距离体操密码通讯”保证了中共战俘营地下党组织对六千人的统一领导。因而也才有了那次十个营场同时升起国旗、同时唱起国歌的统一行动！

    “十.一惨案”发生后，第八营场全体战俘为烈士们举行了沉痛庄严的追悼会。追悼会上，六千难友齐唱了由高孓作词、莫菲作曲的纪念歌曲《十月一的红旗高高飘扬》：

    十月一的红旗高高飘扬，共产党人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敌人越残暴，我们更坚强。拳头挡住刺刀，石头抵住机枪。臂膀靠着臂膀，胸膛筑成鉄墙。保卫了我们的国旗，打击了敌人的疯狂。仇恨结成力量，血债要用血来还偿。万恶的美帝逃不脱世界人民的巨掌，新中国男儿英勇事迹天下扬。十月一的红旗高高飘扬，英勇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大家又齐唱了由张泽石作词、骆星一作曲的《挽歌》：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在苦难的日子里，你们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你们壮烈牺牲的事迹，我们永不能忘记。血债要用血来偿还，仇恨由我们来清洗。今天，我们立下誓言，誓死为你们复仇。踏着你们的血迹，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安息吧，亲爱的战友们，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着你们！

    在志愿军战俘们的强烈要求下，美军派卡车来到第八战俘营，将各营场的代表、翻译，以及祭奠烈士的挽联、花圈，送往慕瑟甫烈士墓地进行了悼念。墓地背靠青山、面向浩瀚的太平洋。在海涛的轰鸣中，难友们含泪用《十月一的红旗高高飘扬》和《挽歌》的歌声送别了烈士们的英灵。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8月开始遣返战俘。我们终于结束了战俘营的苦难生涯，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这些在战场上为了“保家卫国”浴血奋战，不幸被俘后又在战俘营里为了回归祖国拼死斗争的真诚的爱国主义者，竟然被国家定性为“变节者、“背叛者”，在党籍、军籍上遭受严重处分，更全部給予“终生控制使用”的“特嫌”对待，使得我们在随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承受了巨大磨难。

    文革结束后，我们经过三年的不懈申诉，争取到了一个给“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集团性历史冤案进行平反的《中央（1980）第74号》红头文件。我们在自己恢复党籍军籍之后，立即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了《追认在1952年“十.一惨案”中牺牲的65位护旗勇士为国家烈士》的恳切请求。

    1982年10月1日，《中国青年报》刊载了我的长文：《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济州岛上---志愿军战俘护旗勇士壮烈牺牲30周年祭》。文中歌颂了殉难者们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强烈呼吁国家追认他们为烈士。

    2000年6月，北京电视台拍摄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专题片。电视台邀请我、姜瑞溥、张达参与其中专门纪录志愿军战俘爱国斗争的《信念》一集。在飞往韩国途中，我百感交集：朝鲜战争已经跨越半个世纪了，当年战俘营那些腥风血雨的往事却历历在目，特别是那场“十.一惨案”。当中共地下党“总委会”得到波特纳准将的强硬答复后，我们预感到国庆升旗极可能是一场流血斗争，但没有人提出“停止升旗”意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和知识青年，被俘后内心最大的痛苦是那种对不起国家的羞耻感，常常有一种“用鲜血去洗刷耻辱”的冲动。尤其是在“遣返志愿甄别”后，那么多难友被迫表示愿去台湾，我们对美军当局支使叛徒残酷迫害和卑鄙陷害难友的罪行极其痛恨，更想用一次流血斗争去向世人揭露美军的残暴。

    我的眼前出现了升旗前夜大家争相报名参加“护旗敢死队”的情景，得到批准的“护旗敢死队员”都留下了《给亲人的遗书》。那时的我们何等幼稚，执迷于“舍身取义”，既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懂得珍惜难友们的生命！我还想起不久前去世的代玉书难友，他是七号营场的护旗敢死队队长。那天他的右腿被美军机枪打断，资遣回乡后几十年只能坐在街头以修鞋为生。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泽石，我好想得到政府的《残废军人证书》啊！”……

    我们抱着鲜花赶往济州岛慕瑟甫海边去寻找烈士墓地。乌云低垂、海浪汹涌，墓地的踪迹已消失殆尽。我们只得将花瓣撒进海里，面对烈士们的英灵，我哭喊着：“难友们，对不起呀，我们没有本事替你们申请下烈士证呀！”

    岁月流逝，“十.一惨案”已经过去六十四年了。我在《挽歌》里曾向殉难者说：“安息吧，亲爱的战友们，祖国和人民将永远怀念着你们！”。然而，国家至今也没有承认他们是为国牺牲的烈士；至今也没有派人去把他们的遗骸迎送回国安葬。以至于殉难者们的英魂依然流落在异国他乡！他们当年曾经怀着大爱“舍身取义”，他们用热血在济州岛那面五星红旗上书写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爱国主义”！但是，国家爱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