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巡视通报
——初评中纪委驻社科院巡视组的通报
杜 光
23日晚上看到一条微博，全文如下：“日前，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巡视组通报批评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共党史专家、该院原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指责其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等等。现年93岁的何方，曾担任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的秘书，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担任‘炎黄春秋’杂志顾问。”
我读了这条微博，不胜惊讶，当时就写了两条跟帖，一条是：“何方老是党内少有的讲真话、求真理的老党员。巡视组对他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这说明巡视组在理论上依然坚持‘秦始皇加斯大林’的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巡视组不可能正确判断什么是理论思想上的腐败，什么是真理。应该撤换！”另一条是：“巡视组的职责是检查、清除腐败现象，怎么查起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来啦？你们懂得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吗？什么也不懂，却要吠影吠声地瞎鼓噪一番，真不知羞耻为何事！”
写完两条跟帖后的第二天，我进一步感觉到，在这个事件里，隐含着十分重大的问题，在微博上写跟帖远不足以澄清是非，有必要说得更清楚一些。
巡视组的通报说何方老“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是彻头彻尾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何方老不但没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相反，他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抹去加在毛泽东头上的虚构的光环，还他以本来面目；同时，清洗了涂饰在历史上的虚无主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这一点来说，他对党，对国家，对历史，都是立了大功的，而在巡视组的通报里，反而成了他的罪状，这不是彻头彻尾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
我说何方老的大功，指的是他在《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和《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这两部著作里，详尽地记录了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揭露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所虚构的伪历史，颠覆了违背历史真实的传统观念，如惊雷一般震撼了许多党员和民众。
在1945年4月20日举行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说是由胡乔木起草，经过毛泽东多次反复修改后才定稿的，无异于毛泽东亲自撰写，所以能够作为附录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它是怎样描述遵义会议的呢？
关于遵义会议，这个决议明确无误的记载着：“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
长期以来，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已经成了全党的共识。何方老在2005年出版的《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里，劈头第一篇，就是“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彻底推翻了《决议》所说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的结论。
在这篇文章里，何方老针对“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说法，以确凿无疑的史料，说明“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以对军队的领导来说，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上成立三人军事小组，以周恩来为组长，王稼祥、毛泽东为组员。由此可知，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只是周恩来的军事助手，并没有确立对全军的领导。全军统帅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后来因周恩来有病，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来负责军事指挥。到了陕北后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但领导权力未及全军，只局限于一方面军。近两年后，同二、四两方面军会合，实现了军队的统一指挥。未几抗战爆发，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才“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
至于对全党的领导，遵义会议选举的总书记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八十 年代以来，，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文章都说会上选举张闻天“负总责”，不提他被选为总书记，就是有碍于“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这个虚无主义的历史结 论。其实，所谓“负总责”，只有陈云的《传达提纲》一个孤证。何方老举出了许多足以证明张闻天被选为总书记的材料。如邓小平在1979年8月27日的张闻天追悼会上致悼词时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杨尚昆在回忆录里说：“在遵义会议上，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伍修权也谈到：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
何方老还在书里记叙，遵义会议后几年里的中央会议，都是张闻天在他的窑洞里召开的，据有人统计，前后达137次。这些会议一般都由他主持，并由他作会议总结。当时张闻天还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起草中央的报告和决议，发表文件和指示，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听取地方党组织的汇报。这些事实，都足以表明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书记。何方老还引述史料，谈到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明君”或“有道明君”）。毛泽东有时还戏称刘英为“娘 娘”，而自封为“毛大帅”，因为他管军事。因此，在那几年里，“明君”、“娘娘”、“大帅”一类的戏谑，在当时的一些领导人和熟人的圈子里颇为流行。这也 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全党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毛泽东不但承认张闻天的领导，而且臣服于张闻天的领导。
1938年9月，王稼祥从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召开，王稼祥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此后才开始有人尊毛泽东为党的领袖，但在领导人的文章里，经常引用的还是马恩列斯的论点，没有人引用毛泽东语录。直到延安整风后，才有“拥护毛主席的领导”的说法，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他这才有了全党领导者的名分。此后，“差不多所有领导人都在文章中拥护和歌颂毛泽东的领导，开始把引证毛泽东变为写文章、作报告的常规，反而很少再引用马恩列斯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是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才开始逐步形成，经过延安整风才得以确立，并不是经过遵义会议就已经确立的。
在《党史笔记》里，何方老指出：“延安整风不能说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也说不上是什么解放思想和启蒙运动，相反是制造了个人崇拜的氛围，在思想上组织上建立起个人崇拜制度，为迄今未止的个人崇拜奠定基础。毛泽东架空政治局和书记处，另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整风的最高领导机关。毛泽东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几个报告发动整风运动，都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几篇整风报告，声讨教条主义，挖苦‘理论家’，人们一看就知道主要矛头是对着张闻天的。”由于张闻天在党内的影响，他在整风初期成为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才转到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把整风运动说成是清算王明路线，“其实这是不真实的，是建国过后才编出来的。”194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话，点出整风针对的是“王明、博古、洛甫的教条宗派”。看来，毛泽东是在制造个人崇拜和肃清张闻天和王明的影响的基础上，才确立起对全党的领导的。
何方老在记叙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的过程中，对党史上的一些误传已久的细节，也作出订正。如长征到陕北后，解决当地的肃反危机，解救高岗、刘志丹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派由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小组去处理的。张闻天还主持了刘志丹等的平反大会，并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在前线，不可能遥控指挥这件事。1935年11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电张闻天和博古，说陕北“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建议详细考查肃反中的问题。这个电报也可说明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参与解救高岗、刘志丹的过程，而许多史书回忆录却把此事归功于毛泽东，牵强附会地说他下令“刀下留人”，等等。这是党史上屡见不鲜的扩大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加强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典型例证，这应该算是历史虚无主义吧！
实事求是地考察何方老的著作，怎么也得不出“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的结论。中央纪委派到社科院的这个巡视组，却堂而皇之地在通报里把这个罪名加在何方老的头上，只能说明他们的偏见和无知。他们坚持“斯大林+秦始皇”的毛泽东思想，敌视所有同他们那些笼罩着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思想观念。这就应了列宁经常引用的那句西方谚语：“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他们正是怀着“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偏见来审视何方老的，所有才会得出那样的结论。思想如此腐朽的人，怎么能够胜任反腐败这样沉重的历史任务呢？
2016年5月25日
